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洋盘，在四川方言中有“洋气、拉风”的意思，在上海方言中则指“外地人不太了解本地习俗”。我们也许或多或少都有过成为“洋盘”的经历，而对沈恺伟（Christopher St. Cavish）来说，包括他本人经历在内的家族史就是一个大写的洋盘故事。

沈恺伟相信他的父辈祖先来自东欧，不过确切的家族史始于他们离开家乡，以新移民的身份登陆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的那一刻——全球各地的移民看着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来到这块位于哈德逊河口的土地，获得进入新大陆的通行证，先辈不会说英语，移民官努力辨认对方笨拙的发音，在移民文件的姓氏一栏写下了“Saint Cavish”。自此这成为了沈恺伟家族的姓氏，至今为止全美只有他的家族使用这个姓氏。

1867年，24岁的美国内战退伍士兵海勒姆·哈里森·洛瑞（Hiram Harrison Lowry）从基督教会学校毕业，当年夏天，他与妻子离开纽约，作为传教士被派往中国福州。两年后，他们离开福州前往北京，一待就是五十多年，再也没有离开中国。洛瑞是沈恺伟的外高祖父，他的中文名字是刘海澜，是卫理公会华北教区的负责人，在北京筹措营建了学校、教堂和医院，还担任过汇文书院（该书院先是被纳入燕京大学，再被纳入北京大学）的院长。1924年去世时，他留下的遗业包括华北地区第一座卫理公会教堂亚斯立堂（即如今的崇文门堂）和相邻的医院（即同仁医院）。沈恺伟的曾外祖父乔治·H·洛里（George H. Lowry）出生在福州，在美国读完医学院后回到北京，成为了同仁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乔治的儿子，也就是沈恺伟的外祖父，在北京出生长大，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曾在二战期间派上大用场——他为美国海军做过英汉翻译。但外祖父生前沉默寡言，对自己的这段过去闭口不谈，并于1968年死于自杀。12年后，沈恺伟才出生。

同样在24岁的年纪，沈恺伟来到中国，彼时的他只是一个在中国香港地区找工作碰壁，阴差阳错来到上海的年轻厨师，也对自己家族与中国始于100多年前的特殊缘分一无所知。这个秘密直到2006年才揭晓——彼时他的父母来到中国探望他，母亲提议去北京探访“她父亲的教堂”，并在游历北京时突然开始用磕磕巴巴的普通话数数。这位迈阿密青年18年前决定来到中国，并生活至今。他说，得知祖辈的中国往事让自己不禁开始思考命运。

从五星酒店的初级厨师，到为上海英文杂志撰写美食专栏和餐厅评测的美食作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些年，沈恺伟以年为单位小心翼翼地规划自己的生活——大部分没有和中国公民结婚的外国人，必须每年申请一次居留许可——并以“局外人”的懵懂与好奇观察周围的人与事，试图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

对于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只在自己的“泡泡圈”里自给自足，与中国社会保持礼貌距离，但沈恺伟不愿如此。他逐渐发现，食物是他与中国之间的桥梁。更确切而言，食物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在内心深处，我是一个好奇心强，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他在《洋盘》中写道，“我喜不喜欢吃海参根本无关紧要。但中国人重视海参的事实很重要，因为那能让我明白它的价值。我也不在乎海参的味道如何，我想知道人们怎么会想去吃海参，这能让我明白他们有怎样的世界观。”

大概是这份旺盛的好奇心，让沈恺伟拥有了许多即使是中国人恐怕也难以想象的有趣经历：他曾与朋友骑车探索上海老城厢，这些历史悠久的小巷很快就消失在上海新一轮旧城改造中；他曾骑着挎斗摩托横穿中国，差点因为刹车失灵在甘肃的山间丧命；他曾在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品尝孔雀肉（“吃起来嘛，孔雀很像火鸡”），前往新疆追溯骆驼奶的起源，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太太乐鸡精工厂一日游（“除了我以外大多数人应该都会觉得参观太太乐工厂太无聊了，但我觉得太有意思了！”），邂逅太太乐的创始人荣耀中并与之交谈甚欢；因为他的报道，“牛油果阿姨”和“啤酒阿姨”的名号在上海外国人和年轻人群体中家喻户晓。

如果说这些经历对他有什么启发，应该就是让他深刻意识到“中国人很古怪”的说法不过是一种陈词滥调：吃孔雀肉并不古怪，世界上一些其他地方拥有悠久的食用孔雀的历史，这在云南其实是一件新鲜事物；喝骆驼奶也不古怪，这个习俗源自中亚大草原，人们尊老爱幼，把宝贵的骆驼奶献给老人与孩子，而今技术进步让上海的居民也能购买到这种号称健康天然的饮品；跳广场舞也不古怪，沈恺伟相信，如果他的母亲有机会生活在上海，她也会爱上这种运动。

在《洋盘》中，沈恺伟还以一种非常坦率的态度记录了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不在那个“泡泡圈”中的中国读者而言，这可能是第一次通过当事者的视角，深入了解身为外籍人士在中国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泡泡圈中以居住时长、工作和中文流利程度为依据构筑的鄙视链，因一年一次审核的签证制度形成的短视心态和明天综合征，所有人对死亡避而不谈……

他讲述了身为一位外籍“沪漂”18年的人生起伏，喜怒哀乐：他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离婚后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扔进垃圾箱，一转身就看到它们被一个阿姨捡走；他一度患有重度抑郁症，与之斗争良久。但一些峰回路转和不起眼的快乐让他留在了这座城市，比如用将近18个月探访52家店后发布了《上海小笼包指南》。这一有些玩笑性质的作品在互联网上爆红，在他看来，那标志着自己在上海待了十年之后终于被这座城市接纳：“当我得知上海餐饮协会的负责人对某家报纸说，如果我有后续的调查研究，他们会支持我时，我走向卫生间，在走廊里哭了起来。”

我们在永福路上的一家茶馆见面，是沈恺伟挑的会面地点，身为“梧桐区”的老居民，他对这一通常熙熙攘攘的网红街区哪里有适合谈天的安静场所了若指掌。他一边啜饮正山小种，一边说起疫情开始后他的餐饮咨询公司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以及他那不仅不赚钱还需要贴钱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不定时更新的公众号上，沈恺伟只写那些他感兴趣的小众话题，比如今年清明去南京祭拜“中国初代美食KOL”袁枚的经历，青海牛肉拉面行业的明星人物，以及散落在互联网上的近3000张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人聚餐的老照片。他笑着说自己知道微信公众号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为他自己、摄影师和助手支付采风费用也不便宜，但他乐意为订阅读者撰写一些有意思的、能引发思考的长文章。我问他会继续留在上海吗，他回答不了，但他的公众号最新一篇推文的标题透露了他的惆怅，“要是能知道自己能待多久，那该多好。”

01 缺少家庭与工人阶级，让上海的外籍社群非常扭曲

“外来者会建起自己的世界。有时是有实体边界的，一目了然。不留意的人通常是看不到那个世界的，但对那个世界里面的人来说，它却极其真切。”——《洋盘》

界面文化：《洋盘》特别的一点在于，此前我们很少阅读到关于外籍人士（expats）如何在中国生活的作品。你在书中对“在华外籍人士的泡泡圈”的描述非常有意思。

沈恺伟：它是真实存在的。由于缺少两样东西，外籍人士社群非常扭曲。

首先，我们的父母不在这里，于是一些人行事不负责任。远离父母和家庭的时候，你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你不再有父母给予你的根基和限制。而如果你的父母也住在这座城市，如果你的妈妈也跳广场舞，你会用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广场舞，而不是觉得“天哪中国人做事好古怪”。我认为这是不少外国人在中国表现很差的原因之一，他们觉得无需负责，“这不是我的国家，我的家人不在这里，我在这里做的一切都是不作数的，就像一段延长的假期，这不是真实的生活。”这是外国人会有的一种心态。

另外，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是享有特权的那批人——我们能够出国、获得签证、赚足够多的钱让我们待在中国，那些更低阶层的人从一开始就无法出国。大多数美国人是工人阶级，而中国人只看到专业人士阶层，看不到工人阶级、带着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挣扎求生的家庭。这不仅是中国的情况，任何国家的外籍人士都是专业人士，这是他们被称为“外籍人士”的原因；如果被称为“移民”（immigrants），他们就是工人阶级。

由于没有家庭也没有工人阶级，泡泡圈以一种很古怪的方式被塑造起来。我们见不到外国人在这里老去、死亡，仿佛死亡并不存在。我们不会讨论死亡，因为死亡不是一件我们需要在中国面对的问题。

界面文化：但外国人确实面对身故的风险。

沈恺伟：65岁后外国人就无法再获得签证，超过那个年纪的外国人基本不会生活在中国。于是我们看不到其他人老去、生病，被衰老带来的种种问题困扰。我们同样也很少见到青少年，因为他们大多待在华漕或金桥的国际学校里。所以，扭曲的泡泡圈会对外国人产生持久的不良影响，我们获得了超出我们应得的尊重，让我们觉得自己无往不胜，比其他人都要优越。

界面文化：你能谈谈在上海这些年以来观察到的外籍人士群体的变化吗？

沈恺伟：2005年我来到上海的时候，中国正沉浸在2001年加入WTO的兴奋当中。人们蜂拥而至，尤其是上海，我已经是这场派对的晚到者了。当时拿签证很容易，很多年轻人前往中国冒险，来中国碰碰运气。当时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的祖国更自由——这种自由感或许是一种错误的幻想，但当时的中国的确给人一种“狂野大西部”的感受，很多年轻人被这一点吸引来此。

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严格，那场派对就逐渐步入尾声。这里不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和有趣，生活在这里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那些没有充足理由在这里的外国人不得不离开。外籍人士群体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哪里有便捷的签证政策、不错的生活质量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他们就去哪里。上海的生活成本已经变得更高了，我们对此都心知肚明。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想在上海定居都不容易。

如今一个外国人需要有强有力的理由待在中国。签证方面，你需要向中国政府证明你有理由在中国居住；与此同时你也需要说服自己，因为世界上确实有其他生活更便利的地方。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如今你在上海见到的外国人都是有理由在这里的，都是有严肃的事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有更多的外国年轻人、创意人士或随性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在这里是件好事，这对国际关系有好处。我认为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越好，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座沟通的小小桥梁，都是一个代表我们自己国家的外交官。

界面文化：你留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呢？

沈恺伟：对我来说，留在这里的理由在最近变得越来越清晰：将中国的美食、餐饮传统、养生实践和烹饪技巧“翻译”给美国或世界的其他地方。翻译不仅仅只是字面意义上的直接转换，如果你仅仅只是把信息翻译成英文，别人未必能看懂，你必须让别人对你的信息有代入感。我想这可能是我具备的技能。

02 得知祖辈的中国往事后开始思考命运

“洛瑞在中国一待就是50多年，为当时贫穷的中国人建了学校、教堂和医院，还担任了汇文书院（经由复杂的演变，这所书院被纳入燕京大学，再被纳入当今名校北京大学）的院长。他创造了他的‘泡泡圈’。他是我的外高祖父。”——《洋盘》

界面文化：当你发现你的家族与中国有深厚的渊源时，你的第一反应是？

沈恺伟：第一，难以置信；第二，很尴尬，我居然对此一无所知；第三，开始思考命运。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发现你的家族史的？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趣事能与我们分享么？

沈恺伟：2006年，我到上海不到一年，家人来中国探望我。我问父母他们想去哪里玩，我妈妈说，我们去拜访一下我爸爸的教堂吧。我大吃一惊，“为什么你的父亲在中国有一座教堂啊？”我对外祖父一无所知，他在我出生很久之前就去世了。于是我妈妈开始对我讲述她父亲的故事：我的外祖父在北京出生长大，是一个严格的传教士家庭的孩子。据我所知，她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不是那种善于袒露心扉、快乐外向的人，他们在家庭之中谈论的是上帝、责任和工作。在外祖父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他搬回了美国。我猜他只是想融入环境，所以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他是那种非常保守传统的父亲，相信养育孩子是女人的天职，孩子必须服从父亲，而父亲不应该与孩子交谈、成为他们的朋友。于是，他几乎没有对自己的孩子讲起过任何他在中国的经历。在我妈妈21岁或22岁的时候，他自杀了。在我妈妈成为母亲之后，她没法告诉我什么关于外祖父的故事，因为她所知也甚少，与父亲并不亲近。

界面文化：你的外祖父没有谈论过他在中国的历史或许是因为美国曾经历过冷战时期。

沈恺伟：我确信这也是原因之一。他在1940年代回到美国，1950年代美国经历了麦卡锡主义，任何与共产主义的关联都有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所以他没有理由会谈论中国。外祖父在60年代去世，他活的时间不够久，他没有等到过好的时机来谈论他的过去。

界面文化：那次教堂探访之旅怎么样了？

沈恺伟：那是一段唤起强烈情感的经历，我在书里记录下了一个场景：我妈妈突然开始用磕磕巴巴的中文数数，简直像电影里的场景，告诉别人他们可能会以为我在说谎，这太戏剧化了，但它确实发生了。我问过我妈妈拜访亚斯立堂的感受如何，她有点回避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清楚地回答过。她为父亲的成长经历感到有点悲伤，因为她认为他的童年并不快乐。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外高祖父，在中国德高望重，他是卫理公会的领袖。外祖父在小时候大概需要天天去教堂，保持安静，没有人在乎他想要什么，他没有什么机会玩耍，而是需要承担很多压力。至少我妈妈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有道理。

界面文化：你是如何搜集史料，撰写本书中家族史的部分的？

沈恺伟：开始为写作这本书做调查时，我联系了几位研究中国传教士历史的美国教授，他们告诉我，我需要至少在美国待半年到一年时间，去这个或那个档案馆查资料。我不可能去美国待那么久，而且就算我去了档案馆，也需要在海量的旧杂志期刊中一本本翻找我家族的信息。我想，这太糟糕了，肯定有其他方法。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很棒的数字档案馆HathiTrust，这个档案馆数字化了成千上万的日志、书籍、文件和政府档案，全部都是可检索的，且最早可追溯到1840年代。幸运的是，它们免费向公众开放。我找到了卫理公会于1870-1910年代写给美国总部的全部报告。卫理公会从美国获得运营资金，虽然中国的分支理应自负盈亏，但他们也从美国总部获得了不少资助，因此他们需要每年提交报告解释他们当年的工作进度，比如吸收了多少新信众、培养了多少新传教士、主日学校招募了多少新学生等。

这些报告很枯燥，我也阅读了一些那个时代的书籍。其中一本关于1900年代中国和北京生活的书有400页，是一位传教士教授写的，应该是美国人，中文流利。那可以说是一部民族志作品，详细记录了一个中国女人的生命历程：从幼儿到少女时期，从结婚的情形到生育子女的情形。他也记录了中国男人的生命历程。书中还有一个关于中国饮食的章节，还介绍了北京的街巷，他对北京的印象。我从这本书中获得了不少关于老北京的素材，为我的写作增添色彩。我还阅读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妻子的记录（有些时候她们也是传教士），英国政府发送给北京代表团的电报等等。我唯一没有阅读的是中文材料，但没有关系，我想在书中呈现的是外国人的视角。

03 很多中国年轻人也觉得自己是“洋盘”，经历和感受是共通的

“我们会做傻事，在街角被绊倒，在公共场合发火或哭泣，在餐厅里说话太大声，点了太多食物，根本吃不完，笑得不合时宜，在工作中受挫。我们根本不算特殊，和旁人毫无二致，哪怕我们和旁人交流起来有点磕磕巴巴。我们只是普通人，这，就是我们能带给中国的最重大的信息。”——《洋盘》

界面文化：不少美国作家、记者出版过描写当代中国的作品，比如何伟（Peter Hessler）、欧逸文（Evan Osnos）、张彤禾（Leslie Chang）、史明智（Rob Schmitz）。你如何看待这一“文学传统”？

沈恺伟：那些是“真正的”作家。我读了何伟所有的书，读了欧逸文的书，读了《打工女孩》还有梅英东的《再会，老北京》。我欣赏他们，但我不认为我和他们是同类人。

我是美国人，也写书，但他们是真正的记者，我不是，我“单打独斗”。我的文学偶像是：任何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的人，以及扶霞·邓洛普（Fuchsia Dunlop）。扶霞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和美食研究者，她为增进西方人对中餐的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想不出另外一位比她更擅长描写中国食物的作家。她知道的可真多啊，每次和她聊天我都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来过中国。

但我的书又是不同的。他们的书主要是关于中国的，《洋盘》主要是关于我自己。我从事美食写作已经很久了，这件事开始让人感到无聊。有意思的是食物背后的人和文化，是人们投注于食物中的想法。我的写作依然与食物相关，但我更想超越食物本身，写写那些人，或许也写写我自己。

界面文化：如今你会定义自己为“美食作家”吗？

沈恺伟：越来越少了。《洋盘》并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美食作品。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食物的，但它更多是关于我自己的。我接下来的一本书会和食物有更直接的关系，但它依然不是一本美食作品，而是一本描写人的作品。我希望围绕发端自西北部的小麦面条，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的故事。我发现我的写作里关于食物的部分越来越少，关于人（包括我自己）的部分越来越多。

说这话可能显得有些蠢，我早该意识到这一点——很多中国年轻人与我有相同的感受，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洋盘”，因为他们也从其他地方来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试图扎根。大多数在上海的人并不是上海人，即使你去和如今的上海人交谈，他们往上两三代人也许来自宁波、江苏或其他地方。没有谁是彻头彻尾属于这里的。而对于那些刚刚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他们也会面对歧视，他们也需要努力求生存。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经历和感受是共通的。我很开心我找到了我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