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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久久注视中国

如今84岁的久保田博二，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还能活几年。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会“拍到死”，“明天死就拍到明天”。

潘文捷 · 来源：界面新闻

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上个世纪80年代，如今被誉为“中国最好的肖像摄影师”的肖全在中国美术馆看到了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久保田博二的展览，“久久不愿离去”。日前，在“早春的中国——久保田博二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肖全回忆那场展览给自己留下的震撼——从幼儿园小朋友到老人，中国所有人都知道桂林，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一个可以俯瞰桂林的视角。久保田的镜头让人们看到桂林的样子，“我非常感动”。

久保田博二是新中国第一位包机航拍的外国摄影师。1972年，为了庆祝中日建交，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方负责接待工作的是日本的名门望族西园寺公一和他的秘书。他们决定将代表团在日本期间的活动拍摄下来，制成相册送给他们。久保田博二就是摄影师中的一员。

如今已84岁高龄的久保田博二坦言自己当时就“对中国很感兴趣”。结识西园寺后，久保田觉得通过他一定可以“打开去中国的门，所以就靠近他”，以流利的外语给西园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西园寺承诺，如果久保田对拍摄中国有兴趣，他们会帮忙与中国政府商议。

此后一直没有音讯。直到1978年春，久保田博二才接到电话，问他是否还愿意去中国。为了商谈具体方案，久保田立即动身前往北京。当时，他住在北京饭店，有三位政府官员来问候。接下来他到了新华社总部，发现有30多位官员在那里等他。他们问久保田想在中国做什么，久保田回答说，想在中国的所有省份拍摄照片，首先要去两次桂林，每次一个月，然后去新疆，在喀什和吐鲁番待一个月，之后再去上海一个月等等。

“我的运气很好，当然，运气也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之上的，”久保田在现场笑称。就这样，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背景下，在双方高层的支持下，他从1978年秋天起开始拍摄中国，在日本和中国间往返30来趟，跨越了中国28个省份，在超过1000个日夜中按下了20万次快门。

《早春的中国》一书从久保田博二的海量底片中挑选出370多张照片，既有广泛传播的经典作品，也有大量首次披露的画面。久保田说：“‘早春的中国’这个名字不是我起的，但取得很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状况——不是现在的，也不是久远的中国，而是前不久的中国。”

在活动现场，久保田也回忆了当年拍摄桂林的经验——1978年，新华社通知他可以航拍桂林，但那时桂林的水田没有水，于是拍摄计划延后。到1979年，他再次获得批准可以飞行，于是就在春天和秋天进行了两次拍摄。他和翻译住在桂林和阳朔之间的一间人民公社宿舍里，和五名驾驶飞机的解放军战士住在一起。他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给上游和下游打电话，询问天气情况，天气好就飞行，一共飞了30个小时。拍摄时，他们把飞机的舱门拆掉，绳子一头捆绑在身上，一头拴在飞机上，脚在外面。“有几次拍得非常专注，天气也好，氛围也好，却没有胶卷了，不得不返航。”

在书中，久保田称那时的中国令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之流，让我想起一条大河的能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璜生看到，与之前“轰轰烈烈的革命”、“热火朝天的生产”的中国不同，与外国人印象中的“红色”的、神秘的中国也不同，久保田“平实朴素、优雅恬静地展示变革时期丰富的精神状态与社会状态的画面”。

在这些摄影作品的基础上，久保田在日本出版了摄影集《中国万华》，此后这本摄影集还曾以“中国”的书名出版了六个外语版本。历史学家史景迁为诺顿版《中国》撰写了序言：“那些注视他的面孔，或者他不经意间注视到的面孔，以及他们穿衣、吃饭、工作、旅行和娱乐的各种方式，组成了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国家。”

久保田和中国的情谊不仅仅停留在镜头之下。在活动现场，中央美院教授蔡萌介绍，久保田帮助中国独立摄影师吕楠的故事也让人们津津乐道。当时，吕楠在全国各地拍摄精神病院，经费捉襟见肘。这时候，久保田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吕楠，吕楠谈到了自己的困难。

在《早春的中国》的序言里，吕楠也提到了此事。他在没有经费时，通过朋友得知，玛格南给了自己两千美元代理作品的预付款。“这笔钱让我在之后的六个月里，完成了四个省近三十家精神病院和近百个患者家庭的拍摄工作。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这两千美元是玛格南预付的。许多年后，我才偶然知道这笔钱是久保田先生用自己的钱预支给我的。”之后又有一次，吕楠因意外失去了全部摄影器材。两个月后，久保田发来传真，说自己有一台徕卡M4-2相机和两个徕卡镜头，可以借给他永久使用。在活动现场，久保田说，当时只是“觉得他有很好的前途，希望他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