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考研考编求上岸，烧香盘串信玄学——若有一个宋代士人穿越来到我们这个时代，看到当今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他恐怕也会感到某种共鸣。

两宋三百余年的时间里，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两宋登科者总计约11.2万人（北宋6.1万，南宋5.1万），为历代科举登科人数之最。这是后世将宋代称为士大夫政治黄金时代的原因。

但我们往往忽略了黄金时代背后的阴影。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在《士人走向民间》一书中指出，两宋科举只有千分之一的幸运者可以金榜题名，就算金榜题名，许多人也并未走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赢家之路，而是在浩瀚的“选海”中拿着微薄的薪水，苦苦等待渺茫的升迁机会。这是迄今为止被历史研究漠视的一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为我们所熟知的苏轼、苏辙、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只是极少数才华与运气兼备的精英，他们的背后有着大量默默无闻的宋代士人。那么，当宋真宗在《劝学诗》中许下的动人前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遥不可及，宋代士人是如何寻找人生出路的？

五万人登科，五千万人落榜

为了打破贵族政治垄断，促进社会流动，获取朝廷所需的官僚人才，宋代从太宗朝开始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取士不问家世”的政策让向来与仕途无缘的平民百姓看到了希望，激励了越来越多的庶民与士人参加科举。科举也因此被视作帝制中国选贤举能的开创性制度，“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描述更多是一种对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浪漫化想象，它遮蔽了一个严酷的社会现实——大量落第的科场失意者。

根据王瑞来的史料梳理，北宋旧解额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值得注意的是，南宋领土面积相较北宋减少了1/3，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不减反增，科场竞争更加激烈。按照北宋的录取数据保守计算，南宋5.1万人登科的同时，将近5000万人次名落孙山。

仁宗朝名臣富弼曾在一篇奏疏中感叹，“自古取士，无如本朝路狭。”王瑞来认为，富弼所说的入官方式过少，实则反映的是科举制度在选拔官员中发挥的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宋代，正七品以上的中高级官员可通过荫补的方式让自己的子弟入官，少数高级官员甚至可以荫补异姓亲属或门客入官，富裕家庭也可以用钱财进纳补官。但宋代官僚选拔制度严格限制以荫补或进纳形式入官的人员升迁，这些人基本只能从事低阶官员的工作。中高级官员几乎均为科举入仕者，科举出身的含金量不言而喻。因此，除了梦想为官的平民百姓以外，不少以荫补等方式已经入官的人又去参加科举考试，让科举这条赛道更加拥挤。

在激烈的科举竞争中胜出也绝非意味着成为“人生赢家”，金榜题名之后，士人要面对的是更加激烈残酷的竞争。一般而言，进士登第时被授予的是最低级的幕职州县官，在当时被称为“选人”，而后他们要在等级严明的官僚金字塔上艰难攀登：选人-京官-升朝-员郎-正郎-卿监-侍从-散执政。选人首先要在“选海”中熬资历，王瑞来以处于选人七阶最底层的迪功郎为例说明：

“有出身者须成三考，有举主三人方可关升为县令，循入七阶选人的倒数第三级从政郎。无出身者须成四考，就是说要担任差遣满四年。如果没有举主推荐，有出身者则须干满两任成四考，无出身者则须两任成五考，方关升令录，循入从政郎。”

选人阶段虽然耗费时日，但还不算特别困难，要跳出“选海”成为京官（称为“改官”），则涉及许多士人自己难以控制的场外因素，因而格外艰巨。选人改京官，需要得到五份官员的推荐信，称为“改官状”、“举状”、“举削”或“荐剡”。得到第一份举状被称为“破白”，意为零的突破；得到第五纸被称为“合尖”，意为建塔封顶，大功告成。五份举状的撰写人身份也有要求，其中两人必须是直接上司（“本路帅抚、监司、郡守举主”）。托人写举状是一份巨大的人情，对于选人来说绝非易事。

相对而言，父辈在官场中有根基的选人有更多人脉可求助，也因此有更大的升迁几率，但王瑞来以南宋文坛四大家之一、死后赐官从二品光禄大夫的杨万里为例告诉我们，即使是朝廷高官，也要为子嗣亲属的仕途煞费苦心。王瑞来统计了杨万里文集《诚斋集》收录的351封书信，发现其中约1/3内容是他为儿子、亲属或门人请求破白、合尖等举状并请求关照，以及求得举状后的感谢信。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不太熟的人，杨万里需要先写信套近乎，建立联系，如果把这些铺垫的书信也算在内，《诚斋集》中具有请托意义的信件占到2/3以上。历仕高孝光宁四朝的政界大佬尚且要为晚辈的前途低声下气地写信求人，我们不难想象，对于那些家境贫寒、毫无根基的选人而言，改官是多么困难，金榜题名之后的失落感是多么强烈。

随着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员多阙少的矛盾也愈发突出。到北宋末年，员阙比例就达到了3：1。“冗官冗员”是宋代政治的一个突出问题，早在北宋第四朝仁宗时期，时人就有“冗官”的担忧。到了南宋，冗官问题更加严峻。大多数选人要想改官，难于上青天。雪上加霜的是，位于官僚金字塔最底层的选人俸禄很低，生活清苦，宋代官员唯有成为京官才能大幅改善经济状况。范仲淹是一个典型案例：他曾做选人广德司理参军三年，任满时连回乡的盘缠都没有，不得不把作为交通工具的马卖掉，步行返乡。但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在成为京官大理寺丞后，他一年的俸禄已经相当于2000亩土地的收入了。

用星座算命，读书不求官

综上所述，寒门士子也有公平的机会博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地位跃升，很大程度上是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浪漫神话，并不符合绝大多数亲历者的生活经验。事实是，科举考中的几率越来越小，即使成为进士，还要面对员多阙少的激烈竞争，而且很多时候这甚至不是一场“越努力，越幸运”的竞争。在前途渺茫的情况下，许多宋代士人求助于算命来获取一丝确定性。

历史学者黄博在《宋风成韵》中专门撰文讨论了流行于唐宋年间的这一现象。他指出，算命术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绝非偶然，南宋中期的官员孙应时认为，“士大夫汲汲为利与名是谋，故奔走于占。”

黄博在文献中发现了不少宋人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去算命的例子，有一个例子极富戏剧性：宋太祖时的宰相吕蒙正年轻时，曾与同窗张齐贤、王随、钱若水、刘烨等人找道士王抱一看相。王道士起初陷入沉思一言不发，经众人催促，才表示自己走南闯北到处给人看相，但从未遇到过贵人，没想到这一次遇到那么多大富大贵之人，并与众人一一道来各自的命数。之后，吕蒙正在太宗朝当上了宰相，张齐贤在真宗朝当上了宰相，王随在仁宗朝当上了宰相，钱若水在太宗朝任同知枢密院事，一一应验了王抱一的预言。

到了北宋末年，不但士子们因为前途未卜而求神问卦，连朝廷也开始相信，只有有富贵命的人才适合担任重要官职。黄博援引了周煇写于绍兴年间的回忆，徽宗朝的政和、宣和年间，朝廷任命“侍从”以上的官职（介于宰执与普通官员之间的一个中高级官员群体）之前，要先搞清楚候选人的命数吉凶才颁布正式任命诏书。

黄博在史料中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由于太多士子在考试前去算命，术士发现了这个大商机，琢磨出了不同话术，有人专挑中听的话说，凡是有士子来问必答考得中；也有人更高明，看透了科举上榜者寥寥的事实，对所有人都说不中，那么那些占大多数的落榜者事后想想，反而会对术士的“直言不讳”心生敬意。这个高明的话术甚至被沈括记录在了《梦溪笔谈》当中。如今社交网络上流传“算命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心理咨询”的说法，宋代士人听到了想必也会点头同意。

更加有趣的是，宋代士人还喜欢用星座解释自己的命运。韩愈曾在诗中感叹自己身为摩羯座命运多舛，两百年后，苏轼读了韩愈的诗后找到了共鸣，“而仆乃以磨羯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隋代，来华传法的天竺僧人那连提耶舍在翻译《大乘大方等日藏经》时也译介了“黄道十二宫”的知识。目前已知宋代最早的黄道十二宫图像，是开宝五年（972年）刊刻的佛经《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的卷首图：绘图者将东西文化中两种天文体系二十八宿星图和黄道十二宫都画在了同一张图上。就如佛教来华后面临本土化改造，西方的星座知识也被本土化改造了一番，当时的术士在进行星占推算时，会结合十二宫体系和二十八宿体系。

黄博还发现，比起八字算命术，宋代士人似乎更相信星座算命术：因为相对于八字算命，星座算命需要掌握一定天文历法和数据推算的基本知识，门槛更高，更有专业性。更重要的是，“人的命运写在星星里”这样的观念与喜言天命和历法的儒家有天然的亲近感。久而久之，宋儒甚至认为星座算命术出自儒家的六经。

但说到底，玄学只能给予一时的心理按摩，每个人终究还要直面现实，找到前进的道路。王瑞来注意到，在南宋时期，苏轼写给两个侄子的一句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得到越来越多士人的共鸣。南宋官场进一步内卷化，但地域社会强盛，商品经济发达，多数读书人扎根于地方社会发展生计，这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贵贱观念，不再一心追逐仕途、将之视为社会流动的唯一路径。

王瑞来指出，社会平民化的趋势在南宋发达的商品经济之下走得更远，南宋士人的流向也更加多元化，地处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士人可以从事的职业有很多。“知识精英不再执着地谋求走出乡里，向上发展，而注重于在地方的横向经营。入幕、为吏、教书、经商等众多职业，为士人活跃于地方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商品经济发达且文化修养被全社会尊重仰慕的宋代，很多普通文人可以以买卖诗文为生。黄博指出，“自六朝以至隋唐，文人群体的扩展，使得创作文学的人和享受文化的人也在不断地扩大，当文学的生产和享受的参与频次及参与人数扩展到足够大、足够多的时候，文学的商品化就具备实现的可能了。”他在书中举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南宋末年的诗人和评论家方回卖文敛财到肆无忌惮的地步，连市井小人酬金仅为五文钱的诗序润笔费也赚，而且因为钱少草草应付了事，常因为文章写得不好被要求退钱，以致大庭广众之下与人打架斗殴，斯文扫地。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也能看到，普通人亦会进行文学消费，这给了当时的士人谋生机会。

发达的商品经济才能让人才的出路多元化，这或许是研究“金榜题名之后”的宋代士人群体给我们带来的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