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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坂本龙一
日本音乐家
1952年1月17日-2023年3月28日
1978年，坂本龙一以黄色魔术乐团（Yellow Magic Orchestra，简称“YMO”）成员出道，YMO被誉为日本电子乐的先驱。在乐团中，坂本龙一的风格更偏向于学院派与古典音乐——这也正是团中的作曲家高桥幸宏（于2023年1月11日去世）将称其为“教授”的原因，后来这一亲切的称呼被乐迷们广泛传用。
“教授”的音乐与社会关切紧密。从学生时代起，他就投入社会运动，参与罢课抗议、游行示威。他曾反对日本政府通过《家电用品安全法》，并收集了超过7万人的联合签名，也曾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积极参与反核游行。后来，坂本龙一积极参与和平活动，发起了森林再造保育计划。他认为：“说起音乐和艺术对于灾难能做什么，比起送食物和捐赠，我认为所能做的最高层次，应该是深思灾难的意义并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出来。”
1983年，坂本龙一出演了大岛渚的影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参演此片的还有英国摇滚歌手大卫·鲍伊与北野武等。同名曲目也成为了坂本龙一的经典作品之一。不过，为更多中国观众所熟知，要等到他为电影《末代皇帝》配乐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之时，在这部电影当中，他饰演了日满电影协会会长这一角色。也是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关于中国，坂本龙一在《skmt：坂本龙一是谁》一书中写过：“5年后、10年后，中国一定会成为难以忽视的存在吧。中国人一定不会违背自己的逻辑。不论好坏，他们都会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将中国的逻辑方式推向世界各地。”
大江健三郎
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35年1月31日-2023年3月3日
像大江先生这样，会不会活得很累啊？莫言私下里跟朋友们议论，因为他“紧张、拘谨、执着、认真，总是怕给别人添麻烦，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讨论的结果是，大江先生的确活得很累，但莫言说，世界上正是因为有了像大江先生这样“活得很累”的人，像责任、勇气、善良、正义等许多人类社会的宝贵品质，才得以传承并被发扬光大。
大江健三郎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的译者、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看到，大江早期的小说大都以诉说人生的荒谬和无奈为主题，但在同一时期，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日本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政府强行批准《日美新安保条约》、各界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他积极参加游行集会，并发表了《民主主义的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践踏民意的暴行。
1960年6月，大江健三郎参加日本文学家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来到和日本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声明，认为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当年的侵略行为，但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回应。1994年，他以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Football》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他将南京大屠杀列为20世纪人类三大人道主义灾难之一，敦促日本摆脱“暧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历史罪过，回归“亚洲人的亚洲”。然而，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小说落入浅薄的政治小说的俗套。莫言称，大江不是说教，而是思辨——他的许多小说中存在着巨大的思辨力量，人物经常处于激烈的思想交锋中，“是真正的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风格的复调小说。”
马丁·艾米斯（Sir Martin Louis Amis）
英国小说家
1949年8月25日-2023年5月19日
“新生的福楼拜，再世的乔伊斯，”诺奖得主索尔·贝娄曾如此评价马丁·艾米斯。他1949年生于牛津文学世家，为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之子。马丁·艾米斯与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
艾米斯最著名的小说是《金钱》《伦敦场地》和《隐讯》，通常被称为他的“伦敦三部曲”。虽然这些书在情节和叙述方面没有什么共同点，但它们都审视了中年男性的生活，探索了20世纪末的英国。艾米斯说自己不会留意某位25岁的天才写的什么轰动一时的新小说，因为“分配我的阅读时间去读那类新书是非常不经济的做法”。新书也许日后有成为经典的可能，但也可能很快就被人遗忘，所以他不想冒险。
有趣的是，他自己在出道之时，就是他口中这样的天才，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小说——凭首作《雷切尔文件》摘得毛姆文学奖，并被誉为“文学天才”。此后又以一系列风格多变的作品步入文坛巅峰：《金钱》入选《时代》杂志“一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列；《时间箭》和《黄狗》先后入围布克奖提名。虽然艾米斯从未获得过布克奖，却无损他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年轻作家”（《格兰塔》杂志评选）的头号人物。
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
作家、美国普利策奖得主
1933年7月20日-2023年6月13日
人们常常将科马克·麦卡锡与威廉·福克纳相提并论，因为麦卡锡的小说也有着广阔的旧约风格和乡村背景，文学主题也和福克纳一样凄凉而暴力。在他的作品中，流浪者、小偷、妓女等角色出现在荒凉而令人生畏的破败边境，所有人都无法逃避出生之前就注定的命运。
麦卡锡的早期作品普遍获得了正面的评价，但在商业上并不成功。《血色子午线》是他创作的转折点，在《纽约时报》评选的“过去25年美国最佳小说”中名列第三。描写美国西部牛仔哀歌的“边境三部曲”的第一本《天下骏马》引起图书界的轰动，捧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国家书评奖。在该系列第三本《平原上的城市》中，麦卡锡写道：“每一个人的死，都是对其他人的死的替代和推延。每个人都是要死的，所以没人不害怕。唯有对那代替我们先死的人的爱，可以稍微减缓我们对死的畏惧。”他的小说《老无所依》讲述了德克萨斯州沙漠偏远地区毒品交易失误的故事，后被科恩兄弟改编为电影。这部电影赢得了四项奥斯卡奖，包括最佳影片奖。他的《长路》则获得了享有盛誉的普利策小说奖。
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
美国传奇出版人、编辑
1931年4月29日-2023年6月14日
“不仅仅是一名编辑，而是那名独一无二的编辑”，“我从来没遇到过能与他比肩的编辑，无论是在哪个国家。”——知名英国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曾在访谈中如此盛赞罗伯特·戈特利布。
戈特利布是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传奇编辑，先后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曾就职于西蒙-舒斯特、克瑙夫两大出版社，后执掌《纽约客》。勒卡雷称戈特利布有自己就独特的编辑记号，画波浪线意味着这段文字用词可能太过华丽，椭圆和问号则是建议作家可以再想想怎么写会更好。
2016年，戈特利布出版了个人回忆录《我信仰阅读》，在书中回顾了与文字作伴给他带来的美好和痛苦。他在书中写道，“有些编辑总因自己不是作家而愧恼。我的写作水平很好，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可以像我这样。但写作非常，非常难，我真的不喜欢写作，而阅读则像呼吸一样简单。”他还提到，“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这么确信，但我对自己作为读者的判断力从不怀疑。”戈特利布不仅痴迷阅读、擅长编辑，而且善于挖掘年轻作者，大胆创造营销手段，打造了诸多出版事件，包括确定《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书名。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作家
1929年4月1日-2023年7月11日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就被译介到中国，并掀起了一波翻译、阅读、模仿的热潮。尤其是他著名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之书”。莫言、余华、王安忆、毕飞宇这些日后的大作家都曾是昆德拉的忠实读者。
因参与“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们普遍遭遇清算。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国，1979年被剥夺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籍。法国文学译者余光中曾在一次活动中评论昆德拉的创作脉络与其流亡生涯的关系：“昆德拉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作家，用母语写作要经过很多审查，到法国以后试图用法语写一些随笔，慢慢就试图把他自己跟作品进行某种割裂，把以前的作品和后来的作品进行某种程度的梳理，排斥掉一些东西，又留下一些东西。我总觉得他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到法国后他更加强调他作为小说家的身份，而不是不同政见者。”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看到，中国读者喜欢昆德拉，可能是因为他的作品和中国近50年的现代化和中国读者思想的变化有很多共鸣。我们都来自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前苏联或者俄罗斯社会思想变化的影响，又重新有自己的定位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感情和思想变化有相近之处。虽然当年昆德拉是作为政治敏感的人物进入大众视野的，但“如今中国读者还是对他有执着的热爱，一代代读者都喜欢他，可以说已经脱离了政治层面，而是说他的作品是在人性的层面有启发的”。
森村诚一
日本推理作家
1933年1月2日-2023年7月24日
“哈尔滨市荣誉市民”是森村诚一此生获得的荣誉之一。作为推理小说作家，他的作品被屡屡搬上银幕，走红院线，尤其是在小说《野性的证明》电影版由高仓健主演之后，他的小说发行量突破了日本侦探推理小说的历史销量记录。但森村诚一并不满足于此。
为写作《恶魔的饱食》一书，森村诚一在日本各地调查、寻找731部队原队员，足迹遍布数十个城市，通过采访31名原队员获得了大量证言，并赴中国、美国搜集了许多极为珍贵的731历史照片、档案及资料。这本书系统地揭露了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等地建立大规模细菌战研究基地，利用3000多名中国、前苏联等国的战俘和平民进行活体实验的历史事实，该书于1981年出版，在日本国内销售超过300万册，在日本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极大震惊和广泛关注。该书也在《史实的验证与传授方法》中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松村高夫评价为731部队研究的先驱。
80年代中期，森村诚一又以推理小说的形式写出了《新人性的证明》。在小说中，一位到日本寻找女儿的中国女译员，深夜突然中毒身亡，他以此为引再次揭露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行。
韩起澜（Emily Honig）
美国历史学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
1953年-2023年10月14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保留了韩起澜的两条交流记录：“美国留学生韩起澜女士来我所访问”（1980年），“韩起澜女士来信诉说觅职难”（1983年）。韩起澜的研究和教学重点是近代中国，尤其关注劳动和性别问题。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生，她属于第一批有机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论文研究的研究生。她花了几年时间在上海调查革命前中国棉纺厂女工的历史，并出版了一本关于全球和本地因素如何影响上海工人阶级的著作。
她之后研究和写作的主题包括：20世纪晚期中国不断变化的性别结构、上海工人阶级中因籍贯而产生的紧张关系，以及知青的历史。在中国，韩起澜最受关注的著作当属《苏北人在上海》，她发现苏北人的身份是由上海的江南精英建构的，解释了籍贯怎样构筑社会等级和社会对立。该书于2004年出版中文版，如今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价值三百多元，据悉2024年将再版。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
加拿大-美国历史学家
1928年11月8日-2023年10月21日
戴维斯是美国历史协会第二位女主席（第一位是内莉·尼尔森）。她广为人知的著作《马丁·盖尔归来》源于她担任丹尼尔·维涅（Daniel Vigne）同名电影历史顾问的经历。故事中，在1560年的夏日，如果不是有一个装了一条木腿的人闯进法庭，那个真名叫阿诺·迪蒂尔的精明农民，几乎已经说服了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他就是马丁·盖尔。骗子迪蒂尔最终被判处绞刑，焚尸灭迹。这本书于1982年首次以法语出版，与电影首映同时，该书也使她成为了“微观历史学的先驱”。
在历史学界，戴维斯因能够利用被忽视的资源还原以普通人为中心的故事而闻名，同时，她也致力于跨学科历史学，将历史学与人类学、民族志和文学理论等学科相结合。今年，她的《边缘女人：十七世纪的三则人生故事》也推出了中文版。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法历史学家、《蒙塔尤》作者
1929年-2023年11月22日
年鉴学派强调的是整体史和结构化的历史研究，并没有确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勒华拉杜里的首部作品《朗格多克的农民》也是一部“没有人物的历史”，但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成为了年鉴学派历史人类学的标志性著作。该作出版之后，包括心态史研究在内的微观史学或日常生活史成为了勒华拉杜里的研究重点。
“松露猎人”和“跳伞者”是勒华拉杜里对历史学者的分类。松露猎人对奇怪、新颖和意想不到的案例进行研究，尽管这些案例具有独特性，却能照亮所属的时代；跳伞者采取全景视角，强调大趋势而非细节。勒华拉杜里在生活中也是一位美食家，所以他将自己划归为更偏“松露猎人”的类型。
微观史学有三大经典代表作，即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意大利学者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和美国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其中两位史学家在今年接连逝世，令人伤感。
约翰·波考克（John Greville Agard Pocock）
政治思想史家
1924年-2023年12月13日
长久以来，马基雅维利被认为是“邪恶的教诲师”，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等作品中也这样认为，约翰·波考克对这样的论断忍无可忍，最终采用“马基雅维利时刻”这个具有论战性质的名字作为他代表作的书名。
波考克看到，美国的立国原则和“邪恶的教诲”具有思想史上的渊源。因为马基雅维利注重的是古典时代对公民参政和民兵思想的理想、对共同善的追求，因此，在共和主义者的视角下，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就起源于“马基雅维利时刻”。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他（引入政治思想的“语言”）与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昆汀·斯金纳（主张注重作者意图）和约翰·邓恩（强调传记）构成了“剑桥学派”。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
意大利哲学家、政治理论家
1933年8月1日—2023年12月16日
“他入狱不就是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吗？”面对上个世纪奈格里被捕入狱，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这样说。奈格里是20世纪60-70年代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工人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意大利政府以“煽动”罪名判处他30年徒刑。法国哲学家瓜塔里和德勒兹曾对奈格里的监禁表达抗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意大利总统弗朗西斯科·科西加将他描述为“一个精神病患者”，“毒害了整整一代意大利年轻人的思想”。
奈格里还与迈克尔·哈特（Micheal Hardt）合著了《帝国》（Empire）、《诸众》（Multitude）、《大同世界》（Commonwealth）、《集会》（Assembly）四部曲，用“帝国”这个概念来描述去中心的、无疆界的、超民族国家的全球化浪潮的新政治秩序，用“诸众”的概念来描述一种处在“帝国”秩序之下、而又反抗着“帝国”统治的历史主体。对于“帝国”，他们既没有进行冷漠的描述，也不为“帝国”张目，而是试图解剖“帝国”的运行机制，从而为最终超越“帝国”做理论上的前瞻。
伊懋可（Mark Elvin）
汉学家
1938年-2023年12月19日
为了“弄清楚我们的生活何以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伊懋可开始研习历史。他的第一本专著是研究前现代中国经济和技术史的《中国的历史之路》（1973），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高度平衡陷阱理论，该理论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影响颇深。他认为，前工业化的生产方法在中国极其有效，达到了没有工业-科学投入情况下的极限，这消除了科学进步的大部分经济压力。
他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则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在此书里，伊懋可指出，十八世纪现代前夕的中国环境退化程度可能比当时的西北欧更为严重。2005年，他凭借此书获得被誉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儒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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