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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再见，姐妹你好：女性共居是新的解法吗？

今天，女性共居的实践进一步与传统的婚恋观念解绑。《拼团人生》的作者金荷娜的母亲曾在一场读书分享会上说：“这些事我都经历过了，怀孕、分娩、家务，这些都不是女人应该做的，不做也行。”

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宋珂欣
界面新闻编辑 | 尹清露黄月

“不结婚不生孩子，你老了以后怎么办？”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或不孕不育，晚年如何养老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进入婚姻或许要面对家庭分工性别化的负担，选择独居又难免对安全经济有所忧虑，近年来，不少女性开始尝试一种新解法——共居，即未婚女性或不婚女性通过自组织形式搭建一个新家庭，形成“非单身非结婚”的状态。

今年7月8日，出圈研究所联合全球社区她乡（Women Overseas）在小红书上招募15位女性在贵州共居1个月，仅过去6天，报名人数就达到上百人，招募者主页显示的女性共居空间群已经达到400余人。小红书上还出现了南京等地女性共居的成员招募信息，价值观契合是确定成员的基本要求，成员们需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和经济支出，将定期组织家庭会议、观影、运动等集体活动。讲述两位女性共居生活的《拼团人生：无关爱情的同居生活》初版于2019年，在韩国一度成为畅销书，中文译本此前也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讨论。

家庭被视为社会中的最小单位，它维系社会的生产功能，也保障了人们对于亲密的需求。女性对共居的关注和热情，意味着女性建立亲密关系的需求依然存在，她们拒绝进入的或许只是传统观念中与婚姻制度绑定的家庭。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这种新的家庭形态与传统异性恋婚姻的家庭协作有何不同？是否意味着浪漫爱的价值需要被重估？新的关系模式意味着女性在探寻亲密关系时获得了怎样的解放？

19世纪的女性共居尝试

在19世纪末的美国和英国，女性共居模式就已经出现。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女性可以进入大学就读，为自己谋求一份职业，不必依赖丈夫谋生。有些妇女转而选择与别的女性同住，她们往往是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曾在小说《波士顿人》里描绘过两位经济独立的女性共居缔结浪漫关系的故事，这种女性共居的形式因而也被称作“波士顿婚姻”（Boston Marriage）。

中国台湾地区阳明交通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副教授辜崇豪曾对《波士顿人》中的性别议题做出分析：故事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亨利·詹姆斯希望写出一个“完全是美国的故事，凸显妇女的处境以及她们的不安和焦虑”。《波士顿人》并不完全是两位志同道合的女性主义者幸福生活的故事——奧莉芙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她对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偏见十分不满；维雷娜青春稚嫩，在女性主义和父权观念之间摇摆不定。奧莉芙对维雷娜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将其视为灵魂伴侣，希望一起生活，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维雷娜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将女性主义思想传播出去。诸多文学评论者都意识到，奧莉芙对维雷娜的感情是存在利用倾向的。

情感的复杂性更深刻地展现在维雷娜的母亲身上，她对女儿与另一个女人同居的反应体现了当时女性在传统婚姻制度和新型生活模式之间的摇摆态度。作为一名妻子，维雷娜的母亲自然知道婚姻中的辛劳和痛苦，赞成女儿与一位经济状况良好的女性同住，但她也对奧莉芙下达了命令：“你不能耽误她跟别的男人结婚！”在故事结尾，维雷娜还是选择了与一名男性成婚，画面定格在她落下的一滴泪水中。

虽然奧莉芙和维雷娜的生活没能持续下去，但这种婚姻模式一度在女性学者中颇为流行。韦尔斯利学院是美国有名的女子学院，女性共居的形式在学院中较为普遍，波士顿婚姻后来又被称为“韦尔斯利婚姻”（Wellesley marriage）。直到20世纪末，美国学术界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女性在婚后必须辞去教职回归家庭。不希望学术生涯就此中断的女性学者们，通常会选择与另一位志同道合的单身女学者住在一起。历史学家莉莲·费德曼（Lillian Faderman）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19世纪末韦尔斯利学院的53名女教师里，仅有一名与男性结婚，其余大多与女性伴侣同住。

无性有爱，重在承诺

在看到一篇有关“波士顿婚姻”的文章后，新加坡作家April Lee和她的伴侣Renee决定尝试共居，她提出了柏拉图式生活伴侣关系（platonic life partnership，简称PLP）这种新的共居模式。2022年9月，Lee在TikTok上分享了和Renee一起搬到洛杉矶共居的生活，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讨论。伴侣同住并不奇怪，但是Lee解释道，她和Renee的关系并非情侣，而是“结合了友情、婚姻和多元关系（polyamory）的特质”。

这种说法并非对暧昧的矫饰，而是一种脱离了性的新型生活实践。April Lee和Renee互为对方的首要伴侣，共同承担家庭经济支出，但彼此之间不发生性关系和恋人之间的肢体接触，双方也可以跟其他人约会。

生活在加拿大的啵啵茶和夏夏看到了Lee的文章，也决定展开共居的尝试。啵啵茶在播客《噢，妈妈》中解释道：“这是一种无关爱情的、具有承诺性质的亲密关系。”当关系缔结的模式发生改变，两人就只能凭着各自的处事方式逐渐摸索，这尤其体现在矛盾的处理中。相较于恋人，共居人更像生活协作者；比起合租室友，共居人又是经过价值观筛选的亲密伙伴。在面对问题时，她们需要避免陷入以往亲密关系的相处模式，而要思考怎样沟通问题和达成一致。有时候，哪怕是一次“我会尽力调整”的表态对于问题的解决都十分重要。

沟通对于婚姻也同样重要，但婚姻的性质往往使得沟通的目的变成维持家庭的形态，而非维系关系的活力。婚姻关系受到法律保护，夫妻双方构成了社会协作和经济利益的小型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夫妻协作育儿过程中的压力、分歧与摩擦都被视为婚姻生活之必然，并被“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的观念遮蔽或压抑。

婚姻与生育不仅延续着基因，也使得财产稳定地代代相传与累积。对于选择共居的不婚女性而言，寻求志同道合的人协作生活是首要目的，因而退出共居关系也更为容易。在一段没有强制性约束的关系中，唯一需要遵循的是彼此对关系的承诺。

女性共居让我们反思浪漫爱的脆弱易逝

这段新的尝试也让Lee反思了以往亲密关系中的问题：我们有种浪漫化的倾向，好像某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切——室友、经济支柱、情感支撑、一起抚养小孩的伴侣、最好的朋友。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认为，这种“希望独一无二的你能接受我的全部”的心态其实是“将自我全部转让”，进一步来说，女性对男性的依赖被意识形态化了。

Lee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基于一种普遍但不正确的假设——浪漫的爱是最好的爱。在全球社区她乡网站上，一则讨论多元关系的贴文解读了假设的问题所在：在异性恋秩序中，如果两个人分别有了亲密关系，那她们的友谊就会被视为次要的，这种关系可以被轻易舍弃，造成亲密关系的霸权。

在张爱玲的小说《第一炉香》中，葛薇龙明知乔琪乔风流成性、品行低劣却依然与之成婚，她在饱尝辛酸后看着街边的妓女喃喃自语道：“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神户大学人文学教授滨田麻矢专攻民国时期少女小说的性别想象研究，他指出，在民国时期，自主选择婚恋对少女们有着重大意义，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被反复强调。然而，所谓的自主选择依然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因为“她们与其说是自主选择爱情，毋宁说是陷入了必须选择爱情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女性被剥夺了成为好妻子以外的其他权利。

上野千鹤子指出，在浪漫爱的话语中，爱情成为女性获得认可满足欲求的唯一方式，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献出自己的处子之身，由此形成婚姻制度中爱、性、生殖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装置系统，爱的最高价值体现在它的忠贞和长久。随着性观念的解放，性与爱的紧密关系变得松散，女性主义思潮使女性意识到浪漫小说中理想男性角色与现实男性的割裂。

在浪漫爱话语瓦解的同时，长久以来被压抑的女性亲密感情呈现出一种反弹力，它指向一种缺口——既是言语上的，也是观念上的。王安忆的小说《弟兄们》就说明了这一点，名唤“弟兄”的主人公们实为关系亲密的女性好友，在她们眼中，这段关系的意义是“我拉着你，你拉着我，才没有沉没”。三位年轻女性曾表露过对男性的失望、对婚姻的拒斥以及对彼此的真情，随着少女时代的终结，三人也各奔东西。时隔数年，三姐妹中的老大还是选择了结婚生子，在与老二重逢后矛盾爆发的那一刻，她情难自抑地说：“我是爱你的！”出人意料的是，当埋在心底的话终于说出口时，老大感到的并不是释然，而是遗憾，因为“爱这个字已经被男女媾和的浊流污染了”。

这个情节的巧妙之处在于，无论是“弟兄”的名号还是最后的真情流露，她们的言说恰恰说明了关系的无法言说。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如“弟兄”般的词，既能描绘彼此的浓厚情谊，又饱含着忠诚和义气。当这份情谊交织了重逢的欢喜、身不由己的失落和无需多言的亲密，与浪漫绑定的一个“爱”字又如何能传达心迹？

今天，女性共居的实践进一步与传统的婚恋观念解绑。《拼团人生》作者金荷娜的母亲曾在一场读书分享会上说：“这些事我都经历过了，怀孕、分娩、家务，这些都不是女人应该做的，不做也行。”对于选择不婚育的女性来说，这或许是一句莫大的宽慰。回首往昔，女性对亲密关系的渴求和实践早已存在，共居模式作为新的变体将这一重要问题重新带到我们面前——除了性以外，我们对亲密关系有怎样的期待？除了爱情以外，我们能怎样言说彼此的亲密？答案并不会立即涌现，但可喜的是，我们已在逐渐摸索并靠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