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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古人的家庭关系特别“封建”吗?家长对于孩子有绝对的话语权吗?夫妻之间感情淡漠吗?如果真正进入古籍文献,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对于第一手资料、古籍的钩沉,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历史时期的自我、人际和历史事件,窥见历史中的心态与真相。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华盛顿大学教授伊佩霞在《追怀生命》一书序言中所写的,制度、观念和重大事件是还原历史的基本条件,但只有当我们聚焦个体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时,历史才变得鲜活起来。
01 如何还原古代的家庭情感
平凡个体的故事是观察古代家庭生活的重要切入点,因为正是那些无名的、没有仕宦经历的男子,贞妇、节妇以外的女性还有普通的孩子组成了普通的家庭。而他们的故事甚少出现在正史和地方志之中。又应该向何处寻觅呢?
通过对于古籍资料的考察,伊佩霞发现,由私人撰著、纪念死者为目的的传记文体墓志铭,有机会让人们看到古代家庭生活的样貌。为早夭孩子而作的墓志铭,展现了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亲子关系并非总是父母无情地牢牢地控制儿女这样的形态,事实更加鲜活也更为复杂。那些为未成年子女所写的墓志,会有一些普通墓志没有的细节——成年人的墓志通常都会有比较明显的赞颂美德的公式——比如说哪个孩子直到五岁才会走路、哪个女孩在祖母与母亲之间左右为难。通过还原这些孩童成长中的细节,那些无关孩子品格、节操或者前途的轶事,父母流露出舐犊情深的感情。唐诗人王梵志的诗句,“父母怜男女,保爱掌中珠”就证明了在父母眼中,无论男孩女孩都是掌上明珠。这样真实自然的关系令人感动,也挑战了古往今来中国父母都是“重男轻女”的结论。
墓志对于了解传统中国女性生活同样非常重要:与列女传相比,墓志铭提供了更为完整的生命图像,展现了她们在一生各个阶段中担当的角色,更能透露她们情感经历以及她们如何权衡家庭关系。墓志铭的作者通常为她们的亲人,像是丈夫、兄弟或儿子。虽然现存墓志中男性墓志的数量远超女性墓志,但就记载真实生活的价值而言,女性墓志铭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唐代文人权德舆在为亡女写作的墓志铭《独孤氏亡女墓志铭并序》中,表现得震惊、悲痛、一蹶不振,仿佛不承认她早逝的事实,末尾感慨道,我已经老了,还做什么文章呢?恐怕他人不知道我女儿的贤德罢了。“吾老矣,岂以文为?惧他人不知吾女之茂实,故隐痛而铭……”
另外一篇感人的墓志铭来自清初著名诗人、学者钱澄之为其姐撰写的《方氏姊墓志铭》。文中,他没有将姐姐写成大贤大德的命妇,而将她描述为一位平凡的、爱哭泣的普通女性。“姊性多哀伤,易于哭,晚年尤甚:晚年尤甚:语及母氏则哭,语及伯颖(丈夫名)则哭,予兄弟每见面则哭,其去也又哭。人皆谓姊善悲……”对于姐姐善哭、爱哭的观察传达着身为弟弟的同情。她是他亲近的姐姐,不是传记中的烈女,因此性情上并不完美,还十分软弱,总是哭哭啼啼的。但这样的软弱也是值得原谅的,因为姐姐遇到过许多不幸,他充满体谅地写道,“抚今追昔,触事感怀,亦毋怪乎其悲也。”
为姊妹书写的墓志铭有着丰富的表达空间,写作者凭借自己的回忆记录了许多生活中的琐碎细节,研究者评价道,这与为母亲和妻子的又不相同,因为不需要毕恭毕敬地为亡母歌功颂德,也不用像为亡妻写作时常常避嫌。弟弟为姐姐撰写的墓志铭亦体现了已嫁女子与娘家的密切关系。就像这篇结尾处,钱澄之阐明写作的旨意,是为了让后代的人都知晓,他们是一母所生的姐弟,“百世而下,知为同产”。
02 女子教养与琴瑟和鸣
事实上,女性不仅是被悲悼的对象,也是这类文体的书写者。据统计,现存女性撰写的墓志不超过五十份,其中大部分成文于明清时期,这些墓志为人们提供了聆听女性声音的难得机会。可能会引起当代读者兴趣的是一位唐朝女子为丈夫撰写的墓志铭,她在这篇短文中安慰婆婆:家中有地、足以养活家庭,家中也有书籍,足以教育孩子成才,既然生死都是天意,就没有悲哀的必要:“家有南亩,足以养其亲;室有遗文,足以训其子。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她并不觉得应该为丈夫的早逝而过度悲痛,相反,应当更好地利用家庭资源、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职责。透过这几行豁达的文字,可以窥见唐代女子的教养与生活理想。
墓志铭亦是观察古代夫妻生活和情感观的窗口。“琴瑟和鸣”为唐代墓志中常见的主题,许多墓志都能体现丈夫对妻子的温情回忆,以及立誓不再娶之类的文字。相对来说,妻子对丈夫的墓志留存甚少,然而仅存的几篇却也传递出了女性的视角、教育程度以及人生见解。与唐人重视“凤凰于飞”“琴瑟和鸣”相比,宋代墓志铭更关心妇女和婆家成员是否关系和谐以及寡妇的生活。到了明代,甚至出现了标准化的歌颂妇女的语言。直到十七世纪,这样的“重情观”才有所削减。不过,这也并不能说明清朝以后的夫妻关系就变得冷漠。桐城派文人方东树对于亡妻的墓志铭展现了他对妻子的尊重与依恋,他将妻子称为“良友”,强调他们这对夫妻在精神上的深刻联结。
多年来,因为盗墓、土崩、建筑工程和考古发掘,大量的墓志出土,有些完整无缺,有些残而不全。而这些新发现逐渐扩大了供历史学家参考使用的史料库。墓志铭为人们提供了有关性别观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依托这些资料,人们得以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真实的情感和家庭状况,重新发现夫妻、兄弟姐妹、亲子之间究竟是如何相处的。
03 古籍的普及之难
上文已经讲述,一方面,对于古籍资料的重新解读,能让人们看到更加完整与丰富的历史,了解真实的情感与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古籍材料的新发掘也能更新人们对古代社会的认知。界面文化曾报道,从八十年代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便关注着这类刻在窑器上的浅显诗歌。据他统计,这类诗歌大概有120首,极大地丰富了唐诗,让我们读到了精英阶层之外、属于社会下层的唐人写的诗。这些诗歌本身“并不高明”:百姓写鱼因为贪食而咬钩,被钓上来后“悔不忍饥”。陈尚君评价说,这样的讲法是非常世俗的,但这样的说法却同样被人们认可。
现实中,古籍整理面对诸多困境。整体的社会基础薄弱,是当今古籍普及与整理工作的最大的困难,就像一位学者指出的,“古人说的八岁入小学,一年视离经辨志,于今在大学阶段都难以做到。”(语出《礼记·学记》,意为分析经籍义理,读断文句,辨别学习之意向。)这点出了古籍普及的重点在于增强古籍在普通读者中的社会基础。
在一篇名为《古籍整理出版的困境与出路》的文章中,来自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作者,通过对于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现状的总结,预见了一种轻型化、便携化的古籍普及形式。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知识更新速度增速的情况下,除了人文教授和专业读者,一般读者没有时间像过去一样按部就班、逐张逐句地阅读典籍,需要用古籍中的思想、通俗的语言领略古籍的精华。这使得古籍的普及形式发生变化,转向便携与小型化、电子化与网络化的形式,读者能够随时阅读、随时放下。
在生前最后一部小说《钦天监》中,作家西西感慨道,小说中写,藏书阁收藏了天下的知识宝藏,表现了穷尽世间知识的野心,而那些光彩夺目的中国学问应当有更多的见证人。
如今,典籍的公开让这些光辉夺目的学问得以实现自己价值。番茄小说上也可以看到2000余部古籍了!日前,番茄小说引入了由“北京大学—字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研发的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典古籍”。 平台涵盖390部经典古籍,主要来自《四部丛刊》,共计3000多万字。像是前文列出的唐人权德舆的《独孤氏亡女墓志铭并序》及大量女性的墓志铭都收录于此数据库中,读者可以从中搜索,感受古人的家庭生活和情感,以及古人何以也是“当代人”。
12月25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与番茄小说一起举办古籍保护与传承公益论坛,为“古籍活化,传承书香”征文获奖作品颁奖。此次征文活动开启于今年5月,希望能够以更丰富、通俗的方式,将古籍中的历史瞬间或经典故事呈现给世人。参与者可以从古籍中的故事或者事件出发,对经典故事进行改编与扩写,让古籍中的那些故事与场景,在网络文学中重新“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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