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财政部周一公布8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涉及湖北、广西、陕西、河南、四川、江西等省份以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家银行，涉案金额共471.73亿元。

这是2022年5月以来财政部第三次通报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与前两次通报不同的是，本次通报中涉事单位除城投平台和地方国有企业以外，也包括银行类机构和地方政府机关部门。

据广发证券统计，2016年以来，共有24个省份因债务违法违规被财政部通报，其中甘肃、广西、云南、湖南和四川被通报案例个数较多。从披露的债务违法违规案例来看，新增隐性债务、新增政府性债务、违规举债是主要的地方政府债务违规形式。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界面新闻表示，此次通报的案例既有地方政府要求国企承担融资平台职能，又有银行等金融机构配合地方政府新增隐债，相当于是从资金需求和供给端共同问责。

此次通报中涉及金额最大的是湖北省，通报显示，湖北省随州市、咸宁市、鄂州市等地区在2018年8月至2021年6月，形成新增隐性债务214.8亿元，违规事项是这些地区要求省属国有企业垫资建设新增隐性债务。

通报中还提到，这8起典型案例涉及的责任主体众多，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金融机构负责人等，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纪律观念不严。

方正证券在研报中表示，在“一揽子化债”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财政部时隔一年多再次通报隐性债务违规案例，彰显了监管层对隐性债务问题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的态度，对后续化债工作有较好的规范和推进作用。

上周召开的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罗志恒此前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第六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从“严控新增”转向强调建立机制有三层含义，其中就包括从侧重结果导向到侧重过程和制度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政府职责与规模，解决无限责任政府职能过大、支出责任过大的问题是根本。

财政部周一在通报中表示，下一步，将切实履行财会监督主责，对新增隐性债务和化债不实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持续强化隐性债务查处问责力度，有效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