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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口变化有何趋势?吕德文:出现“一家三制”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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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口变化有何趋势?吕德文:出现“一家三制”新情况

客观上来讲,在“一家三制”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的生活质量其实在下降,抗风险能力更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张倩楠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2023年12月19日至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部署2024年“三农”工作。会议提出,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

目前,中国乡村人口呈现何种变化趋势?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向界面新闻介绍,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都面临着人口流出的问题,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突出。

吕德文此前在其文章中写道,相比城镇,农村人口形势有着更为复杂的表现。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于城镇。2023年春节期间,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发布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乡村社会,愿意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受调查者占比超过40%,而这一比例在城市只有26%,二者相差悬殊;在低生育意愿群体中,无生育意愿的在乡村占比只有24%,而这一比例在城市高达31.7%。这说明,当前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还比较平缓。

另一方面,农村出现人口流失的趋势其实来得更早也更猛烈。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9%,到2022年已经达到65.2%。相比之下,农村人口从1995年达到峰值8.6亿人,随后开始发生逆向变化,直到2022年降至4.9亿人,降幅达到43%。

有学者概括,我国流动人口呈现典型的“三个八”特点,即80%以上人口来自农村,80%进入城镇,80%是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更为严重,人口流失且比例失衡的现象更为明显。这种复杂的人口形势使得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进一步凸显。

“中西部农村地区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一家三制’,一个家庭分三个地方居住和生活。”吕德文告诉界面新闻,过去农村普遍是“一家两制”,年轻人在大城市打工,老年人留在村里生活、照顾小孩、从事农业生产。

他介绍,最近10年左右,是农民进城的一个高峰期,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在县城或中心城镇安家,进行家庭再生产和孩子的教育,但老年人一般还是留在村里养老、种地。大部分中西部的县城就业机会较少,只要有机会,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劳动力还是倾向去大城市、东部地区打工。这样就形成了母亲带着孩子在县城中生活;父亲去大城市打工;老年人则留在村里养老,呈现“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教育资源优化,‘撤点并校’后,大量农村原有的中小学被撤销,学生不得不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家庭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具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让孩子享受跟城市一样的均等化教育。所以这种变化是政策和农民意愿双方共同塑造的客观结果。”吕德文说。

吕德文表示,农村人口形势的变化对乡村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老龄化、空心化是中国农村长期面临的问题,“一家两制”时,如果老年人需要照顾,年轻人就回农村种地,兼着照顾老人。但在“一家三制”情况下,年轻人已经“回不去”农村了。

“回不去”主要出于两点原因,吕德文介绍,一是现在农业生产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再生产。过去老年人留守在村子里面,帮忙照顾孩子,小孩也在乡村接受教育,家庭总开支少,农业收入虽然少,整个家庭生活是可以维系的。现在孩子在县城或城镇里上学,母亲陪读,一方面劳动力减少了,家庭收入也相应减少;另一方面,家庭开支增大了,教育、日常生活等货币化支出压力比在农村要大很多。所以比较不稳定的农业收入已经不足以支撑家庭再生产,必须在大城市赚比较高的工资,才能维持在县城的孩子的教育和在村里的老人的养老。

吕德文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县城的产业有限,尤其是中西部的县城,没有办法吸纳足够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家庭没有办法通过就地的就业来支撑他的家庭再生产,进一步造成“一家三制”的现状。所以这种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从某种意义来讲,还不是高质量的城镇化。客观上来讲,在“一家三制”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的生活质量其实在下降,抗风险能力更弱。

“假设一个县城没有足够的产业基础,那么就要考虑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应该怎么实施?有没有必要大规模城镇化?每一个县城都大兴房地产,吸引农民工进入县城合理不合理?”吕德文说。

他表示,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存在一种“自养秩序”,即低龄老人通过简单的农业劳动以及积蓄,再加上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基本上能够自我解决生活问题。这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以及这些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

“农村还维持着比较好的生态、生产、生活的需求,那么就不能急于把农村优化掉。”吕德文认为,现在我国有着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和村级基层组织体系,可以将其工作重心向服务型治理转型。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是要探讨如何服务于留守在农村的“一老一小”,以及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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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人口变化有何趋势?吕德文:出现“一家三制”新情况

客观上来讲,在“一家三制”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的生活质量其实在下降,抗风险能力更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 | 张倩楠

界面新闻编辑 | 翟瑞民

2023年12月19日至2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部署2024年“三农”工作。会议提出,适应乡村人口变化趋势,优化村庄布局、产业结构、公共服务配置,扎实有序推进乡村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板。

目前,中国乡村人口呈现何种变化趋势?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向界面新闻介绍,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都面临着人口流出的问题,老龄化、空心化问题突出。

吕德文此前在其文章中写道,相比城镇,农村人口形势有着更为复杂的表现。一方面,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高于城镇。2023年春节期间,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发布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乡村社会,愿意生育二胎及以上的受调查者占比超过40%,而这一比例在城市只有26%,二者相差悬殊;在低生育意愿群体中,无生育意愿的在乡村占比只有24%,而这一比例在城市高达31.7%。这说明,当前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还比较平缓。

另一方面,农村出现人口流失的趋势其实来得更早也更猛烈。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9%,到2022年已经达到65.2%。相比之下,农村人口从1995年达到峰值8.6亿人,随后开始发生逆向变化,直到2022年降至4.9亿人,降幅达到43%。

有学者概括,我国流动人口呈现典型的“三个八”特点,即80%以上人口来自农村,80%进入城镇,80%是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更为严重,人口流失且比例失衡的现象更为明显。这种复杂的人口形势使得农村的“一老一小”问题进一步凸显。

“中西部农村地区出现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一家三制’,一个家庭分三个地方居住和生活。”吕德文告诉界面新闻,过去农村普遍是“一家两制”,年轻人在大城市打工,老年人留在村里生活、照顾小孩、从事农业生产。

他介绍,最近10年左右,是农民进城的一个高峰期,相当一部分农民家庭在县城或中心城镇安家,进行家庭再生产和孩子的教育,但老年人一般还是留在村里养老、种地。大部分中西部的县城就业机会较少,只要有机会,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劳动力还是倾向去大城市、东部地区打工。这样就形成了母亲带着孩子在县城中生活;父亲去大城市打工;老年人则留在村里养老,呈现“一家三制”的家庭模式。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由于教育资源优化,‘撤点并校’后,大量农村原有的中小学被撤销,学生不得不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家庭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具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让孩子享受跟城市一样的均等化教育。所以这种变化是政策和农民意愿双方共同塑造的客观结果。”吕德文说。

吕德文表示,农村人口形势的变化对乡村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老龄化、空心化是中国农村长期面临的问题,“一家两制”时,如果老年人需要照顾,年轻人就回农村种地,兼着照顾老人。但在“一家三制”情况下,年轻人已经“回不去”农村了。

“回不去”主要出于两点原因,吕德文介绍,一是现在农业生产的收入不足以支持家庭再生产。过去老年人留守在村子里面,帮忙照顾孩子,小孩也在乡村接受教育,家庭总开支少,农业收入虽然少,整个家庭生活是可以维系的。现在孩子在县城或城镇里上学,母亲陪读,一方面劳动力减少了,家庭收入也相应减少;另一方面,家庭开支增大了,教育、日常生活等货币化支出压力比在农村要大很多。所以比较不稳定的农业收入已经不足以支撑家庭再生产,必须在大城市赚比较高的工资,才能维持在县城的孩子的教育和在村里的老人的养老。

吕德文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县城的产业有限,尤其是中西部的县城,没有办法吸纳足够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家庭没有办法通过就地的就业来支撑他的家庭再生产,进一步造成“一家三制”的现状。所以这种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从某种意义来讲,还不是高质量的城镇化。客观上来讲,在“一家三制”的情况下,农民家庭的生活质量其实在下降,抗风险能力更弱。

“假设一个县城没有足够的产业基础,那么就要考虑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应该怎么实施?有没有必要大规模城镇化?每一个县城都大兴房地产,吸引农民工进入县城合理不合理?”吕德文说。

他表示,通过调查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存在一种“自养秩序”,即低龄老人通过简单的农业劳动以及积蓄,再加上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基本上能够自我解决生活问题。这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以及这些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

“农村还维持着比较好的生态、生产、生活的需求,那么就不能急于把农村优化掉。”吕德文认为,现在我国有着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和村级基层组织体系,可以将其工作重心向服务型治理转型。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是要探讨如何服务于留守在农村的“一老一小”,以及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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