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李彦慧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我当了半辈子的‘诺兰黑’，但第一次我站在《奥本海默》一边。”北京大学教授、电影学者戴锦华说，“因为他以这个人物传记提示了那个历史时刻，而又以那样一个历史时刻提示我们的现在：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命的延续、幸福的开端，还是人类毁灭的开始？”

这是戴锦华在上海图书馆日前举办的“重访戈达尔、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讲座上提到的内容，她同时提到了近几年女性导演全面崛起的情况，她认为这是电影工业本身开始衰弱，男性纷纷弃船而逃的结果。她同时认为，目前一些女性导演的电影有“画地为牢”的问题。

而ChatGPT、脑机接口、基因编辑……近两年发生的科技巨变似乎预示着人类再次站在了技术革命的临界点上，如何使技术进步不成为劫难？她认为，叩访20世纪六十年代的艺术电影或许能为今天无知与困窘的人们提供答案。

女性导演崛起的原因是电影工业走向衰弱

在讲座现场，有观众向戴锦华提问，是否有伟大的女性导演？戴锦华表示电影史上伟大的女性导演的确不多。她曾在FIRST影展的采访中提到，在她看来，电影是有性别的。“从媒介特征、工业体制上、生产形态和组织结构上来看，电影都是男性的”，即使成就如被誉为新浪潮“祖母”的导演阿涅斯·瓦尔达，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放在“助手”位置上。

她认为，女性导演的全面崛起只是近几年的事，“究其原因是电影工业衰弱了。”戴锦华说，“电影这艘大船要沉了，所以男性纷纷弃船而逃，而女性就像在面对任何灾难时刻一样挺身而出去接替他们。”

她也指出，目前一些女性导演的女性电影有些“画地为牢”，“女性主义电影题材的特征是女性独有的生育经验，那么无外乎是关于生育的、身体的、关于母与子等等，这些在男权社会里以绝对的生理差异派给女性的命题。”

戴锦华更认可的是像《女人们的谈话》这样的影片，“这样的电影表达出女性的生命经验和独特视野，同时是对父权社会无言的颠覆，也是对社会正在经历的重大文明转折的一种饱满而丰厚的表达。”女导演应该有能力处理一切关于人类的题材，戴锦华说自己仍然在期待这样的时刻的到来。那么该如何创造一种女性叙事的可能，如何创造一种目光而非“凝视”呢？对此，戴锦华说，这不仅是关于电影的挑战，也是关于新女性如何创造自己世界的挑战。

60年代电影如何照亮技术时代

2022年9月，20世纪电影的领军人物、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91岁高龄时选择了安乐死。戴锦华说，戈达尔不仅在他几十年的电影生涯里保持着一种“向道貌岸然的成年人世界永恒的青春挑战姿态”，连他选择终结自己生命的方式，都仿佛宣告“即使面对死亡这样人类生命无法战胜的事实时，人依然可以作为‘人’而做出选择”。

戈达尔的离世似乎预示着“世纪的终结”，戴锦华认为他标识着一个变革的、反叛的、梦想的和电影艺术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艺术电影展现出一种“现代性的自我厮杀、人类为了理想世界而战斗”的姿态。因而，“叩访这些艺术电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怀旧或是历史回顾，还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门，直面真实的世界。”

1982年第一次看戈达尔的电影《筋疲力尽》时，戴锦华像“那猴儿喜不自胜，抓耳挠腮”，看完后很想在街上奔跑，想告诉所有人“我找到了一部我的电影”。戈达尔的电影让她感到，在80年代的中国，自己与60年代欧洲的相遇了。

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导演的《伊万的童年》也是震撼的，以至于她忽略了它是一种典型的“小英雄”叙事。戴锦华认为，今天我们理解和平，应该先理解和想象战争，《伊万的童年》展现的正是对生与死、对战争扭曲人性的深刻思考。她也提到了塔可夫斯基的其他代表作，如《飞向太空》里超越情节本身的惊悚感，“影片里好像始终有巨大而无名的眼睛占据着、执掌着摄影机，主人公始终处在监视、俯瞰的目光中。”这或许说明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具有真正的科幻精神，始终带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在戴锦华看来，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艺术家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精英，他们与时代、时代的反叛者们共命运。但除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电影创作者，导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则展现了一种勇敢直面历史、不规避历史困境的姿态。他经由电影媒介重塑历史时空，达成对历史创伤的质询，戴锦华说，“他总是与不同时代的失败者们站在一起，勇敢地尝试分担失败者的历史命运。”

“当今天我们以为艺术是某些人高尚的创造，是高超的技艺，是今天人们相信ChatGPT宣布它能代替作家的创作，”戴锦华在讲座中指出，“但人类的生命是脆弱而辉煌的，在向死而生中，我们能获得我们独有的高尚、尊严和创作。”戴锦华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整体的重组和改型”的现实。尽管电影在萎缩、电影艺术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力在消减，但“仍然只有电影，尝试把公共性的主题放置在我们面前，并且给我们一些体认、共同面对的空间”，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