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投资、消费、进出口，被比喻为拉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但当传统的“三驾马车”失灵，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落点。在9月22日的2023年世界粤商大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演讲时指出，应该投资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和金融服务。
“从工业化以来的250多年，我们发现，投资什么都会过剩，但投资教育和科技永远不会过剩。”郑永年说。
新的“三驾马车”也指向新命题，即如何可持续开放。
尽管广东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但郑永年认为，对比其他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还是差一点”。在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外国的人口移民占40%；而在人才更加集中的硅谷，这一比重高达60%，“并不是说这40%都是人才，但足以证明我们的开放程度是不够的。”
非营利组织美国政策国家基金会于2022年7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硅谷目前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中，超过三分之二是由美国第一代移民或第二代移民创建的，包括Stripe、Brex、Instacart等顶级行业公司。郑永年提出，今天当我们说美国制造，其实“不是美国人制造，是世界的人在美国的制造。”
“美国有三大开放系统——世界上最开放的教育系统、企业系统和金融系统，缺一不可。”郑永年指出，因为三大开放系统，不仅美国自身在发展，包括发展中国家都在帮助美国发展。这也使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以来，吸引了世界最优质的深层要素，发展为世界资本、技术、人才的高地。
同样在80年代，中国也受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推动，尤其是珠三角，得益于西方技术的扩散，珠三角发展为世界的制造业主体。1987年，广东省工业产值已占全省工农业总值的79.6%。
不过，随着美国在技术上“卡脖子”、限制对中国的开放，这种情况下，郑永年提出广东“要第三次开放”。过去，广东曾两度开放，包括1840年代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次开放，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开放。两次被动和主动的开放，都推动广东和世界接轨。
第三次开放指向更深度的制度型开放。2018年，“制度型开放”被首次提出，指在原有商品流动型开放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基础上的突破，指向“规则和标准”、“规制、治理和管理”、“观念和文化”的开放。郑永年表示，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的开放条件是最好的，有“一国两制”，不同制度和体系之间的互动、开放会产生化学反应。
从新“三驾马车”出发，郑永年提出，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比照美国旧金山，在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三方面融合发展，“科研方面，香港拥有5所世界百强高校，加上珠三角的大学，可以形成中国教育体系里领先的基础科研力量。应用技术，珠三角企业有着很高的转化能力。”
无论是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合作平台，还是近期出台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都有意推动制度型开放。河套合作区提出的主要任务也与科研、转化息息相关：协同香港推动国际科技创新、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构建国际化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体措施包括建立与香港及国际全面对接的科研管理制度，采取“一线高度便利出入境”通关模式以支持科研要素跨境自由流动。
而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都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持。“能不能在广州、深圳、香港建立一个可以和华尔街、伦敦金融中心相媲美的金融中心呢？世界近代以来只有两个经济强国，一个是英国（19世纪），一个是美国（20世纪以来），没有金融中心就成为不了世界级金融强国。”郑永年称。
“如何拓展‘香港+’也是一个看点。”郑永年说道，“把香港的规则、规制、标准、管理，通过横琴、前海、南沙这三个点，以点带面扩散到整个大湾区，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他指出，香港的规则是世界的规则，具有世界性，如果能在这一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规则，包括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的行业标准，不仅能对接世界规则，还可以走向世界。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也在会上表示，从TCL、格力、美的，到华为、腾讯，再到新一代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公司，粤商迭代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是出口转内销，现在是国货先从国外市场打起再回到中国本土，以硬科技作为手段，品牌不仅是中国的品牌，而是全球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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