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ndrew Steele

编辑|Meister Xia

导读

随着计算机、生物技术等领域快速发展，通过基因编辑和机械植入等方法，提高人体健康、智力或其他能力成为可能。但是使用这些技术对人进行“改良”涉及到许多伦理道德问题。一些民间“生物黑客”私下使用这些技术，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体机能。是否应该规范或限制生物黑客的发展和应用？现在被视为前沿的“生物黑客”手段，未来是否会成为司空见惯的通用医疗技术呢？

一览：

• DNA优化的理念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萌发。当时，“人种改良学”成为了一种主流思潮。
• 遗传学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遗传机制的复杂性，我们仍无法充分掌握其规律。
• 尽管如此，依旧有一些企业或个人试图通过CRISPR或脑机接口技术增强人体机能。
• “生物黑客”行为带来了伦理道德挑战，不过相关技术的开发努力层出不穷，以期根除致命遗传疾病，乃至提高人类后代认知能力。

未来的人类将是什么样？几百年后的人类后代，是与我们在外貌上相差无几，寿命相当，还是在最新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加持下，拥有更强壮的机械肢体、更智慧的心灵、更长的寿命？

随着计算机、生物技术等领域快速发展，我们必须开始思考上述情形带来的伦理道德挑战。新技术的诞生，也意味着未来的人只要愿意花费点精力（并承担巨大风险），就能足不出户地“优化”自己的身体。在本期文章中，让我们走进“生物黑客”的世界，了解其增强人体的梦想，剖析相关的风险，展望其未来。

01、胚胎优化，新型“优生”？

新闻头条里，总能见到某疑难疾病、某性格特征对应的基因“被发现”的报道，仿佛人生在世，一切由DNA注定。既然如此，人能通过DNA编辑改善体质、提高智力吗？

这一想法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萌发。当时，“人种改良学”成为了一种主流思潮。这在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类也可以像农作物和牲口一样进行培优育种。英国首相邱吉尔、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知名基因和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DNA结构的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都推崇或研究过“人种改良学”。虽然德国纳粹令人发指的种族大屠杀让“人种改良学”彻底身败名裂，但其核心理念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当今的“人种改良”提倡者不再宣扬种族歧视、不再推行强制节育，而是强调个人对身体的自主权，指出政府应该提供相关福利制度，让人们有机会挣脱基因的束缚，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潜力。

优生学在政治上不讨好，现代研究也表明其理论体系很不稳固。人类大多数的性状（无论是好是坏）以及疾病，包括新闻中常常提及的那些，都是由成百上千个基因共同决定，不是靠单一基因，其控制机制存在不确定性，最终的表达与环境影响也有关系。

“对胎儿进行基因缺陷筛查的技术已成熟普及，但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提供更全面的基因检测。”

在中学课本中，人类瞳孔颜色的遗传模型被简化，用于解释遗传学原理，但事实上控制颜色的基因有16个，而且机制是非确定性的。控制身高的基因片段多达1万个，分布在染色体不同部位，而且身高还受饮食等外部因素影响，特别是在儿时。至于智力，这是个本身就难以量化的指标，且就算IQ真能准确衡量智力，我们对控制IQ的基因了解甚少。凭借现在的技术，连人类眼睛颜色都不能实现选择性培育，更不用说智力了。

尽管如此，仍有企业宣称能通过基因表达预测和筛选，帮父母挑出“最聪明”的胚胎。对胎儿进行基因缺陷筛查的技术已成熟普及，但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提供更全面的基因检测。体外受精的夫妇可以接受“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从试管中发育的胚胎中提取少量细胞样本，进行DNA检测，判断胎儿成年后患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部分企业甚至将PGD作为“预测智力”的工具。

美国企业Genomic Prediction推出了一系列名为LifeView的胎儿基因诊断服务，其中包括一款“豪华版”多基因测试（PGT-T），在测试结束后通过统计学方式生成一个多基因风险指数。具体而言，工作人员会分析胎儿DNA中数百处位置是否发生变异，并计算出相关疾病发病的概率。这种做法对于研究大规模群体具有一定意义，有助于理解疾病在人群中的蔓延趋势，但作为单个胎儿未来健康诊断工具，则存在诸多缺陷。最大的问题在于生成的指数只不过是一个统计学计算结果，不具有实际意义：工作人员选用的“风险基因”与所想要预测的疾病不存在直接、简单的因果关系。何况，测试不能面面俱到。就算真能挑出癌症风险较小的胚胎，又怎么能保证该胚胎患其他疾病的概率不会更高呢？

另一个问题在于，假设测试准确有效，其结果会迫使准父母做出艰难的取舍。“智商分数”最高的胚胎，“患癌分数”也最高怎么办？这该让准父母如何选择？放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问题就更棘手了：难道我们要把疾病、生理性状也分个三六九等，根据每项的“权重”来“科学取舍”？万一要在两种疾病中选择，其中一种疾病未来有治但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另一种不能治，该怎么选才能真正保护后代？

02、生物黑客

对胚胎DNA进行修改筛选存在诸多伦理道德问题。成年人自愿改变自身基因，问题是否会少一些呢？随着CRISPR等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也许有一天自我基因编辑将变得轻松又简单。现在，科学家和医生们已经在使用初代基因疗法，治疗致命的遗传疾病。当然，也有一些民间“生物黑客”私下使用这些技术，试图改变自己的身体机能。

美国DNA编辑工具企业创始人Josiah Zayner就是一名“生物黑客”，他曾经在镜头前给自己注射了一种含有CRISPR组分的“基因编辑剂”，以期增强肌肉力量。这种博人眼球的做法能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侧面说明现在的基因编辑技术已达到了一定高度。不过，DNA自助改造可能是无效的，也有可能造成严重的风险。向成年人体内引入足够多的基因编辑组分，波及足够多的细胞，以至于产生可观的变化，技术还不成熟。目前大多数基因工程只能在人体外进行：提取一些细胞，在实验室的受控条件下编辑其基因。万一注射入体内的组分开始生效了，有可能会发生“脱靶”基因编辑，导致癌症，这是最大的风险。极端的“生物黑客”行为非常危险，即使有益处，也几乎可以忽略。后来，Zayner也表示了后悔，不该给大众树立负面、鲁莽的榜样。

还有一种“生物黑客”理念是将机械设备植入人体，辅助身体机能。埃隆·马斯克协创了一家叫做Neuralink的企业，研发人脑—计算机接口，其长期目标是实现“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融合”。马斯克认为，如果人脑可直接接入AI，人工智能发展就不会再与人类利益背道而驰，二者能实现真正的相辅相成。

Neuralink提出了不少远大志向，甚至还获得了FDA批准进行临床试验，可惜最终都无疾而终。马斯克曾说，Neuralink“将通过芯片植入，修复脑损伤或脊髓损伤造成的机能损失。”但迄今为止，该公司最受瞩目的成就不过是在2021年让一只猴子通过脑机接口玩经典电子乒乓球游戏。

媒体近年所报道的许多仿生植入技术，基本上都是因为太无用、太诡异而吸引眼球，并不是因为有切实的技术突破。一家名为Biohax International的公司已经在几千名顾客身上植入了ID“生物芯片”，但仅限于实现出门带钥匙提醒、便捷移动支付等锦上添花的功能。大多数人应该不会愿意为了这一点小小的方便，而去做手术植入芯片吧。

也有其他的生物黑客使用更传统的医学手段来优化自身机能：借助雷帕霉素等正规药物的副作用，增强体质或刺激大脑认知能力。想要获得这些物质，可以从黑企业买“三无产品”，也可以找不需要处方的网上“黑药店”，但可想而知，成分、含量肯定不会有任何保证…

总而言之，DIY“生物黑客”行为存在风险，无论是由于植入基因编辑组分导致癌症或感染，还是服用药物引起不良副作用，必须谨慎。

03、“生物黑客”还是主流医疗？

随着新技术的成熟与普及，现在被视为前沿的“生物黑客”手段，未来是否会成为司空见惯的通用医疗技术呢？

现在大部分人觉得在手中植入ID芯片过于前卫，有点危险，但人机接口技术比我们想象得要普遍：搭载着微芯片的起搏器，保证患者心脏跳动；外部麦克风连接着植入式耳蜗直通大脑神经，帮助失聪者获得听觉；植入式血糖监测器正逐渐成为糖尿病患者的首选，代替较为麻烦的手指尖端点刺测试和外部CGM设备。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物黑客’手段和通用医疗技术的界线将愈发模糊。”

随着技术的进步，“生物黑客”手段和通用医疗技术的界线将愈发模糊。大家现在都在戴的智能手表，能监测心率、计算步数。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内，如果出现植入体内的智能手环，能实时监测血液成分、诊断疾病、提供饮食锻炼建议，那这算是“生物黑客”技术，还是现有医学技术创新的延续呢？

同样，基因治疗和基因优化之间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可能（但不绝对）致死的疾病，使用基因疗法编辑相应的基因片段降低风险，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用同样手段，将遗传高危人群的心脏病死亡概率降低50%，是否可取呢？将无遗传风险者的心脏病死亡概率降低10%，并顺便赋予他们运动能力更强的基因，又是否可取？疾病治疗和人体优化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社会对后者的接受程度如何？随着基因编辑技术愈发安全、强大，需要区分对待的情况将变得越来越复杂，以上都是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也许有一天，当基因编辑的安全性能得到更高的保证，大家都能在家里进行DNA自我修改了。

Andrew Steele，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科普作家、《瞰创新》专栏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