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期主持人 | 徐鲁青

在印度海边写代码，在南美森林里做PPT，在热带小岛上当旅行博主……摆脱痛苦通勤，摆脱一成不变的城市生活，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各地工作，旅居不同的国家。

这是有关数字游民的想象。1997年，“数字游民”的概念首次被前日立公司CEO牧本次雄提出，他认为，随着新技术的普及，传统工作模式将被打破，人们不用再朝九晚五，困于办公室格子间一角。“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可以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在过去几年里，数字游民的数量一直在增长，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智联研究院《2022雇佣关系趋势报告》显示，76.4%的00后愿意成为数字游民。2019-2022年，数字游民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有将近30个国家推出“数字游民签证”，泰国、巴厘岛、墨西哥等低物价城市都是颇受欢迎的目的地。

数字游民生活承载着人们的愿望，包括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工作，包括自由，但现实似乎更复杂。“地理套利”是数字游民常挂嘴边的概念，赚大城市的钱，在便宜舒适的小城市生活，依靠物价差享受当地的好生活，然而在一些热门目的地，他们也面临着当地物价上涨、困扰本地社区的问题。此外，获得医保、退休金、失业保险等保障，对于移动与个人化的工作而言也困难重重。还有人会说，现在数字游民最常见的工作，就是教人做数字游民。前段时间，“放弃百万年薪当旅行博主后，我年入2000”等新闻引发了网络热议，远程工作的选择似乎并不如想象中那般丰富。

关于“地理套利”的羡慕与担忧

林子人：我们以前的一位实习记者小杨就是数字游民啊。他搬到大理当自由撰稿人已经有几年了，我看他在社交媒体上发的内容就是：在咖啡馆写稿，在云南的山水间游荡拍照，拾掇自己的那间能看得到雪山的、租金特别便宜的屋子。他每次和我微信聊天都会招呼我去大理找他玩，我总是表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哎，羡慕嫉妒。

董子琪：我关注了一些在阜新、鹤岗买房生活的博主，女性居多（难道女性改善生活的想法更强烈？）。她们通常都是在大城市工作过几年，有了一些积蓄，就花几万块钱买一套房子，经过简单装修后入住，在当地接单远程工作。她们的vlog都拍得非常唯美，也很有吸引力，只需要三万块就能过上花花草草、一人一猫、早上不起、晚上刷剧的幸福生活。甚至还能利用当地的低工资优势，以每月一千元的价格聘请到一位保洁阿姨。

游民们对于地理好像是没有选择的，比如说去鹤岗单纯因为房价便宜，有的也是经过一番考量的，像是阜新，距离北京高铁只需要两小时，房价又比鹤岗还要廉价一些。可是既然是远离故土又非一线城市，选择何止阜新、鹤岗，资源枯竭城市淮南也成为了新的选项。

前几天又读了一篇题为“我在北欧三年不上班”的新闻，主角也是一位在芬兰分享亲子生活的“游民”妈妈。她搬到芬兰的动机是为了给两个女儿提供更好的、像周轶君纪录片里一样的“他乡的童年”。有时候会觉得社交网络放大了他们的声音，毕竟更多的人没有这样连根拔起的决心，有时候又不禁疑心，完全的他乡、极北的世界到底真的如纪录片渲染得美好吗？

徐鲁青：地理套利是个好方法，不过长期下来也会有很多麻烦，除了物价上涨，数字游民和本地社区也可能产生矛盾。在热门的哥伦比亚，有抗议者就把数字游民比作当代殖民者。根据报道，物价上涨、城市结构发生变化等等，都是引发人们愤怒的原因，比如店铺品类从生活用品变成了咖啡馆、轻食店，比如越来越多的本地年轻人开始从事餐饮服务行业。

热门的数字游民地点还有墨西哥。2022年底，墨西哥政府宣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 Airbnb达成协议，推动一些城市成为远程工作者的“全球中心”。在过去的三年里，墨西哥城的房租上涨了30%左右，在像La Condesa这样受数字游民欢迎的地区，房租则上涨了60%以上。

从办公室到远程工作，我们更自由了吗？

徐鲁青：未来远程办公的趋势是否会越来越多？你觉得以后的工作可以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吗？

林子人：我忘记在哪一本书里读到，数字游民其实是一种利于企业、不利于劳动者的现象。远程办公的工作模式会加剧劳动市场的竞争：对企业来说，这意味着人才池大大扩大，除了本地以外，外地甚至外国的人才都有了招募和“比较性价比”的可能；但对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你如今要与全球人才竞争，最优秀的人才能获得最多的工作和全球流动的机会，平庸的人才会受到挤压，而在原本的劳动力市场里，因为只有本地竞争，中等之资的人才也有发展机会。

数字游民通常也是缺乏正式员工身份的零工经济参与者，但这些年劳动力研究者已经提醒我们注意零工经济的潜在危险，比如沦为朝不保夕者。所以在劳动和雇佣出现根本性变革之前，我对成为数字游民持谨慎态度。

董子琪：想到美剧《硅谷》里有一集，为了节约成本，创业公司不再聘用硅谷本地程序员，而是从世界各地像是印度、波兰等地招募便宜好用的员工。在剧集里这是一个好笑的段落，是一个硅谷视角。

徐鲁青：一些数字游民的办公环境的确会让我想到硅谷，巴厘岛的仓古号称“全球最大数字游民基地”，YouTube的多篇测评都将这里的共同办公场所与谷歌园区做对比。除了大办公桌，还有24小时开放的楼顶瑜伽房，大厅也24小时都能看到工作的人。

潘文捷：新冠疫情中很多人不得不成为数字游民，但人们的偏见还是挺明显的。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就吐槽他们在外地居家办公的合作方：闲着在家没事做，尽给我们挑刺。甚至说对方既然在家歇着，怎么还天天在朋友圈叫苦叫累？问题是，居家办公并不单纯是宅在家里看书玩游戏这么简单的事情，它也意味着工作与生活界限的消失。也许在有些人看来你是24小时都可以在家放松，实际上你也是神经紧绷24小时都要待命工作。

互联网造成的现象，不妨让互联网来解答。以下是通过追问ChatGPT获得的结果：

数字游民的兴起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新的剥削形式。

首先，数字游民的工作模式可能导致劳动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可能使一些数字游民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或劳动条件，特别是当他们与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力竞争时。这可能导致一些数字游民面临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和压力。

其次，由于数字游民的工作通常与互联网平台、远程雇佣和自由职业相关，他们可能缺乏传统雇佣关系中的福利和保障。缺乏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的支持，数字游民可能更容易受到潜在剥削的影响，因为他们可能不具备传统雇员所享有的权益。

最后，数字游民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权利和法律保护可能受到局限。由于跨国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数字游民可能难以在法律上追求他们的权益，这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剥削。

因此，数字游民的崛起需要在全球层面上建立相应的法规和制度，以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防止新形式的剥削出现。同时，数字游民自身也需要谨慎选择雇主和平台，以确保他们在数字经济中获得公平对待。

尹清露：哇塞，我想说的已经被文捷的ChatGPT剧透完了。我记得在2015、2016年左右，数字游民还是一个听上去特别酷的概念，刚刚大学毕业还未找工作的我也经常自居——即使我没能在大理的咖啡馆远眺洱海美景，但是上海松江郊区的空气不是也挺新鲜的吗？

时至今日，这个词至少对我来说，已经被剥下了那层理想的假面，变得与“新型剥削”相差不大了。甚至是数字游民们崇尚的德勒兹的“游牧”等学术词汇，听上去也更像是自我装扮用的时髦名词，让人有点怀疑它真正的效力是什么。

即使我这样说未免有失偏颇，但一个事实是，如今我们不仅要在被放逐于全球市场的同时与人竞争，也要与AI们竞争（请再读一遍我的第一句话）。我相信有人能够真正享受数字游民的生活，里面也不乏追求自由的人士，但似乎是本身就不太需要担忧生计问题的人更能游刃有余，他们才是如今真正的“全球公民”，而不是被迫时刻加班的朝不保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