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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教授获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女性就业和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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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教授获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女性就业和性别歧视

克劳迪娅·戈尔丁认为,避孕药的可获得性对女性的就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023年10月9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王玉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周一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对女性劳动经济学研究的贡献。

诺奖评审委员会在新闻稿中指出,戈尔丁首次全面阐述了几个世纪来女性收入和就业的变化,并指出了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性别歧视的主要根源。

戈尔丁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在性别歧视、教育发展史和工资结构差距演化等方面颇有建树,一直被学术界认为是诺奖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中国学术期刊《经济学动态》2011年发文指出,戈尔丁的研究特点是利用大量的历史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过去的视角来分析当前的问题,以便得出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比如,传统观点认为,教育和职业选择是造成男女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然而,戈尔丁的研究表明,男女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女性首次生育时出现。

再比如,二十世纪以来,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甚至显著高于男性。戈尔丁认为,加速这一革命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避孕药的可获得性,由此,女性获得了更多职业规划的机会。

她在《避孕药的力量:口服避孕药和妇女职业以及婚姻的决定》一文中指出,1960年,避孕药的使用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部门的批准后,迅速在已婚女性中普及。随后,各个州都降低了未经父母同意获得避孕药的最低法定年龄,促使避孕药在单身女性中的广泛使用。根据其对未婚女性避孕药使用情况的调查,女大学生服用避孕药的比例上升幅度最大。1970年,大一新生中女生占比只有10%,且其中约有一半在23岁之前就已经结婚;到了1980年,大一新生中女生占比提高到35%,只有不到30%的女生在23岁之前结婚。

戈尔丁进而指出,避孕药降低了女性怀孕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了女性初次结婚的年龄。避孕药在未婚女性中的广泛使用也降低了女性长期职业投资的成本,提高了受教育女性的比例,有更多女大学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女性就业。

此外,戈尔丁的研究还指出,女性工作经验的变化也会影响女性对男性的工资比率。从1890年到1900年,女性工资水平相当于男性的46%,1940年上升到60%,1950到1980年保持在60%左右。戈尔丁认为,二十世纪前40年女性对男性的工资比率上升,有一半的原因可以用女性工作经验增加来解释,其他原因可能还包括制造业提供了更多女性就业机会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

她还分析了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几个因素。从人事管理实践的演变过程来看,企业发现雇佣那些有家庭责任的工人(例如有孩子的年轻女性)是有益的;而且男性逐渐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女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工作。

“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对社会很重要。由于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和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诺奖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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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女教授获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女性就业和性别歧视

克劳迪娅·戈尔丁认为,避孕药的可获得性对女性的就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023年10月9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王玉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周一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对女性劳动经济学研究的贡献。

诺奖评审委员会在新闻稿中指出,戈尔丁首次全面阐述了几个世纪来女性收入和就业的变化,并指出了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以及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性别歧视的主要根源。

戈尔丁194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在性别歧视、教育发展史和工资结构差距演化等方面颇有建树,一直被学术界认为是诺奖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中国学术期刊《经济学动态》2011年发文指出,戈尔丁的研究特点是利用大量的历史数据,结合计量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过去的视角来分析当前的问题,以便得出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

比如,传统观点认为,教育和职业选择是造成男女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然而,戈尔丁的研究表明,男女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从事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女性首次生育时出现。

再比如,二十世纪以来,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在许多高收入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甚至显著高于男性。戈尔丁认为,加速这一革命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避孕药的可获得性,由此,女性获得了更多职业规划的机会。

她在《避孕药的力量:口服避孕药和妇女职业以及婚姻的决定》一文中指出,1960年,避孕药的使用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部门的批准后,迅速在已婚女性中普及。随后,各个州都降低了未经父母同意获得避孕药的最低法定年龄,促使避孕药在单身女性中的广泛使用。根据其对未婚女性避孕药使用情况的调查,女大学生服用避孕药的比例上升幅度最大。1970年,大一新生中女生占比只有10%,且其中约有一半在23岁之前就已经结婚;到了1980年,大一新生中女生占比提高到35%,只有不到30%的女生在23岁之前结婚。

戈尔丁进而指出,避孕药降低了女性怀孕的可能性,进而提高了女性初次结婚的年龄。避孕药在未婚女性中的广泛使用也降低了女性长期职业投资的成本,提高了受教育女性的比例,有更多女大学生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促进了女性就业。

此外,戈尔丁的研究还指出,女性工作经验的变化也会影响女性对男性的工资比率。从1890年到1900年,女性工资水平相当于男性的46%,1940年上升到60%,1950到1980年保持在60%左右。戈尔丁认为,二十世纪前40年女性对男性的工资比率上升,有一半的原因可以用女性工作经验增加来解释,其他原因可能还包括制造业提供了更多女性就业机会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

她还分析了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几个因素。从人事管理实践的演变过程来看,企业发现雇佣那些有家庭责任的工人(例如有孩子的年轻女性)是有益的;而且男性逐渐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女性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工作。

“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对社会很重要。由于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和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诺奖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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