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深瞳商业 河马君

编辑 | 楚青舟

又到了演唱会扎堆的时候，朋友圈好像在进行某种攀比。

什么，你抢到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了？没关系我有陈奕迅，之前看五月天也很过瘾~

许多业内朋友都预料到线下音乐市场的回暖，但没想到这么暖，甚至有一种“过热”的可能。

据艾媒《2023-2024年中国演唱会行业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今年7月以后，“演唱会”为关键词的网络热度暴涨，预计2023~2024年中国“演唱会经济”的产值将达到903亿元，比起2022年的243.6亿将实现爆发式增长。

也许有人会说，2022是“疫情年”，产值不具备参考价值。

那么你或许需要知道2019年中国的演出产值第一次突破200亿大关，短短几年时间却迎来了火箭飞升般的增长，这之中一定有值得思考的要素在。

一个有趣的思考角度是：“需求过热，供给不足”。

是的，随着中国工业能力的腾飞，似乎大部分东西产能都变成过剩的，当代人已经完全不习惯世界上还有“供给不足”这种事情。但在音乐现场这个版块，罕见地同时出现了结构性和普遍性供给不足的情况。

10月10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都撰文指出，“规范票务市场，保障观众权益”是当下文化市场的当务之急。

什么情况下黄牛会横行呢？答案显然是供不应求。

比如上个月的华为Mate60，大家抢不到，黄牛才会在渠道系统的默许下大规模介入加价。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需求非理性增长，比如2011年出现的“抢盐”、疫情期间多地出现的抢菜，舆论加持下非理性情绪导致供不应求。

音乐市场是更接近前者，还是后者？我认为兼而有之，但华语乐坛的问题，可能更多还是出在供给侧。

一、演唱会市场：完成冷热转换，但产能严重不足

今年，买票唱给伍佰听成为一个网络热梗；而更多歌手，“现场能力”则被广泛质疑。

不同的现象背后，可能是一个同样的复杂问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开演唱会且把票卖完是一种稀缺能力，它不仅和歌手的实力有关，更与舆论形象有关。

举个例子说吧，通过“浪姐”强力翻红的王心凌，现在对她实力的评价自然是很好了。但在她还是个“过气甜心”的时候，在成都、南京等地的演唱会都曾因为降价也卖不完票而被群嘲。

在曾经的演唱会市场上，能够确保把票卖完的歌手就那一群，多了没有。

我认为这实际上也是流媒体时代通俗音乐“去中心化”的副作用，2010年以后流媒体快速发展，音乐市场在总量上虽然是扩张的，但市场对于新世代的“头部音乐人”没有共识。

这也就意味着整个音乐工业没有继续产生有“国民度”的音乐人，拥有线下号召力的依然是一拨老人。

唱片工业黄金期体系培养出来的一二线歌手们，在唱片越来越难卖的时代要么转向影视和综艺，要么重新进入线下，通过巡回演唱会巩固起自己的“私域流量”。

对于公众来说，就会产生一种普遍的印象：现在的歌手都不行，还是五月天/周杰伦/凤凰传奇的票值得买。

当音乐产业默认“数字化就是未来”，我们或多或少忽视了线下增量的可能性。当APP要推一位新歌手的时候，拥有现场能力不是绝对刚需。

这其实很好理解，演唱会办得再好，也只能一场一场地来，歌手一年最多能开几场演唱会，100场？

当人们认为线上可以无限扩张的时候，当然不会重视演唱会这种手搓生产的“手工作坊”模式。

大家相信互联网可以帮助音乐产业实现工业化扩张，碾压手工生产的效率——这是为什么在今天的音乐产业体系中，“现场能力”似乎不那么重要。

更何况，并不是谁都能手搓演唱会的。真正能hold住一线大体育场的，至少也是“准天王天后”级别，而众所周知天王天后们都很忙，他们不太缺钱，有自己的生活，还有许多跨界的演艺事业和商务活动。

当然，张学友每年都在巡演，陈百祥70高龄还在一线，我也并不是说大咖们不爱音乐，而是事实证明：即使大咖都投入演唱会的生产，产量依旧是极其有限的。

原本大家对“产量有限”的感觉可能还不太明显，但2023风云突变，全年预计产值超过去年的3倍，扩产成为肉眼可见的现实。

一方面，原本坚守线下的大牌们忙疯了，刚刚宣布的陈奕迅“FEAR and DREAMS世界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将在12月1日至3日，以及8日至10日连演6场，这种“一次畅爽”在诸多大牌歌手的2023行程中很常见。

与此同时，各大音乐节的拼盘演唱会不断在二三线城市扩张，摇滚、民谣等分众乐队、歌手明显感到了市场的活力。

中腰部音乐人们，在搞不太清楚市场状况的同时也已经投入到了扩大生产的浪潮中，各大音乐节都已经很难拼出“全都认识”的演出阵容了——音乐产业的问题，居然真的是产能不足，这件事实在难以想到。

二、“过气”歌手最受捧：想唱歌给伍佰听，但伍佰数量有限

“拼盘演唱会”在演艺市场广泛存在，本身也是说明问题的。

有人牵头，拉几个一二线歌手，有腔调的乐队、音乐人，各自出一两个节目，一场有星光、有效果、能赚钱的演出就完成了——为什么拼盘这么流行？

因为性价比最高，不但面向了最广泛的消费群体，还让“供给侧”难度大大降低，毕竟攒一个局比筹办一场个唱，压力要小得多。

华语乐坛的顶流大咖如王菲和周杰伦，实在都不能算是很勤奋的人，热衷演唱会这种“原始业态”的大咖也有，但随着天王年纪增长，新生流量的演唱能力又差强人意。

群众于是越来越热衷消费那些看起来“过气”但现场能力一流的的准一线和二线歌手。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是B站刷屏的伍佰。

作为一个年轻时就充满个性，但不算顶流的音乐人，伍佰一直是更乐于坚守线下市场的那一挂歌手。

现在，他则成了一个离谱的音乐现象，所到之处，人们纷纷花钱去唱歌给他听……但咱们仔细想想，开一个像伍佰那样的大型露天KTV，门槛可是很高的。

首先，你得写出《挪威的森林》、《Last Dance》、《突然的自我》、《世界第一等》、《浪人情歌》……这些传唱度极高的作品；

其次，你要长期坚持巡回演唱，与歌迷之间建立起足够深的“羁绊”，或者用商务一点的话术就是，你的私域流量粘性需要够高。

这意味着，既要有过硬的作品，也要有被广泛认可的专业能力，人和歌都红，才能玩出伍佰那样的“戏剧效果”。

有一种说法是，在产业野蛮增长的情况下，市场上会多出很多水货拼盘和业务能力不那么过硬的音乐人浑水摸鱼。

但乐观一点看，浑水摸鱼永远吃不到最大的蛋糕，而且用水货堆出来的“产能”并不实在，听众现在有花钱的热情，但他们并不傻，一窝蜂什么表演都买单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的。

华语音乐依然面临结构性的产能不足，说得直白一点，伍佰没有那么多。

真正能够被市场认可的音乐人，或者说“音乐产能”在手搓模式下始终是有限的，无法满足群众对线下音乐消费的巨大需求。

或许是时候，反思并调整一下我们的“供给端”了。

三、重回现场时代？线下依然是音乐的土壤与价值锚

音乐产业，永远需要重回现场——这或许是，移动互联网音乐跑马狂奔10年后，今年市场给我们最有价值的启发。

当我们回过头来，找今年线下演唱会市场大爆的原因，疫情肯定不是唯一的变量，“压抑需求”是个伪概念，因为这火爆的需求以前没有出现过；

另一方面，我认为也不能简单地把演出需求的火爆归为“口红经济”，经济下行时期人们确实需要消费代偿，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音乐？

消费性质很类似的电影市场今年也超过了400亿票房，能否到2019年的642亿还不好说。演唱会为什么能3倍于2019的产值，这是人们想要知道的。

马东在《乐队的夏天3》第一期说过一个观点，大意是：

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以后，人们是会需要音乐慰藉的，重启《乐夏3》也代表了米未对市场的判断，这是基于音乐本身的特殊性。

过去一段时间，娱乐消费市场最炙热的版块是脱口秀，今年语言类节目则“凉了”，出了一些黑天鹅事件，我们这里不深谈。

可即使不考虑黑天鹅，流量从语言类节目流出的灰犀牛也一直在路上。

某种意义上，演唱会是承接了语言类娱乐溢出的流量。

在这个年头，情绪需要纾解、灵魂需要共鸣，乐夏火出圈的那一首《大梦》沉郁反复，描绘出普通人的一生，反反复复问着“怎么办”，这是人们情绪里需要的。

听觉和嗅觉这类底层感触，可以没有缘由地触动心底的情感，大家消费的就是这个东西。

还是马东说的，听唱片和听现场是两种体验。

这和声音的科学性质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从“纾解情绪”这个视角出发，演唱会本身带有强烈的社交属性和情绪共振，你在五月天的现场摇晃的大闪，发出的是青春记忆的光芒；

而在演唱会上唱歌给伍佰听，更是把“音乐消费”的本质展现得明明白白——群众花钱买的并不是歌手的技巧，而是被理解、被接纳的氛围，是归属感。

一句题外话，迷笛音乐节出现的安保问题，本质上是因为地方政府看待音乐节的方式还没有跟上版本。

南阳当地是很重视迷笛音乐节的，音乐节对当地消费的拉动、现场安保的规格，其实政府都想到了，乐迷到达时还和淄博一样，组织了热心群众接送。

为什么漏算了营地安保的问题呢？除了没预计到有老乡路子这么野，更是没有预计到一个音乐节还有露营地撤离的问题……音乐节难道不应该是和“心连心”一样冲着艺术家表演来的吗？

迷笛的大型露营地背后，其实是音乐节的强社交属性，这与音乐节的本质是相关的。

最终，我们都需要更新认知，赛博时代很广阔，但“线上”的世界并不是无边无际的。

起初因为接触新世界的兴奋，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乐观，我们会觉得线上是唯一的发展方向。但当整个经济社会“慢下来”以后，人们的视野中会出现更多东西。

即使在赛博时代，线下依然是音乐赖以创生的土壤，音乐的价值依然需要线下“真实世界”的锚定。

在音乐的“供给端”，理应把现场作为更重要的版图去开发维护。

最终，音乐也和人一样，需要在两个世界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