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抑郁症高发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越发成为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必须正视的严峻挑战。”
10月21日-22日，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在云南昆明举行，论坛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主办。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主席、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镇西发表上述观点。
据人民日报发布的《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显示，中国患抑郁症人数超过9500万，30%是18岁以下青少年，其中50%是在校学生。
今年4月，教育部等17部门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李镇西于近日在线上开展《关于青少年心理焦虑、抑郁的问卷调查报告》。调查共计收到有效样本21551份，覆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
调查显示，在影响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各种因素中，选择最多的为“升学压力”，人数为11779，占比为54.66%；其次为“父母期望”、“学校考试评比”，人数分别为9386、8614，占比43.55%、39.97%；
选择“教师言行”“人际交往”与“成长困惑”的人数相对平均，分别为4027、4729、4096，占比在20%左右。
其中，处于非常焦虑状态需要寻求帮助者达511人，焦虑到无法正常学习者158人，已在医院确诊者107人，共占比29.36%。其中，在已经确诊焦虑的青少年中，轻度、中度和重度焦虑者分布较为平均，分别占比为34.83%，33.71%，31.46%。
北京四中原校长、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校长刘长铭指出，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在家庭，例如父母感情破裂、父母对孩子期望过高、家教方法不当、家长强势、家庭生活氛围异常过度关注考分，缺少理解。
从学校角度来看，被忽视或被霸凌、师生，同学关系紧张；学习受挫，压力过大、学习内容枯燥形式单一 、缺少“社会性学习活动” 等是造成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杨东平在演讲中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心理疾病的产生，最主要的源头就是沉重的课业负担，学习和考试压力。
《少年发声》作者陈瑜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访谈了全国近100位青少年。陈瑜发现，无论是学习成绩不理想，成绩处于中段，还是成绩优秀的孩子，都不开心。
“这真的是一个很令人沮丧的现状”。陈瑜谈到，成绩垫底的孩子，他们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没有正反馈且在班集体里无尊严。学习成绩中段的孩子，他们的努力和最后的反馈不成正比，成绩不上不下也很痛苦，爸爸妈却认为孩子不够努力。
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小时候抢跑，能取得很好的成绩。但当处在强手如林的环境里，没有达到期待时，这些孩子往往出现系统性崩溃。“我采访的抑郁症的孩子超过一半都是年级前五，班级前五的。”
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及咨询专家陈默指出，当前对学生的评价，依然是集体主义式的评价。
“今天患抑郁症的孩子这么多，重要原因是，有差异的孩子被无差别的教育。”上海建平中学原校长、西安东城第二学校校长冯恩洪表示。
冯恩洪介绍，在西安东城第二学校，学生分组学习。从六岁开始，六人一组，学会合作，享受合作。同时，因为学生的认知能力有差异，教师分层教学。此外，学校组建了100个学生社团，用100门选择课程来落实发展分类管理。
资深精神科主治医生、昆明丑小鸭中学连续12年志愿者范丽荣谈到，如果我们不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治疗不及时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会影响他的个性和智能发展，一直延续到成年甚至老年，形成抑郁型人格障碍。
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被称为“问题孩子他爹”。昆明丑小鸭中学全校仅有六七十个孩子，来自全国各地，每个人背后都有一段残酷青春。在詹大年眼中，“问题孩子”是被误解的白天鹅。
詹大年认为治疗青少年抑郁症最关键的方案就是关系疗法，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抑郁症不可怕，治疗是一个长期过程。同时，不能把问题孩子边缘化，问题孩子是遇到问题不能解决的孩子，可能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孩子。”詹大年称。
“双减”将将校内减负提质作为治本之策。杨东平认为，做减法的素质教育，就是教育的源头减负。“从源头上减少课程数、学时数，大幅度的降低教学难度，考试难度，这是一个非做不可的基本方向，而且一抓就灵。”
杨东平提出，做减法的教育还有一个方向是推行小学的全科教师模式，改善教育生态。
全科教师不仅减少教师人数，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一种全新的教育生态，使老师和学生亲密接触，使学生对新的学科消除了陌生感。全科教师模式还有一个好处，几门课程都归一个老师出题做作业，减少层层加码，避免老师互相争夺学生时间。
“一些东亚国家，包括西方的国家，小学尤其是低年级都是全科教师，一个班主任教语、数、英甚至体育。”杨东平称。
他提出的另一个减负建议是，适时取消中考，通过促进高中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多元化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实际上在东亚国家也都大致实现了。”
据杨东平介绍，目前东亚一些国家都在进行教育改革。比如，日本中小学没有重点学校重点班，完全一视同仁；韩国提出实现“幸福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以初中“自由学期”制试点为抓手。2016年，全面实施初中自由学年制；新加坡减少课程教学，提出 “为生活而学”。
杨东平表示，中国需要迎头赶上，而不是仅仅在学校和家长的层面上减负。“毕竟在少子化时代，每一个儿童都是珍贵的，我们需要用教育红利去弥补人口红利的缺失。”
云南育才教育集总校长郭跨存在现场分享了学校的“五会1000分修炼”育人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让孩子们在“会做人、会学习、会生存、会关心、会创新”这五大方面进行修炼，通过21个A级指标，159个C级指标，670个D级指标提出共计1000分量化考核标准来拟定学生的基本素质评价。
比如学生每周从“听课状态、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课外阅读、作业完成与订正、诚信考试”等方面来讲解自己的修炼完成情况、修炼成效以及改进不足之处的方法，并结合本周修炼情况作出下周的修炼计划，提出修炼目标。
“这对破解当前‘五育’评价缺失、学生自主管理意识不强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新范式。” 郭跨存谈道。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教育部首任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称：“心理教育的开展，绝对不能仅仅靠开会议文件和通知，用习惯的知识传授性来完成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符合学生成长规律和教学途径和服务。不是学校专门配几个心理老师，开几门心理课，设立一个心理咨询，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王旭明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发展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中小学不宜专门开设心理课，要将心理健康内容渗透到各个学科教育中。
第二，中小学尤其是师风师德建设和专业水准都不够的学校，不要开展大面积的心理健康普测和通过简单的答卷做简单的判断。
“现在有些公司要推广答卷，学校要交费，光答卷就分成高、中、低若干个类型，通过若干个类来进行不同的咨询、交费，过程非常复杂，我希望学校一定要把好这个关。”王旭明称。
第三，对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不要用健康或不健康做简单判断，“这只是在研究时使用的词语，对学生要特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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