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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电视剧《繁花》让上海话再次回归大众视野。开播时，原著作者金宇澄曾说：“方言是一种味道，最能代表地域的一种滋味。”主演胡歌也认为：“不同地域的人会讲出不一样的方言，他的语言节奏不一样，韵律不一样，跟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性格，都是有关系的。”
《繁花》中那些上海话的独特词汇有什么来历吗？ “正宗”的上海话存在吗？沪语影视对于保护沪语是否起到了作用？日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了语言学学者郑子宁，和他讨论了《繁花》内外的上海话。
我们从“正宗”这一问题谈起，谈到了上海市区方言的演变，也提到上海话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开埠较早和商业发展的历史丰富了上海话的词汇来源，另一方面，上海方言也成为了许多新现象的语料库，一个例子是如今股市使用的很多词就来自上海话。谈及沪语保护问题，郑子宁认为，方言衰亡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我们需要借助更现代化的传播方式留存它，比如短视频平台的保护和足够好的影视表达。
01 “头寸”“做多”“做空”等很多词汇都来自上海话
界面文化：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词汇和俗语，比如《繁花》小说中多次提到了“不响”，剧里的爷叔跟阿宝说“做生意，讲究派头、噱头、苗头”，魏总不希望自己被当作“洋盘”；上海人在评价上海话说得是否正宗时会用“洋泾浜”，说外表样貌的时候会用“卖相”，表示“闲聊”会用“噶三胡”……上海话中这些独特的词汇有什么来历吗？
郑子宁：上海的很多词跟江浙地区的其他吴语方言是非常类似的。我是常州人，刚才提到的这些词其实大部分我们也用。北部吴语的一个特征就是以“头”为后缀的词比较多，所以你会听到《繁花》里面说“派头、噱头、苗头”，而北方话可能更多用“儿”“子”为后缀。
上海又有一个相对独特的地方，因为它的城市规模大、商业繁华，有一些乡下地方没有的东西，就会影响到我们现在通行的一些词汇，尤其表现在股票上。现在股票市场的很多词汇来源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比如“头寸”“做多”“做空”。有需求才会发明相关的词，当时只有上海人会炒股，所以别的地方的人就不知道这些词。
因为开埠的缘故，上海跟洋人接触比较早，语言中有一些来自英语的单词。比如说上海话有个词叫“拿摩温”，是英语的“number one”。当时中国传统的拐杖跟现在的洋拐杖不一样，上海话把新式拐杖叫“司的克”，就是英语的“stick”。新式锁，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弹簧锁，上海话叫作“司必灵锁”，英语是“spring lock”。还有一些专门词汇，比如虫胶，英语是“shellac”，上海话叫作“斯拉克胶”。跟其他方言相比，上海话确实有更多的来源。
界面文化：很多观众看了《繁花》以后觉得，剧中有些角色说的并不是“正宗”的上海话，更像苏北话或宁波话，这种体会可能和吴语区之间的频繁交流有关。其他地区的吴语是怎么影响上海话的？
郑子宁：如果在今天听到上海话有其他地方的口音，最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原籍不同。在《繁花》里，有些演员并不是上海人，说上海话的时候就会受到原籍地方言的影响。比如说，上海话会区分“关门”的“关”和“官员”的“官”，原籍泰州的演员游本昌（剧中饰演爷叔）在分法上就会和上海话有一点小出入。
上海市区的方言在历史上受到了非常多外来影响，经历过一个比较明显的混合阶段。给上海话造成最大影响的，就是苏州话和宁波话两种方言。今天的上海话，如果从韵母的分布规律来看，你甚至可以认为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苏州话，而不是本地松江府的方言。1927年赵元任先生在《现代吴语的研究》里提到，上海有新老两派方言，互相觉得对方说的方言不地道——老一派指责年轻人说的上海话是苏州腔，年轻一派觉得老人说的是浦东腔，因为当时浦东是比较保守的，还在使用松江府的方言。
我们从如今上海话的一些地方还能看出苏州话、宁波话的规律。有两个例子，比如说，在一般的上海话里，第三人称的复数“他们”叫作“伊拉”，但不少上海人说的是“杰拉”，“杰拉”是一个从宁波话来的词。上海的“我们”叫作“阿拉”，也是宁波话传来的，本来的本地话说“我伲”。从“我伲”到“阿拉”，整个上海市区都基本都已经发生了这一变化，但是“杰拉”只是部分祖籍宁波的上海人会这样说。第二个例子是，上海不同祖籍的人对于长辈的称呼——尤其是对奶奶的称呼——非常多样，比如说上海郊县或原来上海县的家庭可能把奶奶叫“nna”。
从上海开埠开始，几乎每十年甚至更频繁地，就会有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把上海话记录下来，其中有传教士也有中国人。在上海开埠之前到开埠初期，上海话跟周围郊县的方言是非常像的。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话才跟周围郊县的方言拉开了相当的距离。
几十年前，上海方言受人们原籍方言的影响，多样性很强。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户籍限制了人口流动，所以大概到九十年代，大部分上海人已经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口音。大体上，原籍方言对今天土生土长的上海市区人的影响比以前要小很多了。
02 方言保护需要更加现代化的传播方式
界面文化：马未都在节目《圆桌派》中提出“上海话写小说是不占便宜的”，因为如果直接用同音字标注，读者可能很难读懂是什么意思。在你看来，沪语的特点是如何影响沪语小说的创作和传播的？
郑子宁：首先，我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上海话不至于“写小说不占便宜”，它唯一不占便宜之处，就是使用沪语的人口不如使用普通话的多。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这一代、上一代，并不知道怎么正确地书写方言。比如说在网上我们会看到很多上海人或者江浙人，会把“上海人”写成“上海宁”，其实是在用普通话的谐音字写上海话或者其他方言。这可能就是马未都先生说的现象。但这并不是方言本身有什么劣势或方言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而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方言的正字应该怎么写。比如“人”字在上海话或江浙吴语里的读音是“宁”，但没有必要用一个“宁”字代替。
在大概晚清的时候就已出现了用“苏白”，即苏州话创作的小说。20世纪以后，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统一的基于北方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通过教育系统和媒体得到推广，全国人民都会使用。因为大多数人小时候或者是上学的时候，没有接受过正确的上海话书写的教育，所以会有人看不懂这种小说；就算能看懂的话，它的受众也比较有限。上海加上江浙大约7000万人，比起全国范围14亿人口的市场肯定小很多，但我不觉得这是语言本身的问题。
界面文化：那你觉得沪剧和沪语影视作品是否也同样有受众面较窄的情况呢？
郑子宁：会有类似情况。我是常州人，《老娘舅》之类的沪剧是在我们当地电视台上放过的。所以在我们小时候，比我们再年长一些的人，或多或少都会说上海话，当然说得不一定地道。苏锡常（指苏州、无锡、常州三市组成的城市群）的电视台都会放《老娘舅》之类的节目，但是镇江台就不会放，因为镇江人听不懂。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全世界有很多好的影视作品，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口规模也就只有几百万。全世界来看，能听懂上海话的人大约有7000万，这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规模。要是跟普通话比，或者说跟北方话比，那当然是很少的，但这样的人口规模也可以形成一个足够支撑它的市场。使用粤语的人口跟使用吴语的人口差不多，但是粤语影视有一个相当领头的中国香港地区市场，所以我们都熟知粤语影视。
界面文化：香港电影对于粤语的传播和保护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你觉得沪语影视有可能复刻这种保护模式吗？
郑子宁：未来如果沪语影视能做到精品化，有香港电影的水平，我相信它肯定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有受众。《老娘舅》之类的节目你很难说是艺术品，顶多就是逗人一笑的东西，我也很难想象本来听不懂的人会下功夫去看它。但如果它能做到比较高的水平，肯定会有更多人去看的，就像中国也有人看英语片、法语片。
另外我个人认为，在什么时代，要干什么时代的事情。传统戏曲可能相对来说很难达到那么大的市场，那还是要给出一个更加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比如说短视频平台。如果要扩大市场的话，首先可以尝试在能听懂上海话的区域看能否有更多的受众。比如说可以争取苏南和浙江的市场，而不是完全强调就是上海市本身。
界面文化：近年来，上海话的传承与保护一直是公众热议的焦点，比如上海话进教科书、上海话报站名，公众褒贬不一。你觉得这些举措能够有效地起到保护沪语的作用吗？
郑子宁：我觉得有比没有强。但是整体而言，方言的衰亡是跟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动更加频繁有关系的。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全世界的方言都在衰亡。上海话进教科书、上海话报站名这样一些比较好的尝试，确实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些方言重要的文化信息。但总体来讲，方言的慢慢流失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一个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都会发生的事情，很难说这些举措能从大势方面起到特别大的扭转作用。
界面文化：我们还有哪些更好地保护沪语的途径呢？
郑子宁：家庭很重要。比如说你是上海人，你想要让上海话传承下去，那你就应该要坚持对自己的后辈说上海话。因为小孩学语言是最快的，也会学得比较好。你想要保护上海话，就尽量在生活中多说上海话，多教有兴趣学上海话的外地人，而且要容忍对方初学阶段的“洋泾浜”上海话。（保护沪语）需要大家一起来营造一个说上海话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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