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骄阳伴我》开播后不久，白百何的名字就成了热搜常客，其中一条是，“白百何就没演过受气的角色”。

剧中，白百何饰演的简冰，作为一名女性导演，面对客户的歧视，果断回击，“我觉得片子拍得好坏跟性别应该没什么关系吧？”生活中，面对丈夫的“洗脑”说教，她反问，“为什么大女人就得是贤妻良母呢？如果一个词，只能形容女人，不能形容男人，那就是一种绑架，比如说贤惠。”

最近几年“白姐”的角色，无论是《我们的婚姻》里的家庭主妇，还是《欢迎光临》里的美艳空姐，人物背景差别巨大，但神奇的是，总能诞生台词金句，并且让你觉得，说金句的，就是白百何本人。

这倒不是质疑白百何“演什么都一样”，而是这类角色，本身就有一种量身定做感：“她们”往往都倔强自信，爽利洒脱，绝不闷声吃亏，也不屑占别人便宜，脸上是不遮掩的欲望与野心，却又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慢。

《失恋33天》的黄小仙，把“小妞”这个词带到了内娱，12年过去，“领路者”反而更加游刃有余。

另一个现象是，哪怕市场上也有类似角色，但提及“小妞”，依然只会想起白百何。渐渐，“白姐，内娱无代餐”的说法开始出现。

追求代餐，意味着市场需求；追而不得，意味着独特。然而，12年间，时代在变化，属于“小妞”本身的定义和视角也在变化，当我们寻找白百何接班人的时候，或许可以换个思路：

我们需要的，是“小妞的时代”，还是“时代的小妞”？

“小妞”的春天

影视范畴的“小妞”其实是个舶来词。

《失恋33天》被定义为“小妞电影”，实际上对标的是好莱坞的“小鸡电影”（chick flick）。作为好莱坞大制片厂三四十年代“女人电影”的变形，“chick flick”强调以年轻女性为主角，用幽默戏谑的轻松方式来讲述爱情。

上个世纪60年代，大量社会运动爆发，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进步思潮涌动，女性追求自立自由，“小妞电影”既带有新时代女性思潮的新奇与进步，同时，依旧保有好莱坞传统浪漫爱情的套路，在这一时期，诞生了第一部“小妞电影”《蒂凡尼的早餐》。

奥黛丽·赫本灵巧又不失优雅的风格，打破了传统女性角色娇弱的刻板印象，《窈窕淑女》《偷龙转凤》等作品让奥黛丽·赫本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级女星。

20世纪90年代，美国走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时期，社会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价值，女性的职场身份成为电影主要侧重点，在爱情线之外，强调刻画女性角色的成熟魅力，比如，《西雅图未眠夜》里安妮是一位事业有成的记者；《诺丁山》里安娜是一位红极一时的影星；《律政俏佳人》里艾丽成长为了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小妞电影”也对女性的传统美进行了质疑与挑战，相较于外貌与身材，更关注女性善良智慧的内在美。《BJ的单身日记》里，琼斯不够貌美，事业平平，却因为内在的纯真打动了两个男人。

女性外表不再刻板追求天生的夺目闪耀，而是通过剧情深入，让女性学会重拾自我。《公主日记》里高中生米娅在改造中有了自信，一步步成长为具有继承权的公主；《穿普拉达的女王》里初入职场的安迪在时尚圈经历了几次浮华考验后，找回初心。

“小妞电影”丰富了女性角色，将社会思潮中的新女性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满足了当时女性观众的情感需求，在消费时代的助力下，“小妞电影”在市场上收获成功。1993年的《西雅图未眠夜》首周末票房1725万美元，全球票房收入达到了2.2亿美元，位列年度票房第七。

票房的成功，让“小妞电影”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发挥出强大的造星优势，相继捧出梅格·瑞恩、朱莉娅·罗伯茨等一线女星。但是自“美国甜心”安妮·海瑟薇开始尝试转型，“四小花旦”之一的克里斯汀·斯图尔特主演的“暮光系列”脱离了“小妞电影”的轻喜剧风格，大量粗制滥造“伪·小妞电影”沦为低质B级片，好莱坞小妞电影开始走下坡路。

好莱坞小妞电影式微之时，国内小妞电影开始发力。2009年，章子怡主演的《非常完美》被视为中国第一部小妞电影。

《非常完美》首周末票房近3000万，连续三周蝉联票房冠军，最终票房近亿，这样的成绩让第一次尝试制片人的章子怡收获颇丰。之后，徐静蕾自导自演的《杜拉拉升职记》票房破亿，成为跻身亿元导演俱乐部的首位女性导演。

“小妞电影”的性价比让市场惊喜，一线女星纷纷入局。范冰冰的《一夜惊喜》，汤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等作品均收获不错成绩，票房破亿。

但就中国市场而言，这些由一线女星定义的作品，依然没有特别鲜明的出圈人物出现，直到《失恋33天》横空出世——2011年，《失恋33天》以890万的成本收获3亿票房，对行业的诸多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

白百何凭借此片爆红，拿下当年百花奖最佳女主角，也奠定了自己“小妞”代言人的地位。或许是翻译到中文时的变形，从“chick flick”到“小妞”，出圈的过程也伴随着刻板印象的加深：既然是“小妞”，章子怡范冰冰不行，但白百何可以。

更重要的是，白百何的票房号召力也就此打开。《分手合约》《被偷走的那五年》一部接一部票房破亿，《滚蛋吧！肿瘤君》票房更是达到5.1亿。形成对比的是，周迅两部小妞电影《我的早更女友》和《撒娇女人最好命》票房合计3.9亿，章子怡在《非常完美》后打造的同系列《非常幸运》，票房1.36亿。

甚至，从题材上看，白百何可以接的类型一点也不窄，2015年，白百何主演的《捉妖记》票房破20亿，开启了电影市场奇幻题材新一轮热潮。

从“小妞电影”开始，白百何个人票房成绩五年内大步跃进，在黄渤、王宝强等男星占据票房高位的时代，她曾是最接近百亿票房演员的第一人。

“小妞”有市场

细究白百何的“小妞”风格，绕不开“京圈”。

区别于好莱坞“美国甜心”式“小妞”，白百何风格很大程度上承袭早期“京圈”作品里的“飒蜜”。

《不见不散》的徐帆，《甲方乙方》的刘蓓，《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徐静蕾构成了早期女演员独有的一面：不吝洒脱，话锋犀利。同时，她们借用文化优势有了最早一批时尚资源，时髦穿搭更突显出了她们另类的性格。

而白百何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京圈”代表作《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之后合作的都是“京圈”代表人物，《我的青春谁做主》《家的N次方》的赵宝刚，以及《失恋33天》的滕华涛。

没有成为新一代“飒蜜”，白百何的“小妞”气质反倒凸显出来。其天然的草根性弱化了“飒蜜”的倨傲感，将都市感与生活感进行恰到好处的融合，独特的“小妞”气质，让低线城市市场有了更贴近生活的都市女性想象，用更促狭的话说，在当时，她们想象中“在大城市打拼的自己”更接近白百何，而不是徐帆徐静蕾。

一直以来，都市感是“小妞”作品必不可缺的一大要素。一线城市先锋潮流的场景设置满足了女性观众的都市想象，电影《爱出色》的宣传简介就曾直白地写到，“穿梭于梦幻般的时尚、艺术、奢华生活和上流社会”。

都市文化和都市生活营造之下，“小妞”作品的消费属性得到了极大的挖掘。在《蒂凡尼的早餐》里，奥黛丽·赫本就让奢侈品牌Tiffany进入大众视野，大幅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同样，在《杜拉拉升职记》里，Gucci、Dior、Chloe、Chanel等大量品牌出现，广告植入不断加入，立顿红茶、马自达轿车、联想电脑、诺基亚手机……在镜头上接连闪现。

“小妞电影”的都市属性要求“小妞”的时尚感变得极其重要，比如，《爱出色》里姚晨穿起40万Versace高定礼服，《杜拉拉升职记》里徐静蕾换了几套Moschino。

相较于其他“小妞”作品对于时尚感的极力塑造，白百何的戏中穿搭往往随性自然，在保留一定自我风格的时尚之余，更趋向现实都市白领，简单自然之中，不失亮眼点缀，这让她的穿搭戏里戏外都深受女性喜欢。

“小妞电影”在努力制造都市生活幻境的同时，也在塑造都市白领女性的真实生活：时刻处在身份焦虑与生存压力下，对新时代女性爱情观产生犹疑。在《失恋33天》里，黄小仙与钻石王老五魏依然就针对社会中的“拜金女”“真心女”进行了一番爱情观交流，细腻的情感描摹切中了真实的都市女性。

正如《“小妞电影”：定义 类型》一文中提到的，“这或许也是‘小妞电影’对当下中国电影最重要的贡献所在——电影现代性和摩登性的回归。”

流行文化和消费时代之间的契合，给予了“小妞电影”快速发展的机会。《201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女性就业率达到74%，拥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女性群体消费能力大幅提升，“她消费”成为市场主流，根据《中国女性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女性消费市场总值逐年上升，在2017年突破了2万亿。

与此同时，2010年中国电影市场处于上升期，年度总票房首次破百亿，“小妞电影”巨大的消费力无疑成为电影市场的助燃剂。

在这种情况下，“小妞”演员既得到资本的青睐，也深受观众的喜欢。白百何拿下Chanel中国区腕表形象大使，走入巴黎时装周；甚至在那之前，章子怡就已经凭借《非常完美》一改大众对她“强势”的判断，收获不少观众缘，吃到“小妞”红利。

“小妞”一度成为女星最爱人设。

新时代“小妞”

本质上来说，不论是“小妞电影”还是“小妞”这个词本身，都具有着强烈的时代性，这意味着，它依赖着观众在某一时期的想象，且极易随着时代风潮的变化而变化。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不论是“chick flick”还是“小妞电影”，都或多或少带着男性凝视的意味。英文名“chick flick”中的“chick”一词，是英美俚语，意将女性弱化为男性调侃挑逗的对象，带有一定贬低歧视含义。所以，用中文“小妞”这一偏向男性视角的词汇翻译，倒也算是信达雅。

观察“小妞”作品可以发现，“小妞”性格中的灵动张扬更多被弱化为男性观众可接受范围内的可爱，当超出这一阈值，“小妞”就会被贴上“男人婆”的标签，接受华丽改造。《撒娇女人最好命》里，张慧为了争夺男神，就选择接受个性改造。这样标签化的刻板塑造，让“小妞”角色大多扁平，没有足够的人物深度，只能沦为一个没有灵魂的喜剧角色。

某种程度上来说，“小妞电影”本身就是时代潮流下好莱坞塑造的一个快餐电影，女性主义抬头，便审时度势地迎合女性观众心理，利用同质化的情节、人物、妆造搭建起一个群体性幻梦。

在这样消费时尚包裹的“无菌室”里，真正的女性现实问题很难触及，即便有，也大多用喜剧的表现手法夸张化为戏剧冲突。《一夜惊喜》《有种你爱我》这类看似聚焦于女性生育焦虑的作品，实则只是借着故事放大角色的性爱场景以及恶搞笑料。

不深究两性矛盾，对于女性真实困境和现实处境模糊化处理，甚至没有对男性主导话语权进行挑战，或者对父权体制进行反思和颠覆，“小妞”作品里的“伪女性主义”在时代进步下逐渐剥离出真实面目——一定意义上，“小妞”的独立，也是男性视角、男性塑造下的独立。

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往往潜移默化影响着影视形象的改变。女性独立思潮涌起带动《甄嬛传》的爆红，“大女主”成为主流女性角色，当女性面临生活事业矛盾逐渐增大，“大女主”的虚构感被市场抛弃，《三十而已》带动现实女性群像戏成为热潮。

女性角色始终在不断前进中完善，反观“小妞”，其内里的陈旧始终无法与女性群体进步思潮适配。《北辙南辕》曾意图将“小妞”带入市场，打造成女性群像戏，但浮华的剧情设置没有带来时尚感，反而凸显出阶层傲慢，同时，“小妞”的爽快被指京圈“飒蜜”范儿再现，被嘲油腻爹气。

而如今观众对白百何“小妞”呼唤，更多是其草根性的爽快人设符合当下现实爽剧的套路，满足了观众对于“爽文女主怒怼现实不公”的期待。这也解释了《我们的婚姻》等剧，在剧作质量不佳的情况下，为何白百何还能靠着金句输出成功圈粉。

既然无法接受旧时代的“小妞”，那就由女性市场重新定义新时代“小妞”。近年都市题材领域，观众对于“社畜”小妞更有好感，《我在他乡挺好的》的周雨彤，被观众戏称内娱最有社畜感的演员，最近《装腔启示录》里的蔡文静，遭遇职场不公时的“社畜眼神”也引起了一波大众共鸣。

新时代的“小妞”同样有着不俗的时尚品味，一举一动的精致满足着女性都市幻想，不过，更多时候，人前精致，人后粗糙的真实感，是女性群体更在意的，也正在被更多地刻画。

因为衣着光鲜的背后，是面对客户纠缠、职场心机、租房困扰诸多难题，那种疲惫颓废后仍在咬牙坚持的坚韧，还原了都市白领的真实生活，而戏剧化的场景也给了所有社畜一份浅浅的希望。

可见，“小妞”作品虽然是一种影视类型，但更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文化现象。曾有人称周雨彤是白百何的接班人，然而这类头衔声量并不算大。一定意义上，“12年前的白百何”如今没有代餐、没有所谓“接班人”，换句话说，餐食的大众口味已经变化，接班的也未必是人，而是时代。

“小妞”走向陌路时，正好是“大女主”盛行的时候，“大女主”衰落之时，现实女性走入视野，不同作品的取向背后其实是社会思潮的变迁，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社会对女性的认知，也带动了女性对自我的认知。

反过来说，当白百何再次以金句输出霸屏热搜时，足以说明“小妞”并没有被市场淘汰，毕竟，多元的人物可以更好的丰富影视作品里的女性角色。

我们还是需要“小妞”，只不过定义者已在悄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