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于9月1日-9月30日公示征求意见。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颁布，2012年修订。此次修行草案中修改的内容很多，其中第34条的第二、三两项引发许多讨论：

（二）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志的；

（三）制作、传播、宣扬、散布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者言论的；

一些法律界专家学者指出，上述条款的模糊性给予执法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关于如何去界定“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定义，这就会在处罚的实际执行中带来一系列问题。

2022年夏天，一位年轻女孩身穿和服走在苏州淮海街上，被警察以寻衅滋事为由带走。网络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带走女孩的警察指责女生身穿日本和服。之后女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穿过汉服，而且还曾穿着汉服去日本拍过照片，自豪地向日本人介绍中国传统服饰。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引发诸多关注时，有网友发视频称，9月6日在武汉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穿初唐时期服装拍照时，遭工作人员三次驱赶，工作人员坚持认为她们的妆造是日本风格。如果《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通过，上述事件的当事者尽管没有“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主观恶意，仍然有可能陷入法律纠纷。

无论如何，此类事件频频在社交网络上曝出，似乎说明严守民族服装的边界已成为当下某种道德要求。可是，我们真的能用一种民族原教旨主义的眼光去看待服装吗？在这个问题上，服饰文化学者刘玲芳的《异服新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线索。

《异服新穿》指出，中日一衣带水，在两国漫长且曲折复杂的交流史中，服饰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1910-1920年代中日两国服饰文化交流达到顶峰，中国人吸收日本近代服饰文化，在国家转型期改良了本国的传统服饰，而许多日本人也穿起了中国服。她发现，“在以往有关中日两国近代服饰文化的研究中，常常会套用一个像‘服饰的近代化=服饰西化’一样的公式。然而，由于过分强调‘西化’这一词，反而忽视了中日邻国之间的相互影响。”

教育交流推动服饰变迁

清末民初日本服饰对中国服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的。1896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的第二年，清朝派出了首批13位留日学生。中国留学生的装扮在日本人看来奇特又异类，面对巨大的文化冲击，几乎每一个留日男学生都苦恼于是否保留脑后的发辫。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对此有一段很有名的记述：他在樱花盛开的上野公园看到了几位“清国留学生”速成班的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十月初三颁布了新的服制，在很多正式场合把西服提到了与长袍马褂几乎同等的地位。刘玲芳指出，受民国新服制影响最大的恐怕是海外留学生——他们终于可以从外国文明与本国传统之间的巨大冲突中解放。1910-1930年间日本报刊刊登的留日男学生照片显示，穿西服的比例显著上升，而一个更加明显的现象是，留日男学生越来越常穿日本学生服。

日本学生服由普鲁士士兵的军服设计改良而来，于1879年由日本学习院率先采用为男生制服。从外形上看，这是一种立领、有五粒单扭式纽扣、带有线袋或附有袋盖口袋的服装，由上衣与长裤组合而成。1886年，东京大学采用了这种立领、五粒金扣的制服和制帽，此后这种款式的学生服风靡全日本。刘玲芳发现，和清末留日学生相比，中华民国时期的留日学生不仅完全接受了学生服，还把它当成了一种具有优越感的服装。

学生装风潮的部分原因或许在于，1910年代以前，学生装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为改革教育颁布了“癸卯学制”，几乎照搬了日本的学制，体操成了高等教育以及各个中学校的必修科目。刘玲芳发现，清末新式学校体操课的操衣与日本学生服非常相似，她因此总结出日本学生服传入中国的顺序：日本学生服-中国新式学堂的操衣（清末）-中国各个学校男生的制服（民国时期）。

中山装的发明甚至也受到了学生服的影响。1926年，《良友》画报在孙中山去世第二年推出孙中山纪念号，刊登了一张孙中山身穿浅色制服、手持拐杖和帽子的照片，配以图说：“先生喜服学生服，今人咸称中山装。”1930年代，中山装被采纳为中华民国男性公务员的制服，并在普通民众中普及开来。

女性服饰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女留学生稍晚于男留学生，从1900年代开始赴日，日本女子学校的服饰文化深刻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女性的审美。女校规定，制服应用蓝色和藏青色的普通布料制作，“凡华丽艳色之服及绸缎奢侈之饰皆宜屏绝”。根据刘玲芳的考证，这种与传统中国女性服饰戛然不同的朴素风格被“文明新装”所继承。

“文明新装”是1920年代中国女学生所穿的一种服装，后来传播到普通女性之中，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女装。这种服装以高领上衣和黑色裙子搭配而成，不带任何华美刺绣，以白、蓝、黑三色为基础色，朴素简约。1910年，《学部奏遵拟女学服色章程（并单）》规定，“女学堂制服，冬春两季用蓝色，夏秋两季用浅蓝色，均缘以青”，且女学生不得化妆、佩戴首饰。这一规定与日本女子学校的的规定十分类似。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基本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清末已经形成的近代教育制度，民国时期女学生的服制也沿袭了清末的规定。1946年，《申报》刊登的《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之服装的演变》一文记录了“文明新装”的诞生过程：

“后来留日之风大盛，日本服装也为一般时髦女子所醉心。当时流行的衣衫是既窄且长，裙上也无绣文，其色尚玄。配上手表，椭圆的小蓝色眼镜，加以皮包和绢伞，是最时髦不过的。此由留日学生介绍而来，表示她是一个具有‘文明’思想的女子。”

1880-1920年代，中国女性之中还流行一种被称为“东洋髻”的发型。“东洋髻”是中国方面的称呼，在日本被称为“和式束发”。它由传统发髻（即“日本发”）演变而来，整体发量较多，形状像是脑后的水平状软垫，蓬松饱满。这种发型于1900年代以后在日本流行开来。

刘玲芳认为，东洋髻在普通中国妇女中流行的时期大致为1912-1920年，之后在普通妇女之间的流行逐渐减退，最终只在部分妓女中保留了下来。但东洋髻的流行范围很广，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到广东、东北都曾流行过。不仅汉族妇女一度喜爱东洋髻，蒙古族妇女也曾受之影响。刘玲芳注意到一个现象：1901-1911年，中国为发展女性教育，从日本聘用了大量教师，这些日本教师在中国的轨迹与后来东洋髻在中国流行的范围部分吻合。历史文献显示，身着异国服饰、拥有丰富知识的年轻日本女教师成为女学生钦慕模仿的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东洋髻的流行。

中国女留学生对于东洋髻流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革命家秋瑾或许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她身穿日本和服、梳着东洋髻的照片至今仍广为流传。她于1904年进入日本实践女学校学习，留学两年后归国。其弟秋宗章回忆称：“姐姐从日本回来时，穿着一身宽襟博袖紫色底子上印着白色条纹模样棉织的和服……她的头发都盘在头上，最初看的时候还以为是哪儿来的客人呢。”

中国服如何被日本人接受

1910年代以后，名为“中国趣味”的流行趋势在日本出现。日本人对中国的文化器物、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服饰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包括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内藤湖南在内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访华，撰写了以中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或游记；日本画家也开始创作以“穿中国服的女子”为题材的画作；中国研究相关团体涌现，推出许多介绍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出版物。

1920年代以后，日本舆论场中出现了一种赞美中国服饰的全新看法。中国文化评论家井上红梅在《中国服之话》中比较了西服、中国服与和服，认为以进步性评价这三种服装的话，西服第一，中国服第二，和服第三——与和服相比，中国服“曲线少直线多”，更适合人体构造。《中国人的兴趣与生活》作者奥田正男提出，中国服结合了和服与西服的优势，既实用又方便，是最优秀的服装。1927年，宝文馆出版的《适合日本人的衣食住》中更是宣称“最适合日本人的衣服就是中国服”，而且“中国服是世界上最具有文化意义的服装”。刘玲芳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国服优势论”的四个主要观点：适合任何季节、宽松舒适、威严庄重、具有文化意义。

京剧大师梅兰芳访日为中国服流行添了一把火。1919年，梅兰芳第一次率其艺术团赴日演出，在东京帝国剧场的公演场场爆满，日本文化界反响强烈。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滨田青陵等13名知名学者撰写的观后感被编辑成《品梅记》出版。1924年，梅兰芳艺术团再度访日，之后又有其他知名中国戏剧演员赴日演出。这股中国戏剧热向日本公众宣传了包括中国服饰在内的中国文化，当时一些知名歌舞伎演员身穿中国服的照片被报刊刊登，预示了中国服的潮流已开始影响日本人。

在“中国趣味”的推广方面，日本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趣味”一词由谷崎润一郎在1922年提出，之后被广泛使用。刘玲芳指出，“中国趣味”反映的其实是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在日渐西化的时代氛围中“对本国文化的一些些微的厌恶”，并因此发展出了一种回归中国文化（日本古典）的倾向。

一些对中国有憧憬、且拥有“中国趣味”的日本文人前往中国游历，其中不少人尝试了穿着中国服。1921年，20岁的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的身份被派遣到中国。在大约4个月的旅程中，他拜访了不少中国政治家和文化名人，辜鸿铭和胡适都对他身穿中国服一事印象深刻。芥川到访之时，恰逢中日关系因“二十一条”急剧恶化，他在《中国游记》中承认，自己穿着中国服“让身在北京的诸位日本人感到了麻烦”。但他没有受到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大胆穿上中国服的举动帮助他收获了中国文人的信任，胡适对他评价颇高，“（芥川）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

同一时期，中国服的魅力也征服了日本女性。日本学者池田忍指出，“进入昭和时代以后，中国服曾作为帝国大都市最前沿的流行被当时的女性所喜爱。”最早关注中国服的日本人是日本最早培养女医的机构东京女医学校的创始人吉冈弥生。1910年11月27日《读卖》朝刊第三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女子教育家恳谈会》的报道，吉冈弥生从卫生的角度给予了中国服极高评价，建议将中国服改良为适合日本人的穿着。1920年11月9日《读卖》朝刊第四版第一次刊登了日本人改良中国服的报道。1924年以后，日本女性杂志刊登的中国服相关报道突然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引发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和“中国新女性”潮流引起了日本女性的关注与钦慕——在当时的一些日本女性知识分子看来，中国妇女的服饰亦象征着她们的进步与文明，值得日本女性模仿。1922年2月24日，《朝日》朝刊第六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妇女的活跃度》的文章，文章作者鹈饲浪江写道：

“最近无论是在其他国家还是在中国，也开始流行了中西混合的服饰穿搭。看着中国女学生穿着轻便的服装阔步向前的样子，实在是让我们羡慕不已。中国妇女的生活方式也好，素质也罢，已经与世界文明接轨了，我们日本妇女也要继续努力前行方可啊。”

1926年2月，《妇女画报》第三卷第二期刊登了活跃于大正到昭和时期的著名女演员水谷八重子身穿中国服的照片。图说介绍称：“妇女们热衷的那美丽又有韵味的中国服，其实去年开始就在电影女演员之间流行了起来……”刘玲芳查阅当时的日本杂志发现，日本女性之中流行的中国服有两种，一种是由汉族女性常服改良而来的上衣下裙，另一种则是满族女性穿的旗袍类型的服装。

最早开始穿着中国服的日本女性多属于日本上流社会或精英阶层，然而在中国服潮流达到顶峰的时候，无论社会地位、年龄、性别，中国服已成为了一种大众潮流，甚至连中国风睡衣、中国风饰品也备受欢迎。刘玲芳认为，“明治时期以来，外来的服饰中除了西服，就只有中国服产生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这股潮流在1920年代末突然消退，《异服新穿》分析了其中三个原因：第一，时尚潮流本就转瞬即逝；第二，1928年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政治影响外溢到了文化交流；第三，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大萧条波及了日本时尚界，间接地提前结束了中国服的流行。

从日本学生服到中山装，从日本女校的朴素着装风格到“文明新装”，从长袍马褂和“文明新装”再到中国服，1910-1920年代中日之间服饰文化交流程度之深，令人惊讶。如刘玲芳所言，“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当时都有一部分人认识到西服其实并不适合我们亚洲人，而巧妙的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否定了本国的传统服饰。反过来，中国人青睐日本学生服，而日本人憧憬中国服，并且大家都真正地穿上了对方国家的服装。”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确认文化边界既无用又无益，文化总是在流动和吸收中不断前进。

（文中图片来自《异服新穿》，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