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臭虫占据了法国及周边国家的新闻头条。法国政府担心巴黎的形象正在受损，旅游业可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臭虫会引发人们对2024年奥运会期间健康和安全的质疑。

臭虫的叮咬虽然令人厌恶，但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一般在一周之内会自行消失。臭虫会定期脱落外骨骼，留下黑点形式的粪便（消化后的血液），但臭虫并不会传播疾病，所以，人们对臭虫的厌恶更多是心理上、文化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

很多昆虫学家和健康专家看到，尽管臭虫数量无疑激增，但最近的许多目击事件都是错误的。害虫防治网站 badbugs.fr的创建者Nicolas Roux de Bézieux表示，他接到许多房主打来的关于臭虫的电话，但最后发现其中有四分之三并不是臭虫。害虫防治员罗曼·莫扎德克 (Romain Morzaderc) 也称，“在99%的情况下，确实存在令人讨厌的黑色昆虫，但它们不是臭虫。”

人们对臭虫的恐慌何以至此？在《体无完肤：我们与害虫的战争，一部社会和文化史》一书中，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丽莎·T.萨拉索恩（Lisa T. Sarasohn）看到，臭虫能够“摧毁一切障碍——人与动物、身体内外、蚊虫缠身的大众与清洁卫生（而且道德高尚）的上层之间的壁垒。它们让所有自命不凡的、自持优越感的人均处于危险之中，成了人类最害怕和捕杀最多的寄生虫”。

因此，人们对臭虫的过度反应不仅仅是出于昆虫学上的原因，我们对臭虫的态度也体现出我们的阶级意识、对社交孤立的担忧以及对他者的恐慌。

《心理学、社会和国家》(节选)

文 | [美] 丽莎·T.萨拉索恩 译 | 梁卿 

臭虫让人发疯。它们诱发人们的妄想症，导致受侵扰者普遍绝望。正如一位臭虫专家所言：“对精神状态脆弱的人而言，臭虫具有毁灭性。”

许多网站和博客致力于帮助那些身心遭受臭虫折磨的人。至少Bedbugger.com在2017年关闭之前是美国相关资讯最为丰富的网站。从2008年开始，该网站论坛中发布了数百个帖子，内容是人们讲述自以为染上臭虫的噩梦般的体验，有的人甚至没有遭到侵扰的证据。有人发帖说：“我相信我患了有关臭虫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不服用安眠药就无法入睡，我忍不住不停地检查床褥……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无法修复的伤害，在与它们的斗争中经常感到孤独。”另一个发帖人坦言：“我深信自己已经万劫不复，我受到诅咒，余生都要和它们打交道。我变得非常焦虑、沮丧，有时连着几天睡不着——那是我生活的至暗时期。”

这种恐惧症会导致人做出可怕的行为。最后一个发帖人是个少年，他离家去公园或朋友家睡觉。父母拒绝相信他，现在他跟他们疏远了。至少他没有企图自杀，不像那个具有躁郁症和酗酒史的可怜女人。她留了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刚刚在晨衣袖子上看到一滴血，我断定吸血鬼回来了，我受不了自己生活在被活活吃掉的恐惧中。我写下这张字条时已经灌下一瓶酒，吞了200粒药丸，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感到一片空虚，真受不了。”

因臭虫困扰而自杀已经够糟了，这种昆虫竟然把另一个精神脆弱的人逼到了弑母的地步。明尼苏达州的一个男子杀死了他的母亲，因为他用杀虫剂给她的公寓进行消杀后认为“没救了”，接着又认为杀虫剂毒害了双子城（Twin City）的供水系统。Bedbugger.com的网站管理员“nobugsonme”评论道：“绝望的人会做一些绝望的事。”

臭虫主题的帖子的共同点是受害者的羞耻感。他们受到“无法修复的伤害”，他们感到“肮脏不洁”。就像被吸血鬼袭击的受害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吸血鬼，面临着社会偏执的恐惧和排斥。他们担心如果公开了自己感染臭虫的消息，自己会被赶出家门，被拒绝提供社会福利——有些受害者已经遭遇了这种情况。《华盛顿邮报》解释道：“如果你生活在城市里，‘臭虫’这个词仿佛一把冰冷的匕首刺向心脏。”把木剑刺入普通吸血鬼的心脏可以将其杀死，但对付臭虫这种吸血鬼显然要用更强劲有力的手段才行。

《纽约时报》一直热衷于有关臭虫的故事，该报自2006年以来在各个版面［包括“现代爱情”（Modern Love）］上刊载了100多篇相关文章。Bedbugger.com的网站管理员得出结论，臭虫比虱子更耸人听闻，有臭虫故事的报纸销量更高，网站点击量也更高。

臭虫引起的舆论喧嚣与它们对人类的实际威胁完全不相称。这不仅在于它们攻击处在睡眠中的、脆弱的人群，或使一些人出现过敏反应和皮肤红肿。对臭虫的反应体现了我们对社交孤立的恐惧。臭虫的污点本质上是让人沦为贱民，这可能把你的朋友、亲戚，甚至是陌生人拖入泥潭。“虽然如此，臭虫最糟糕的地方不在于臭虫本身，甚至不在于叮咬的疼痛，”苔丝·拉塞尔（Tess Russell）在《纽约时报》的“现代爱情”专栏上写道，“而在于你把消息告诉别人时对方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他们为你深感难过，然后退避三舍。”

社交孤立比一切虫蚋都可怕，它把受害者归为不得人心、为自己的不幸而受到埋怨的“他者”。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试图安抚人们病态的恐惧情绪，劝告人们遇到臭虫时不要慌张或丢掉所有家具，也不要对问题保持尴尬的沉默。政府积极建议：“公开交流臭虫及其侵扰等问题将促进合作解决问题，胜过对虫害横加指责，助长此类事件的污名化。”政府特地发布了一份建议低调处理教室里出现臭虫的公告：“在学校看见臭虫有助于察觉居住的社区中潜在的虫害。不过，这类信息非常敏感，可能让学生及其家人蒙羞，学校应谨慎处理。”

在有关臭虫及怎样预防臭虫的讨论中弥漫着阶级意识。穷人，包括受到虐待的妇女儿童——他们的小摆设和填充毛绒玩具——可能的确有臭虫藏匿其中，部分原因是消杀费用昂贵，且他们的家当往往是捐赠而来。但有些灭虫员认为，更大的责任在社会其他层面。因为感染臭虫带来的耻辱感是如此深重，有钱人起初否认他们有虫害困扰问题，这导致虫害泛滥。他们拥有更多财物，让臭虫有了更多藏身之处。当他们最终承认这个可怕的事实时，自身并不会受到公开羞辱，因为害虫控制公司使用没有标记的货车，发誓保守秘密。根据《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马歇尔·塞拉（Marshall Sella）的说法：“开价不菲的专业人士悄悄地应召前去清除迪奥高级礼服、波特豪特（Porthault）亚麻制品和奥布森（Aubusson）丝绸地毯上的入侵昆虫。对那些欣赏讽刺和或许有点幸灾乐祸的人来说，事实是这样的：抛开长久以来对臭虫和贫困的看法不谈，有钱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容易受到臭虫侵扰。臭虫是对人类一视同仁的害虫。”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当臭虫出现在富人家时，政府都会被敦促着采取行动——米拉德在1932年观察到：“在上流社交圈，哪怕提到这个词（臭虫）都会被认为不成体统。”臭虫在这个阶层现身促成了臭虫峰会（英国卫生医官的现代对等物）的召开。地方官员知道，富裕选民盼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2010年，纽约市首富、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向市议会议员盖尔·布鲁尔（Gale Brewer）抱怨说：“我的朋友们全都染上了臭虫，我该怎么办？”另一名女议员克里斯汀·奎因（Christine Quinn）在市政厅的台阶上喊道：“致纽约市的臭虫……去死吧，你们完蛋了，你们时日无多了，我们不会再忍受了。”

这样的虚张声势也许能鼓舞人心，但臭虫对这些话充耳不闻。政府、企业和科学界团结全部力量似乎都对这种在夜间对人类发动袭击的生物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消灭其他有害昆虫，但臭虫象征着我们在面对自然的敌意时的无能为力。的确，它们似乎忤逆了西方文明引以为豪的一切。它们是不受控制地扑向文明人的土著，它们是向征服者复仇的弱者。早在1930年英帝国鼎盛时期，一个英国筐篮制造商就把臭虫叫作“小食人族”。小拉尔夫·加德纳（Ralph Gardner Jr.）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甚至给它们贴上“小恐怖分子”和“我们卧室里和枕头上的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s）”的标签。《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的幽默作家吉姆·谢亚（Jim Shea）透露：“好吧，中央情报局会否认这件事，但我的消息来源再次表示，臭虫恐怖分子在企图穿着小型自杀式炸弹背心进入我国时被抓获。”这些评论家并没有忘记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臭虫和恐怖主义同时降临时带给人们的恐惧。

大隐患和小麻烦具有某些共性。两者都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发动袭击，它们激起的人们的惊惧远远超过其真实的威胁。美国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大于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概率，因臭虫致死或者罹患严重疾病的概率就更小了。可是，它们激发的恐惧情绪却在改变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旅行计划。胆怯让我们避开特定群体，排斥那些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人。我们建立复杂的监控程序来探测对我们构成威胁的他者，比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在某些地方对臭虫“密集检查”，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对来自某些国家的移民或难民进行“极端审查”。

19世纪的昆虫学家可能会承认21世纪的同行有点疯癫，虽然那个时期的业余博物学家如蒂芬先生也许对这些生物抱有同样的热情。当然，各个时代的灭虫员都会因为臭虫消杀业务的赚钱前景而喜不自胜。过去让家庭妇女烦恼的家务事，包括努力保护家园和让孩子免受臭虫侵害，都让她们乐于接受一切承诺能控制这些昆虫的产品，至今状况依旧。从约翰·索思豪尔到臭虫猎狗罗斯科的主人，灭虫员用广告来寻找客户和赚钱。罗斯科和犬科伙伴用鼻子寻找臭虫，它们的主人却仿佛并不觉得臭虫恶心；似乎人连最基本的感官都是由文化态度塑造的。18世纪和19世纪好像没人为臭虫叮咬感到心烦意乱——让他们感到不适的是气味。也许我们比过去的人更珍视自己的皮肤。声称穷人对臭虫漠不关心或满不在乎，是中产阶级在清洁标准日益提高后所形成的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到了20世纪，清洁标准固化为文化要务。社会权威把臭虫与忍受臭虫的阶层联系在一起。

臭虫嘲笑人类的优势地位。最重要的是，这种生物仿佛在斥责现代人的伪装。人类为了能随心所欲地睡觉和旅行，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自然和环境而自豪。不是这样的，这只看起来诡计多端的小小昆虫说：你们可以拿我寻开心，尝试用科学和治理来控制我，但我会以智取胜。化学制剂杀不死我，狗找不到我，你们的机器也不能征服我。母亲和家庭主妇可以想办法驱赶我，但我能够从这一地迁往另一地，在这户人家把我赶走后重新占领下一户人家的房屋。

在这场全面战争中，藏在笔记本电脑和毛绒动物玩具中的臭虫面对我们发起征服的努力，似乎岿然不动。社会阶层不重要；“贱民臭虫”把社交排斥传播开来，你是住在公园大道、布朗克斯（Bronx）的收容所，还是住在英国的公共住房里，都无所谓。人们尝试消灭臭虫的诸多方式非但没有消灭它，反而让它进化，它依旧以人类的血液和恐惧为食。脆弱让我们变得偏执。后“9·11”世界对失控世界的象征前所未有地敏感，臭虫成了最可怕的昆虫。

本文节选自《体无完肤：我们与害虫的战争，一部社会和文化史》第二章。较原文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