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砺石商业评论 王剑

2022年的万亿GDP城市俱乐部榜单中，重庆以生产总值2.91万亿元超越广州（2.88万亿元），成为中国的“经济第四城”，也坐稳了中西部地区的头把交椅。

2023年一季度，广州又以6963.92亿元微弱优势反超重庆（6932.89亿元）。

实际上，重庆和广州彼此在经济上的“拉锯战”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前，重庆的GDP一直领先广州，直到1992年之后，广州超越重庆，随后就将对手远远甩在自己身后。

2007年，随着重庆升级为直辖市以及西部开发计划的实施，重庆与广州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当两城在2017年先后进入2万亿城市后，彼此为争夺“第四城”，相互较劲多年。

由于广州和重庆距离第三名的深圳经济体量还有一定距离，因此，谁能在今年成为“老四”，依然是个悬念。

不过，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广州曾是“改革开放桥头堡”，过去常被其他核心城市当作竞争对象。这座城市，始终以敢为天下先的姿态，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

1、远去的故事

广州地处中国大陆的岭南地区，珠江下游，濒临南海。

城市由东向西、纵向排列着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如同猛兽的五条爪痕，撕出了一道名为南岭的天然防线，由此划分出岭南区域。

这样的地理阻隔，为岭南地区赋予了游离于主流之外的独特色彩，也成为中原人眼中的“蛮夷之地”。

虽说岭南山地居多，不适合农耕，却由于阳光和充沛的雨水滋润，是“筷子插在土里都能发芽”的生态乐园。

正因如此，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遣大军挥师南下，设南海郡、番禺城（位于今天广州市中心的越秀区）。

秦始皇本想将这里建设为帝国的战略物资储备基地，没想到却凭空“造”出个国家。

公元前204年，被秦帝国派到此地的南海郡尉赵佗，趁秦王朝在农民起义自顾不暇时，封关绝道，兼并岭南的桂林郡，建立南越国。

西汉初年，赵佗自称“皇帝”，但是对新生的大汉帝国俯首称臣。在得到了汉王朝的认可后，安安稳稳过了九十年。

到了西汉时期，这个盘踞岭南已近百年的南方小国已逐渐不把汉王朝放在眼里，最终被汉武帝毫不客气地消灭。

三国时期，东吴将这里纳入自己的版图，并在珠江口建设新城，命名为广州。不过，由于这里崇山峻岭密布，始终还是人们眼中的“瘴疠之地”。

唐朝，宰相张九龄主持开凿南岭山路，才让广州这块地方有了外来移民，逐渐开始接纳中原文化。

虽说因为地理原因，广州与中原相比，文化十分闭塞。但在海上贸易领域，不知超过中原多少年。

早在南越国时期，广州便开启了海上贸易，在南洋等地以自产的陶器，与西亚商人交换银器和非洲象牙。

汉王朝攻下南越国后，一边设立新的政权管理机构，一边继续南越国早年海上贸易，用更有价值的丝绸与黄金，从东罗马帝国和希腊商人手中换回各类异国物产。

从广州打开的“南大门”，一开便是千年，成为泉州港、宁波港的“老前辈”，用史书上的话来说，“收课入倍于它路”（即收入远高于其他港口）。

明清时期，受到海禁政策的影响，广州曾受到波及，但依然以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例外”。

清康乾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沿海城市“无片舟入海”，但唯独广州的“粤海关”管辖下的“十三行”因是皇帝的“小金库”，获准与外国商行交易商贸，每年收入超过全国田赋的50%，这个盛况持续了85年。

两千多年前的广州是因为远离政治中心，才无所顾忌地成为海上贸易的商业城市，却没想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自己却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城，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康乾盛世这抹夕阳余晖落下后，帝国开始走向末路。海风带来的变革，氤氲出江湖的水汽，激发了广州人骨子里的豪情，演变为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风潮。

三元里、纪念堂、黄花岗、中山大学、农讲所、团一大广场、烈士陵园……广州城市街头的这些地名，几乎就是半部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缩影。

这些远去的故事，闯过长夜，最终化为传奇。

2、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说起广州，不能不提到“广交会”。

新中国成立后，为冲破西方国家的贸易封锁，这座“千年商都”再次挺立潮头。1957年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这便是广交会。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加上濒临港澳的地理与文化优势，广州举办广交会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自广交会创办以来，即便经历过各种严峻形势，这一庞大的会展活动65年来从未间断过，为推动中国与世界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72年，广交会年出口交易额，就已超过全国外贸总额的一半。

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客商充满疑虑，希望从各种蛛丝马迹中窥探中国开放的真实意图。

当人们还在为“黑猫白猫”顾虑重重时，广州又一次得风气之先，被列入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名单。

那年，香港商人霍英东来到北京，看到首都机场出现一幅画着三个裸女的云南风情壁画，他有些震惊，又有些释然。

事后他了解到，这幅反映云南少数民族风情的壁画确实引发过争议，但得到了总设计师的首肯。

回到广州后，霍英东主动提出要建设一家五星级酒店，这就是后来的白天鹅宾馆。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

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从那之后，白天鹅宾馆成了广州的时代名片，南来北往的政府官员、客商争相前来参观、入住。

1986年，白天鹅宾馆内举办了国内首场时装表演，令服装业开启全新业态，广州也成了全国的时尚地标。

但对于更多人来说，广交会才是象征时代变迁的“晴雨表”。

人们发现，原来场内充满浓厚政治色彩的宣传口号逐渐被经济口号取代，各类轻工业品多了，也好看了，销售人员的服装也从中山装变成了西装。

广州，通过广交会的舞台站到了国际大循环的起点，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一年两度的广交会，仿佛沿袭了古代商船乘夏季风而来、又乘冬季风而去的习惯，重塑广州的商业面貌。

当时广州流行一句话，“河中无鱼市上有”。意思是只有放开价格，市场上才有鲜鱼卖。

于是，凡事喜欢“饮头啖汤”（喝第一口汤）的广州人率先放开商贸集市，设立各类小商品摊位，让国内最早的个体商户诞生于此。

不久之后，广州的服装市场、建筑市场等也相继放开，再次领国内风气之先，成为世人皆知的“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第一个服装个体户集贸市场（高第街）、第一家开架式售货的商场（友谊超市）、第一个灯光夜市（西湖路）、第一条步行街（上下九）、第一个纯商品房住宅小区（东湖新村）、第一条电冰箱生产线（万宝冰箱）……汇集了无数个“全国第一”的广州，把“敢为天下先”的性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同时，随着严格的户籍制度的松动，人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

相比尚在开发的深圳，那时的广州是无数南下淘金者心目中的“圣地”。一句风靡全国的“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以广州为主要代表的城市成为人们的首选。

1980年，“春运”一词首次见诸报端，由此开启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而广州火车站，至今都是全国春运压力最大的火车站。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1980年流入广州的外来人口不足4万人；1984年急速增加到10万；1987年猛增到45万，几乎每7个广州人中，就有一个是外来人口。

广州人平静相待，一如当年接纳各类新生事物。

他们知道，新的风潮已经到来，但生活的节奏不能乱。

3、一座“随意”的城市

相比其他一线城市，广州随意到更像每个人的家乡城市。

或许是经历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历史变迁，广州已波澜不惊。

这里不缺繁华的一面，有沿着珠江拔地而起的新城，也有高耸入云的小蛮腰和城市天际线。但街面更多景色是小巷道、窄马路、老骑楼，这种广州老城区独特的烟火气。

“饮咗茶未”是广州人打招呼的日常，而早茶中的点心，则深刻地体现着广州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传统和悠闲缓慢的节奏。

广州不像其他城市，到处是千篇一律的烤香肠、臭豆腐干，这里的早茶有滋味独特的肠粉、虾饺、煲仔饭、叉烧以及烤乳鸽，一口入魂。

这是广州的文化底蕴，也是让外乡人牵挂的广州味道，更是海纳百川，却不曾丢掉的城市魂魄。

茶馆里那些面色黝黑，穿着夹脚拖鞋和破旧T恤的大叔，随手摆在桌上的豪车钥匙毫不惊人，令人羡慕的是一串房屋钥匙，那才是财富的象征。

喝茶、遛狗、逗鸟，广州有钱人的快乐，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虽贵为一线城市，但广州从不排斥最低端的地摊经济。一年四季，无论越秀区、荔湾区，还是海珠区，街头巷尾到处是摆摊的小商贩。

商品大到服装鞋包，小到打火机、指甲钳、袜子，琳琅满目。不仅城管很少阻拦，开着玛莎拉蒂与骑着电瓶车的顾客，共同在摊位上随意挑选商品。商贩一视同仁，只要来买货，一律笑脸相迎。

因为他们不是“游击队”式地游走摆摊，在此地经营多年，图的就是个长久买卖。

路边摊的价格也极其实惠，内地10元三双的地摊袜，这里能买五双，质量一样；全棉的T恤，99元能买四件，买不了上当，买不了吃亏。

就连路边的快餐，荤素三样只要10元，不算精致，但贵在实惠。

虽然广州是一座拥有165万在校大学生的“大学城”，在全国排名第一，但在这座城市，并不对学历和户籍特别重视，只要肯努力，就有赚钱的机会。

而且，无论你年龄长相如何，在这里统统都会被唤作“靓仔”或者“靓女”。

正因如此，摩登又充满人情味的广州，才令外来者感受到家乡的亲切感，又情不自禁融入这座城市，在这里学会了喝凉茶、煲靓汤，操着半生不熟的粤语说着“唔该”（多谢）。

老城区内，道路旁是连绵不绝的木棉树，随便一棵树龄便是百年。为人们遮风挡雨，也见证着广州的历史与风韵。

或许正是这种不唯出身，又坚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城市才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不徐不疾地发展着。

一座城市的发展不只是看GDP，城市的宜居程度以及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也很重要。在国内多年的宜居城市排名中，生活悠闲的广州一直排名广东省首位。

徜徉在广州老城区，历史的繁华就在不远处。

4、老产业积淀

以商业见长的广州，工业上也并不逊色。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商率先在珠江口建起了柯拜船坞，从此成为广州近代工业的起点。

30年后，两广总督瑞麟在广州文明门外聚贤坊筹建广州最早的广东机器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制造枪炮火药，兼修轮船。

188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将造船业务从机器局剥离，利用收购的柯拜船坞和录顺船坞等厂房设备，创办了赫赫有名的黄埔船局；至19世纪末，黄埔船局已能制造可以驶向大洋的战船，并成为清末中国四大船局之一，展示了一百多年前“广州制造”的实力。

一战时期，广州商人开启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建立了一大批民族产业，同时因经营需要改变了广州的城市格局，带动了原本偏僻的西关成为繁华的都市一角。士敏土厂（即水泥厂）、硫酸厂、电力厂、饮料厂……纷纷扎根于此。

与此同时，广东的“河南”（今海珠区）被定为轻工业区，开建棉纺工业，率先在国内纺出了80支棉纱，打破了外国人之前称“中国只能纺出32支纱”的说辞。

正是广州这些民族工业的涌现，才让中国工业体系中的水泥、纺织、造纸等技术，相继打破洋人企业垄断，为国人提振了信心，促进了广州近代工业的快速发展。

可惜在抗战期间，广州工业制造遭受严重破坏。到解放前，近一半的工厂歇业停工。

建国后，广州人凭借“敢争先”的性格，再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传奇。

从广州钢铁厂炼出第一炉钢水，到广钢第一座高炉（高54.3米）点火出铁，标志着广东现代炼钢业的开始。

海珠区西部，全长约八公里的工业大道，分布着造船厂、造纸厂、重型机械厂等六十多个影响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成为广州工业制造史上的里程碑。

其中最耀眼的是广州造船厂（广船国际前身），不仅为海军造出各种类型的战舰，还造出华南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辽阳号”。

钢铁和造船只是广州工业实力的缩影，还有不少“广州造”同样是全国第一，甚至亚洲第一、世界领先。

广州通用机器厂试制成功全国第一台离心机后，又成功研发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日榨2000吨甘蔗糖厂全套设备，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全套制糖设备的历史；广州电池厂生产的555牌电池是国内最早出口的电池产品；广州第一橡胶厂制造的自行车胎出口量居全国同行首位；广州锌片厂造出了中国第一张电池锌片……

到改革开放前夕，广州的造船、钢铁、冶炼、机械、化工和轻纺等已成为国内最主要的工业代表，为随后的广州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人们向往的是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三大件”，到20世纪80年代，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成了人们的新“三大件”。其中，广州生产的万宝电冰箱成为国内首个国产冰箱品牌，市场占有率一度达到了40%。

5、新兴产业发展

令广州人自豪的还有五羊摩托车、白云山夏桑菊与板蓝根等曾经响当当的“广州造”，但最令人难忘的是今天闻名世界乐器界的珠江钢琴。

珠江钢琴前身是广州钢琴厂，曾是轻工系统四个定点大型钢琴生产基地之一。

进入八十年代后，虽然“珠江”牌钢琴在国内家喻户晓，却在广交会及海外上遭受了冷遇。由于产品工艺达不到世界同行标准，只能“墙内开花墙内香”。

同样是一股不甘心，希望事事争先的珠江钢琴立志要做世界最好的钢琴品牌，通过请外援，内部研发，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如今，珠江钢琴实现了从“制造”到“智造”的飞跃，全球每卖出4台钢琴，就有1台是珠江钢琴，悦耳的“广州造”响彻世界各个音乐厅。

新时代吹拂下的广州，每天都有新事物出现在面前，开拓着人们的眼界，启发着人们的创造力。

1982年，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的三名同班同学陈伟荣、黄宏生、李东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广州，日后分别创办了中国彩电的三巨头康佳、创维、TCL，极盛之时三家彩电产量占全国市场近一半。

那年，在广州出差的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第一次喝到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顿时心生商机。

创办了“东方魔水”健力宝。

伴随新兴的电子、信息技术工业逐渐兴起，广州的工业技术逐渐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形成一个以轻工业为主体，重工业有一定基础，技术先进的新型现代工业体系。

那是一种粗犷混杂优雅，复古伴随科技的复合美感，如同远去的广州和明日的广州，身影重叠。

一座工业强市的崛起自然离不开汽车工业，广州也不例外。

20世纪70年代初，广州又造出了省内第一辆小轿车——广州牌轿车，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仅有的能制造轿车的城市。

1985年，被卷入汽车合资热潮的广州，与法国标致合作，成立广州标致，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个合资项目，广州标致的505系列也一度是中国家用轿车市场的“香饽饽”。

虽然最后广州标致因车型单一，加上法国车“水土不服”等原因宣告破产，广州也因缺乏汽车产业人才和技术储备，被业内唱衰，可广州人的造车梦从未停止。

1998年，广汽本田正式成立；次年，雅阁投放中国市场，广本一炮而红。

到2022年，中国汽车产量为2718万辆，而广州汽车产量达310万辆。也就是说，中国几乎每7辆汽车，就有1辆在广州生产。

如今的广州汽车产量已连续三年位居全国榜首，形成了11家整车企业、1200家零部件和贸易企业构成的产业体系，聚集了广汽埃安、小鹏汽车等一大批新能源车与智能网联汽车，数量同样堪称全国之最。

广州的工业家底远不止汽车制造，依靠自主创新，数字驱动，广州实体经济发展迅猛，工业总体规模、综合实力、质量效益等指标领跑全国。

今天，广州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35个。作为全国首批通过产业集群的形式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城市，广州以“数”先行，迈向高端化，一批“高、精、尖”的新一代广货，一批新型行业龙头和品牌跃然而出。

广州的交通领域同样日新月异，广州港货物吞吐量6.36亿吨，已经跃升至全球第四。靠着国内首创“以路养路”融资模式，不仅为国内公路桥梁建设开辟了新思路，还先后建成十余座跨江大桥，助力城市经济发展。

追求时尚与闲适的广州也在工业经济带动下，爆发出惊人的消费能级。2017年，天河路商圈成为中国第一个销售额破1万亿的商圈。

风雷隐隐，海雾重重，面对新一轮世界循环的广州，开始远眺粤港澳大湾区。

6、破圈之城

5.6万平方公里的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了7800万人口，已成为中国经济的巨量引擎。正以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为四大中心城市，推动彼此产业、交通、城乡等各方面同频共振。

大湾区内，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这个架构远超世界其他湾区的内容承载，也格外需要找到地理连接点。

广州，成为了大湾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空间枢纽，在内外双循环的大背景之下，被赋予更重要的角色。

靠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广州建立了广州站、南站、北站、东站四大高铁站，成为“大湾区1小时交通圈”的重要节点；年客运量超4千万人次的白云机场将大湾区的影响力辐射到了全国以及海外。

提到湾区一体化，就不能不提广州的南沙。

作为全球吞吐量排名前列的广州港，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占比超过70%。这里还同时是广州通往海外的重要邮轮码头，拥有国际班轮航线一百三十多条；不仅如此，华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汽车进出口枢纽港、未来全国最大汽车物流枢纽岛，同样也设在南沙。

作为广州唯一副中心区域，南沙位于广州最南端，却占据大湾区地理中心，紧邻东莞、深圳、佛山、中山，距香港38海里、澳门41海里，方圆100公里，拥有湾区11座城市以及5大国际机场。

曾经被誉为“中国最堵的大桥”——虎门大桥，正是从南沙跨过珠江通往东莞，以日均17万车次，堵到人们怀疑人生。

如此特殊的位置，让南沙成为大湾区内重要的地理支点。

实际上，南沙距离广州城区又很远。

从南沙到珠江新城，直线距离约50公里；前往深圳宝安机场，开车也要1个多小时。

好在南沙既然成为大湾区的重要地理坐标，广州也提前为其铺好了路。

2019年，先是南沙大桥开通，不仅成为南沙又一条过江通道，也为虎门大桥减负；2021年，开通的广州地铁18号线，这条时速160公里的地铁，让南沙到珠江新城仅需30分钟。

即将竣工通车的深中通道，也将南沙与深圳的通勤时间从过去1小时缩短到不足30分钟，城际连接更为便捷。

深中通道、深茂铁路、城际地铁等，南沙这些密集的超级工程，让湾区城市之间“无缝衔接”，勾勒出未来湾区生活的样子。

南沙的交通便捷也带来了一大批科研与生活配套，吸引了海内外的人才，成为湾区新的梦想之城。在这里，房价不到广州市中心一半，还可享受到广、深两大一线城市的顶级资源，随时品尝到周边城市的美食。

时代风口造就了南沙，但也是广州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边界，快速融入大湾区的魄力体现。

无论北上广深的经济排名座次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广州是文化传统保存相对完整的一座城市，这点十分重要。

充满变数的时代，根扎得越深，枝叶伸展得越远；岁月沉淀得越久，创新的能量才会越大。

这是广州应对新一轮循环的底气，或许也是变革的时代最值得期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