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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尹清露 黄月
上个月，在TFBOYS十周年演唱会上，粉丝们的灯牌大战登上热搜。虽然这已是一项“老传统”，但这一次的battle气势却比以往更强烈。为了躲避安保检查，原先厚重的灯牌改良得愈发轻薄，甚至可以叠起来藏在手机壳里。为了确保灯牌持续亮起，有人在鞋底藏了十几节电池。在演唱会现场的照片里，红、蓝、绿三种颜色的灯牌密密麻麻，孰多孰少难分伯仲。
粉丝们的battle也延伸到了演唱会场外。在西安奥体中心旁的摊位上，贴有各家应援色的饮品一列排开，粉丝购买饮品后即可在黑板上贴下专属应援色的贴纸。贴纸的数量与粉丝的购买力直接挂钩，“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不行”的心态让饮品很快被一抢而空。
类似的行为在粉丝应援中并不少见。2016年，鹿晗的粉丝不甘应援物纪录被其他艺人粉丝超越，在演唱会上创造了“1731人共同戴鹿角（鹿角是官方应援物的名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偶像同款也是粉丝们热衷购买的产品，比如蔡徐坤曾戴过的一款售价上千元的帽子，在他发布动态的半小时内全网售罄。
TFBOYS十周年演唱会的灯牌大战不仅将粉丝应援带回了我们的视野，也将应援中最重要的角色——应援物推到了聚光灯下。粉丝们强悍的购买力在资本看来象征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但也很容易被外人解读为“疯狂”，其中不乏以“过度消费”为名展开的批判。实际上，应援不仅需要财力支持，为了抵达现场，有人要带着应援物转机多次，对体力来说也是巨大的消耗。当应援能调动起如此庞大的群体，让他们不惜付出经济、时间等成本，仅用“疯狂”这个词来解释就显得过于片面了。
以物为核心的应援文化
“应援”一词源于日语“応援”，最初指的是为体育运动选手加油。20世纪70年代，日本偶像产业开始发展，应援逐渐用来指代娱乐圈中粉丝为偶像打气的行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应援活动流传到韩国。随着偶像产业的不断壮大，韩国形成了有完备体系的应援文化。在韩流席卷世界的风潮中，应援文化也流行开来。
在应援文化中，应援物的出现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应援活动中表达情感的方式，专属的应援色和标志性的造型设计也是粉丝身份的象征。1996年，韩国第一代偶像组合H.O.T出道并迅速走红，应援色和应援物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电视剧《请回答1997》就生动地还原了应援的盛况，女主角成诗源在演唱会上激动地模仿偶像的舞蹈，在场的粉丝们都身着白色雨衣、挥舞着白色应援气球齐声高呼“HOT！HOT！”。电视剧播出之后，HOT的粉丝一度被称为“成诗源们”，这也是一个巧妙的隐喻，借助通过同色的应援物，粉丝们的身份得到了确认；在集体应援的过程中，粉丝个体间的差异消失了，转而成为一个名为“成诗源们”的统一体。
正因应援色和应援物是粉丝的象征，所以粉丝们对颜色的划分格外在意。随着韩国偶像团体不断增多，为了更好地区分不同组合，应援棒逐渐代替应援气球成为官方应援物。但是，条状的应援棒又存在着撞色的问题，因此它往往会加上代表组合的独特造型设计。2007年韩国组合BIGBANG首次使用带有造型设计的应援棒，此后，其他偶像组合和歌手也纷纷推出了带有独特标志的应援棒。后来还出现了具有同步控制功能的“中控应援棒”以及LED互动功能，粉丝们通过下载手机APP连接蓝牙便能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应援。此外，应援棒的颜色也从单色发展为渐变色，通过技术控制，应援棒可以配合着舞台的灯光、舞美设计而同步变化。
除了为偶像加油之外，应援物的另一个用途是“掰头（battle）”，这与偶像产业的运营模式有关。一个偶像组合往往有五到十名成员不等，而更大型的偶像组合——比如SNH48的成员有足足165人。成员的增多固然可以增加粉丝的覆盖率，但也面临着唯粉之间相互竞争的问题。所以，灯牌、应援棒、应援头灯等带有亮度的应援物带有更强的竞争性质，在演唱会这类较大的空间中，“灯海”成为粉丝们态度的直观体现，打造灯海意味对偶像的支持，反之粉丝们则会熄灭灯源以“黑海”表示对偶像的抵制。
识别物的统治
粉丝们的追星生活充斥着物的影子，韩剧《她的私生活》里就描绘了这种现象。女主角成德美是一个追星族，戴着应援发箍和应援棒参加偶像的演唱会、刷偶像的贴文是她的日常，此外，她的家里还摆满了印有偶像头像的抱枕、玩偶等周边，偶像的人形立牌更是必不可少。有趣的是，当母亲指责她过度沉迷于追星的时候，成德美指着家中遍及四处的针织品和石头反击道：“你是针织迷，爸爸是石头迷，我是你们的女儿真是一点也不用怀疑。”
成德美的这句话不仅指出了物是“迷（fans）”情感外化的表现，还将追星的应援物与日常爱好的物并置，消解了粉丝追星的污名。实际上，人对物的爱正是物本身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物和人有着同样的本质，因为它们都是用自身的力量来维系自己的存在，“即使是一块滚落的石头，也在努力维系着自己的运动。”因此，用物的视角来解读粉丝应援的行为也并不荒唐，应援活动中本身就存在着应援物、粉丝与应援实践的复杂关系。
应援的庞大气势是粉丝们情感凝聚的结果，然而这种凝聚并不是自然发生的，物在其中发挥了调动情绪的作用。当大家一齐挥舞着荧光棒的时候，粉丝们的情感随着光涌动起来，感染着周围人的情绪。另外，统一的应援模式不仅凝聚了共同的情感，还塑造了行动的秩序。《动员“情感”：演唱会现场的应援棒实践与对物的反思》一文指出，通过将中控应援棒与粉丝的座位号相绑定，粉丝被转化为经过编码的可控元素。统一的灯光和闪动频率让粉丝们以同一种节奏应援，无形之中改变了掰头的模式，从而“将集体行为引向一种规范化而非破坏性的状态”。
那么，是不是脱离了集体性的空间就必然会走向对战呢？其实不然，在一定的商业机制中，物建立的秩序依然存在。比如在SNH48的粉丝应援中，购买成员个人周边会计入其个人的分值，因此对于粉丝而言，与其费力对战，不如专心给偶像打投做贡献。在物与商业模式共同构筑的轨道里，粉丝们的情感朝着特定的方向涌去。
重新理解粉丝
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种由情感、技术和资本共同驱动的模式在应援中十分常见，粉丝在平台上为偶像进行数据打投便是其中一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丽丽认为，平台借助可视化的数据和排名系统征用粉丝的力量，直观的数字和竞争性的话语一方面刺激粉丝内部继续做“数据贡献”，另一方面触发了粉丝群体之间的对立和谩骂，由此产生的流量成为平台商业盈利的来源。这一粉丝应援模式被称为“生产车间”。
同样重要的还有粉丝社群的搭建，物在其中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小卡（印有爱豆个人照片的小卡片）为例，经纪公司一般不会单独出售小卡，而是随机抽取两张在专辑中捆绑出售。也正因为卡的随机性，有些粉丝抽不到自己喜欢的小卡，所以只能互相交换，在交换中社群就逐渐搭建起来，粉丝们会在社群里热情讨论偶像的最近消息、周边的购入情况，还会制作安利贴，不断向外宣传推荐自家偶像，在这个过程中粉丝群体的粘性提高了，规模也在慢慢扩大。
此外，资本打造的商业运营模式也在评估着粉丝们“称职”与否。粉丝在追星的同时也进行着想象中的社会关系互动，所以会有“亲妈粉”、“女友粉”等多重身份，这在养成系偶像中更加明显。因此，粉丝为偶像应援打投并非是完全的商业关系，而是既定社会角色下的履职。无论自身的定位是什么，亲密关系的“建立”伴随着义务要求，比如为偶像打投、氪金、应援等等，对物的消费成为粉丝判定自己是否是合格“妈粉”或“女友粉”的依据。也就是说，追星不仅是对偶像的崇拜，也是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也正因为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缺乏现实互动，认同确立的尺度依然靠靠地把控在资本构筑的物的体系之中。
粉丝投入的情感始终是偶像产业实现盈利的必要条件，不管是好胜心还是疼惜，通通都能转化为强大的购买力。如果爱意有所衰退，经纪公司还会放出一些艺人吃苦受委屈的经历让粉丝心疼（俗称“虐粉”），经过“提纯（被虐以后更爱偶像了）”的粉丝会更努力地为偶像打榜、应援、购入周边。可以说，物既是粉丝情感的载体，又是关系凝结的桥梁，同时把控着粉丝行动的秩序。
通过重新发现物的存在，粉丝的“疯狂”有了另一个维度的映照。粉丝的情感本就是偶像经济长盛不衰的核心动因，爱的浓烈程度和购买力毫无疑问地成正相关关系。这样看来，被制造的不仅是偶像，一定程度上“疯狂的粉丝”也是偶像工业运作的产物。了解这一点，或许能让我们对粉丝应援的行为给出一个更公平的评价。
参考资料：
Reckwitz, A. (2016). Practices and their affects. In The nexus of practices (pp. 126-137). Routledge.
Bennett, J.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朱丽丽 & 蔡竺言.(2022).“弹性”的毛细管作用：中国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弈与变迁. 新闻与传播研究(08),20-37+126.
黄华 & 吴越.(2022).动员“情感”：演唱会现场的应援棒实践与对物的反思. 国际新闻界(07),136-157. doi:10.13495/j.cnki.cjjc.2022.07.005.
徐婧 & 孟繁荣.(2021).数字化抚育：“妈粉”媒介实践中的“母职”再造. 新闻大学(11),59-74+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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