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涛、路思远（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仅代表个人观点）

受内外不确定因素叠加影响，2023年春节后，我国经济的疫后复苏速度就持续弱于预期，而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趋势性变化以及外需环境的周期性、结构性转变，进一步令经济运行阶段性出现产出缺口。若以2016年至2018年经济运行状况为基准，截至目前经济还有7%左右的产出缺口待修复，即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年初进行展望时，最为担心的“总需求出现意想不到的下滑”（参见《2023年经济展望①》）。

针对经济复苏弱于预期，并已开始冲击微观主体信心的变化，决策层很快就进行了政策对冲安排，7月24日政治局会议明确“当前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并强调“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因此，在政治局会议后，政策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针对民营经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行业等重点领域，监管部门密集打出政策组合拳，用以降低系统性风险，提振微观信心。宏观调控方面则相继实施了降息降准、追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融资规模等，在政策及时对冲下，7月份后经济就开始逐渐显露出筑底回升的迹象，GDP环比折年率由二季度2%回升至三季度的5.3%；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并连续两个月增长，利润同比下滑幅度也开始持续收窄。由此，如何保持住经济回升的势头自然就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

当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时，意味着宏观经济等式出现了不平衡，即C + I + G + X < C + S + T + M，相应应对措施也很清晰，就是增加I、G和X，将宏观经济等式恢复平衡，在政策层面就是扩大政府支出、促进投资、促进出口与改善营商环境。

从7月份政治局会议后的政策变化来看，中央财政1万亿特别国债的追加与1.5万亿特殊再融资债券的计划，释放出十分清晰的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信号；人行下调政策利率、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调整存量房贷利率，八部委促进民营经济25条等，则表明改善投融资环境是重要的逆周期调控措施；中美元首会面、金砖扩容、优化人员跨国流动管理机制等，反映出在稳外贸、稳外资方面的措施在持续增强。可见，7月份会后，宏观政策的实际变化均指向尽快化解需求不足的问题。

不过从当前内外经济环境来看，本轮逆周期调控的任务依然很重，截至9月末，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两个季度处于负值区间，净出口更是连续四个季度对经济增长负贡献，即内需和外需均没有回到正常水平。因此，要想保持住经济回升势头，明年在逆周期调控方面，必须增加政策力度，尤其是在财政政策方面，需要进一步增强积极性，一定防止出现政策力度衰减，避免经济面临再次寻底的波折。

在持续增强逆周期宏调力度方面，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内部结构矛盾叠加影响下，我国经济也曾出现严重的需求不足问题，GDP平减指数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值，实体企业信贷融资持续萎缩，净出口连续3年对经济是负贡献，FDI也是持续下降。作为政策对冲，宏观层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规模，连续四年持续提高赤字率，广义财政赤字率接近20%；大幅下调存贷款政策利率，1年定存利率由5.67%下调至2.25%，5年以上贷款利率由10.53%下调至6.21%；加速推进开放进程，并于2001年成功加入WTO。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经济不仅摆脱了需求不足的局面，还首次实现了连续5年经济增速超过两位数的增长。

1998年至2002年的宏观调控探索无疑为当前及今后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是面临需求不足的经济矛盾时，要做好两条：一是积极财政持续加力稳住内需；二是大力改善外部环境，尽可能争取订单与资金，预计经济工作会议会在这两个方面还会释放出更为清晰的政策信号。具体到财政、货币政策方面，预计财政赤字率会维持在3.5%-4%的高位，财政支出进一步增加；政策利率水平下调10-15BPs；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尤其是稳住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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