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徐鲁青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我的母亲做保洁》

张小满曾经是记者，后来在深圳大厂工作。春香是张小满的母亲，曾经在矿场、在建筑工地打工，后来到深圳，在办公楼当保洁员。张小满和春香同住一个屋檐下，她想记录下母亲的打工史。

“你可能难以想象，在深圳高级写字楼，一个保洁员要完成他的工作，需要将近三十种工具。”在《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中，张小满试图揭开当代城市运转中的微小现实。母亲每日工作八小时，早七点至下午三点，月休四天，月薪2500元，无五险一金，刚刚超过深圳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工资水平2200元/月。这份薪水每月汇入春香的工资卡中，小满写道：

“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保洁员。虽然只是一名保洁员，她还是很开心终于找到了工作，满心期待着拿到工资的那一天——那将是第一次，她的工资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里。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钱，都是现金。” 

一个是体力劳动蓝领，一个是跃入“体面阶层”的白领，在母女二人记录保洁员群体故事的过程中，张小满得以重新回望自己的来处。她越来越感到，自己很多看似努力的行为，看似接触到的圈子，其实不堪一击，而母亲也在这一过程中，颇感悲伤地意识到，苦读成材的子女，最终也不过是在城市生活中勉力维系一份螺丝钉般的工作，稍有不慎，同样会滑至“主流生活”之外。

《未曾叙说》

塞巴尔德是当代日耳曼文学中被讨论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常常探讨回忆和记忆、形象话语（照片）对于历史和记忆的意义，图像语言以及互文性和不同媒体的揉杂等。他笔下的局外人、漫游者、背井离乡的游子，大多都像他一样离开故土到异乡寻找新生活。德国-犹太遗留问题也在他的作品中占据重要位置。

本书是塞巴尔德的一次独特尝试，由他和他的老朋友、德国艺术家扬·彼得·特里普共同创作。33幅以眼睛为主题的版画来自特里普——它们是伦勃朗、培根、博尔赫斯、贝克特、普鲁斯特、塞巴尔德等人的双眼，而其中情感最强烈的或许是塞巴尔德女儿的双眼，她后来与父亲一起遭遇了车祸——塞巴尔德为这些眼眸写作了33篇短诗。

《成为母亲的自由：我不想当妈妈》

“我不想当妈妈。”即将迈入40岁的崔至恩，是一位无子女的已婚女性，与先生结婚5年，她决定坦然说出自己不想生小孩的想法。

她想知道其他做出同样选择的人，最终是如何走出内心的挣扎与低潮的。在《成为母亲的自由》中，崔至恩采访了17位不同年龄与婚龄的女性，从讨论“生孩子的是我，为什么不生还要其他人同意”，到追问“韩国是一个适合生育的国家吗”、“是否需要为丁克夫妻修订政策”等问题。崔至恩发现，从怀孕到生产都是女性一人承担，而未来的养育与教养责任也大部分落在女性肩上，这一路承受的风险与责任远超其他人的想象。所以，女性选择不生孩子，不应该感到自责或是愧疚，更不该被指责。

崔至恩是一位韩国记者兼作家，常年关注女性议题。一经出版，这本书的话题性和关注度在韩国引发热议，并波及日本，NHK电视台为其制作了同名纪录片《我不想当妈妈：韩国首尔生育率0.64的冲击》。

《后真相》

吸烟不致癌？疫苗致残？全球变暖是发达国家的阴谋？我们应该相信什么？

“后真相”的“后”，是因为真实与否已经降低到了次要位置，不同的人群只选择相信符合他们各自偏好的信息。后真相话语通常反对科学方法和调查，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和英国脱欧公投前后，这个词以“后真相政治”的形式获得了广泛的普及，并被《牛津词典》评为2016年年度词汇。

从否认关于吸烟、疫苗、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到认知偏差的心理根源，从社交媒体塑造的信息孤岛，到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点，《后真相》追溯了这些现象的形成根源。身为哈佛拓展学院伦理学讲师的作者李·麦金太尔认为，后真相的危险之处，不仅在于真相因之受到挑战，还在于挑战真相成为一种维护政治主导地位的机制。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后真相概念的“基本知识”，就无法回避政治。

《种子的隐秘之美》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植物标本馆珍藏着300余年来从全世界采集的300多万份植物干标本。在漫长的历史上，科学家们持续利用植物标本馆发掘着植物和菌类的多样性。过去10年间，科学家们也通过高分辨率图像采集技术，让此处1/6的标本实现了数字化，每张图像上都配有标尺（说明比例尺）和比色卡，并免费在互联网上公开。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可以观测爱丁堡标本柜中的物质材料，并下载图像与相关的采集数据。

作为昆虫超微距摄影技术开创者，“微雕”（microsculpture）项目发起人、英国摄影艺术家列文·比斯受爱丁堡皇家植物园邀请，在植物园的种子库中挑选了100种果实与种子进行微距摄影，这些图片均收录在这本《种子的隐秘之美》中。他将摄影对象放大至80倍，图片中会出现许多肉眼难以看见的种子纹理和质地，每一幅种子图均配有一段科普文字。

《女人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宫本百合子随笔集》

“维纳斯往往被当作一个观赏物，是被凝视的女性；蒙娜丽莎的微笑不是被解放的女性的微笑，她的笑容反映了她不自觉的、无所言说的内心……文艺复兴赋予了蒙娜丽莎人的自由，让她可以拥有那样的笑容，却控制了她作为独立个体的女性的社会行动。”

在《女人味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日本近代作家宫本百合子剖析了夏目漱石、森鸥外、托尔斯泰等男性文学名家的女性观，以及他们笔下的女性生存方式和创作态度，真正“看见”文艺名作中的女性；同时，宫本百合子也揭露了父权社会中的“女人味”实质，和加诸于女性身上的“孝女、贞女、爱国妇女”等钳制。

宫本百合子是日本近代文坛重要作家，曾在二战后参与创立新日本文学会，积极开展妇女文学运动。虽数次被捕、禁止发表作品，但她在狱中仍然坚持创作，撰写了大量小说和评论随笔，并持续发表关心政治、社会问题、劳工权益和女性意识的文章。

《寻找我们的鱼类祖先：四亿年前的演化之谜》

拉蒂迈鱼 ，是一条从四亿年前游到现在的鱼。

它成功挺过了四次物种大灭绝，一度被认为与恐龙一同灭绝，却在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它是从鱼类到早期两栖类演化的关键物种代表，它所属的肉鳍鱼类被认为是全体陆生脊椎动物的祖先。

在《寻找我们的鱼类祖先》中，作者走访多国，调研拉蒂迈鱼的发现始末以及后续影响，讲述了这场轰动一时的科学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波澜。从拉蒂迈小姐偶然从渔民那里看到这条神秘的蓝鱼，到史密斯夫妇为做研究而不辞辛苦地出海寻鱼，到海岛渔民为了高额悬赏蜂拥而上，再到各大博物馆开始为拥有一条拉蒂迈鱼而开展疯狂捕捞行动，各国政界也为了鱼的归属而制定法令、严防死守……物种的发现，不只带来科学界的轰动，也能映射出世界的不同侧面。

《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

格莉克尔·莱布，离经叛道，擅长经商，撰写了七卷本的自传。

玛丽·居雅，投身教育和慈善，在新世界开垦精神与物质的荒原。

玛利亚·梅里安，艺术家、博物学家，每日研究她心爱的毛毛虫。

这是《边缘女人》中的三位主人公，她们既不是贵族，也没有被母亲的身份淹没、作为妻子而被抹杀。她们是17世纪时的普通女性，生活在欧洲、北美和南美的“边缘地带”。本书作者、加拿大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追踪受访者在多个领域的生活，从修道院到新边疆、从家庭到市场、从田野到绘图板，试图填补早期现代女性史的概念框架。戴维斯发现，她们三位身处“边缘”的普通女性，竟微微撼动了那个坚不可摧的男性世界。

《边缘女人》作者、女性历史学家戴维斯于今年10月逝世，被认为是重要的微观史学代表人物，她的代表作还包括《马丁·盖尔归来》 。近年，微观史学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还包括《奶酪与蛆虫: 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蒙塔尤》《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