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每日人物社 李清扬 宗琰 陈奕宁 王思琪

编辑|辛野

运营|圈圈

年龄，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个人隐私。尽管皮肤肌理和眼角纹路会给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离的社交对话里，年龄大多不会成为直接讨论的话题，有默契的谈话对象，懂得回避询问年龄后可能带来的尴尬。 直到一些时候，陌生人对我们年龄的打量、审视甚至诘问，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那个每年“+1”的数字，会悍然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把我们拦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卡住

2023年发生了无数事，王立强的经历看上去，只是滔滔一年里不起眼的一则碎片。那是在夏天，北京一家青旅在电话里告诉他：35岁以上的客人谢绝入住。

在那之前，他辞掉干了八年的销售，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北京重新找工作。为了节省成本，他和很多拖着行李找一个落脚点的待业人士一样，辗转在60元左右一晚的青旅，待了一个月都没收到面试通知。没想到，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的同时，他还会在花钱消费的时候，被一个数字卡住。

身份证上显示，王立强出生在1989年，严谨一些算，2023年7月时他还不到34周岁。但突如其来的限制还是让他很不舒服。哪怕已经避开了酒旅平台上那些标注了“35岁以上不接待”的青旅，找到了上面那家，他还是听到了相同的拒绝。追问原因，对方语气平静：“过了35，爬上下铺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在那通和陌生人的电话里，王立强没能立即反驳。摁掉通话键，他在社交平台写下自己的不解：我还是可以做50个俯卧撑，还是可以跑5公里，翻2米的墙也是可以的，怎么就危险了呢？随后，媒体的跟进报道让更多人发现，北京多家青旅拒绝接待35岁以上中年人，理由除了“有安全隐患”外，还有青年人和中年人“生活习惯不同，不好管理”。

王立强的遭遇是一则碎片，却也折射出更多被一个数字卡住的现实。很多在大城市和陌生人合租过的人，直到看了去年8月的一条热搜才发现，自如旗下的合租产品友家，只接受18至40周岁的用户居住，同住人也不能超过40周岁。

自如的解释是，友家房源主要面向年轻群体，建议40岁以上群体选择其他类型的整租产品。并且，这也不是刚出的新规，早在2019年被用户投诉至民生栏目《1818黄金眼》时，自如就回应过——这是基于用户大量反馈，才作出对合租居住者年龄的规定。平台的免责条款也适时附上：此内容在签署合同时，已经提前明确告知租客。

但不少人是被年龄卡住时，才意识到那个数字的威力。知乎网友@sdyoyo就在40岁生日后不久被自如管家告知，不能再新签合租的房子了，理由是“为了其他小伙伴的居住体验”“同龄人生活习惯相似，避免矛盾冲突”。

图 / 《我在他乡挺好的》

在深圳工作这几年，她一直租的自如合租房，自认过去这么长时间，都和陌生室友能做到互不打扰，保持疏离但和平的关系，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平台会在矛盾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仅仅用一个数字卡住她，“替我未来室友先拒绝了我”。

尤其职场，用年龄把人拦在外面的时候，丝毫不带商量。35岁的魔咒，一度只悬在互联网大厂里资深的程序员们头上，如今，年龄门槛一步步前移，从35到32岁再到30岁，并向更多的岗位、行业延伸过去。

一些大公司的招聘个案激起过一些讨论。2022年上旬，有网友应聘小红书一个招商运营岗位时被告知不合适，“要32岁内”，她不理解：招商岗位难道拼的不是资源，而是年纪了？到了去年6月，拼多多一条非营销视觉岗位的招聘信息里则写着，“工作强度较大，30岁以下”，并且这是社招岗位，接不了应届生。

一些过去没那么多要求的行业和岗位，也出现了年龄门槛。广东佛山市南庄镇机关事务所，招聘保洁时要求35岁以下。青海西宁市某工厂招聘保安，年龄要求不超过35周岁，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广东佛山一家火车票代售点的售票员岗位，更是要求应聘者年龄不超过25岁……

年龄，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个人隐私。尽管皮肤肌理和眼角纹路会给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离的社交对话里，年龄大多不会成为直接讨论的话题，有默契的谈话对象，懂得回避询问年龄后可能带来的尴尬。

直到一些时候，陌生人对我们年龄的打量、审视甚至诘问，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那个每年“+1”的数字，会悍然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把我们拦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当年龄先于能力、业绩、经验甚至体力状况，成为我们被筛选、剔除的理由，并且要求还越来越苛刻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愕、愤怒，而后陷入深切的焦虑、迷茫和自我怀疑。

但时间的流速在每个人面前，均匀而平等，每一年，总有无数人迈过30岁、35岁、40岁的门槛。如何和年龄对抗、共处、和解，成为每一个社会人在这个时代必修的课题。

红线

年龄作为一道门槛，最早出现在公务员的录用规定里，要求报考者“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至于为何如此规定，2020年4月，江苏省委组织部回应说，考试录用的公务员，尚不具有领导职责，主要从事基础性、辅助性工作，要求工作人员思维敏捷、反应迅速，身体状况优良，18-35岁的青年群体恰好符合职位特点。

公务员的培养需要时间，进入体制时的年龄越小，后续发展的优势似乎就越大。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报考公务员只是一部分人的选择，35岁作为最后的门槛，也没给他们带来紧迫感——有志于此的人会在更年轻的时候，早做打算。

更多本世纪头二十年的求职者，在剧烈的技术和社会变迁中，被高额的薪水和快速的晋升通道，牵引到高速发展的行业。当增长神话不断被创造出来，求职者的能力和头脑是更被看中的品质，个体年龄的增加往往意味着经验的增长，以及与之匹配的更丰厚的报酬。所有人对未来的预期都很乐观。

直到2017年，辞退一批34岁以上员工的裁员传闻，从华为内部论坛火到全网，激起强烈震荡。从那之后，一根以数字命名的红线，在各大互联网公司若隐若现，它往往不会写在明面上，却会在员工心里投下阴影。所有人都开始害怕自己触到红线的那一刻，会从系统里消失。

米莱投奔互联网时，还没体会到红线的存在。2015年，27岁的她毅然离开待了三年的国企，闯入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成为产品经理。哪怕自己经历并不完全匹配，哪怕身边同事本科毕业就进了公司，同职级比她年纪小的一抓一把，她也没什么压力，“只是觉得这行业的人都比较年轻”。

但短短三年后，等她跳进在线教育红海，带队做K12产品时，年龄门槛残酷的一面显露出来。她记得从2018年开始，HR筛选简历的时候，就会嘱咐她筛掉“35岁没有做到产品总监”的人。换成广为流传的阿里职级去评判，也就是35岁还在P7（技术专家），没能升上P8（高级专家或资深经理）的人。

在当时的标准里，米莱觉得35岁已经成为一道门槛，无关哪家公司，几乎成为全行业默认的规矩，“在这个年龄没有做到既定的优秀程度，人就不值钱了”。

前阿里云员工林炳天对年龄红线的感知，来得更晚一些。2018年加入阿里云时，他42岁，职级评定为P8。等到2020年，他负责一条事业线的业务面试时，HR明确告诉他，P7不能超过32岁，P8也不能超过35岁，“这是一条硬红线，超过红线的，全部一刀切”。

他记得，当年有一位出生于1986年的候选者，34岁，正好卡在35岁之下，进入了业务面，“我和她说，你再大一岁就进不来了，简历都过不了”。

某种程度上说，林炳天是幸运的。两年前的门槛还没有那么“硬”，“就算有一些这样的氛围，公司也不会明确说出来”。毕竟如果按照这套标准，他在35岁念完博士归国时，许多大厂的门就已经向他关闭了。

颇为唏嘘的是，阿里云有不少面向政府的项目，按照这套门槛筛选出的人和对方交流时，对方还会狐疑不决，“你们这帮人太年轻了，连白头发都没有”。

劳动力年轻化，是不少互联网大公司的共同追求。脉脉数据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疫情之前，19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阿里巴巴和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而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员工只有27岁。

崛起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头们，又将年龄红线向前推了一步。尤其是激战正酣的战略业务，对年轻的渴求更为明显。

25岁的林纷，曾经在阿里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工作，去年几次三番收到拼多多HR的面试邀请，他们也在发力跨境电商。岗位要求不容商量，“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需要强制打卡，每周单休”，但薪资待遇高出一截。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林纷跳到了拼多多，入职第一天，直系领导打招呼时说“来得正巧，赶上团建”。她等到下班才发现，团建是吃完饭，同组人一起去看凌晨场次的电影。

在这个新团队，年轻是一目了然的。除了一位男性组长和一位已经生育的31岁女性，其余员工都没有超过26岁。林纷在阿里有一位过了30岁的女性朋友想要跳槽，找她内推，没想到两轮业务面都过了，卡在了HR面，被告知年龄不符合要求。红线再次显现。

水温

红线的出现，伴随着水温的变化。2021年以来，降本增效的寒风，从互联网吹到各行各业，人力成本和用人效率的计算，被摆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三年前，34岁的郑叶黎还是武汉一家港企数据分析师，做到了经理级别，却迎来了年龄危机。一方面，已婚未育的她觉得自己成了公司降本增效的靶子，被委派了强度超乎寻常的工作，几乎每天都累到崩溃。

另一方面，HR还叫停了30岁以上资深员工的招聘，转而招了非常多“有转正意向”的实习生，让他们拿着微薄的实习工资，干着正职的工作，名义上是“员工预备岗”，用人成本却低了不少。

郑叶黎努力消化着不满，却又不敢裸辞。她一边等着被裁后拿到赔偿金，一边也开始留意市场上其他工作。令她失望的是，外边职级差不多的工作大多薪酬腰斩，更高层级的工作却“只考虑更年轻的女性，或者只考虑男性”。

企业这么做的用意不难理解。“年轻就是优势，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便宜的象征。企业永远可以得到它想要的人，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大的？”郑叶黎心灰意冷。

在求职要求看上去更低的行业，年龄门槛发生了更明显的前移。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在商场做了十几年督导的李家杭，被迫离开了她的岗位。疫情三年的冲击导致线下实体商城人流量不断减少，薪酬肉眼可见地缩水，KPI不减反升。无论怎么费尽心思办活动、搞促销，李家杭都吸引不来人了。不想场面太难看，她主动提了离职。

43岁的她重新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就业市场，一点点学着注册招聘软件、填写简历。结果，她失望地发现，凡是有点名气的服装品牌，比如斐乐、太平鸟，招店员时都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有的甚至缩到“16-28周岁”“18-25周岁”的范畴。

她点开一些没有明确标出年龄门槛的岗位，试着跟HR打招呼，收到了礼貌的回绝：“您的经验很丰富，但年龄我们觉得不太合适。”追问下去，许多HR会觉得，40岁以上的女性大多有家庭、孩子要照顾，真正能为这份工作付出的时间相当有限，“对公司来说会有困扰”。

好不容易进入面试，李家杭也一定会被问：有没有房贷，有没有二胎？她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关乎年龄门槛，这些都是藏在问题背后字里行间的试探。

图 / 《未生》

答案当然是有。她回答：我有房贷、车贷，不是更加证明我需要这份工作吗？

但这远远不够。对面还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比如：你会不会玩小红书？会不会玩抖音？懂不懂什么叫私域？

45岁的孙萃藩，原本在江苏无锡一家制造业的私企做仓库管理，但一年多之前，厂里来了一个大她几岁的男人，“领导想让他顶替我的位置”。仓库的流程和人员都被重新分配，孙萃藩手里的活儿被拆走了不少，“想各种办法让我走”。

她原本想着无锡工厂多，不缺她能干的活，没想到阻拦她再就业的是年龄。很多招聘要求写的都是35岁以下或者40岁以下，少有的接受45岁以下，但电话打过去，也觉得她年龄大了。孙萃藩尝试过找熟人内推，还做仓库管理相关的岗位，没想到对方直接说：“你这个年纪太大了撒，再过几年都要退休了。你要再年轻一点，肯定就招了。”

如果不是找工作，她不会知道，现在一个景区售票员都要求学历大专以上，年龄35岁以下，工资在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只有3000到4500元。她心想，年轻人赚这么点工资怎么生活？

谁都年轻过。孙萃藩想到十几年前，她三十多岁的时候，还不流行网络招聘，想换工作了，就托亲戚朋友问一问，要不要招人，简单得很。“那个时候年龄正好，结婚了，小孩子也生了，企业要你。如果我现在还是三十几岁，我觉得工作也会好找一些。”孙萃藩说。

现在对她来说，能主动找上门的工作，要么拼手艺、要么拼体力，比如美容院的员工、催乳师和保洁。

年龄越大，就业市场的水温越发寒冷。尤其是年龄逼近退休线，却无法真正停止工作的那些人。

生活在四川的邱黎发现，57岁的父亲，除了保安，确实难以找到其他的工作。父亲自她高中开始，去浙江的工厂做汽车零配件的技术工人，学了镀塑的手艺，曾在车间做过二十多年的代班师傅。

2022年为了回老家修缮房屋，邱黎父亲辞去了浙江的工作回到家乡，又因为建房子欠了十几万，得还债，去年又重新找起了工作，却发现“几乎都卡着年龄”。

父亲会使用电脑，也会开车，邱黎想给他谋一份司机的活，但年龄都要求45岁以下。成都有一片产业工业园，有不少需要工人的制造业厂子，但“比较大的企业，年龄都限制在45岁，比较小的企业可以放宽到50岁。极少数是55岁，就是非常小的企业了”。无论是哪一种，父亲的年龄都超过了。

邱黎选出了一批没有写明年龄要求的岗位，和父亲一起去线下碰运气。跑了一整天，十家里面有九家，保安在工厂门口就拦住他们，一问缘由和年龄就摆摆手：“你这个年纪太大了，我们不要的。”剩下一家倒是招人，只是为了旺季招聘临时工，到了淡季就要辞退。

长达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这是邱黎父亲第一次被年龄卡住。年轻的时候，他会做木工，还会演奏一些乐器，常常觉得自己“挺年轻，挺能干的”。可现在，年龄门槛越来越高耸，父亲的信心连带着身影一点点矮下去。

他偶尔会自顾自嘀咕：“年龄大了，谁都不要了。”

对抗

不断的碰壁之后，邱黎最终辗转为父亲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薪水3000元，每日负责巡逻、值班，“算比较清闲的工作”。短时间内，她也只能找到这个办法，让将近60岁的父亲有一份薪水。

他们都知道，身份证上的年龄是瞒不住的，个人很难消除那个数字带来的阻力。

在大厂度过35岁生日的米莱，也常常感叹自己“浪费了时间”。她掰着指头算起来，“我硕士三年，体制内工作两年，这五年时间并没有直接体现在我的竞争优势上。”与其他人相比不再年轻的事实，经常给她带来焦虑。

她觉得如今的职场就像商场，招聘是用人单位挑选“最佳性价比打工人”的过程。橱窗里的每个候选人，头顶都贴着一张打分表，学历、经验是用惯了的标尺，而年龄，是供大于求的时候，最高效的工具。

回到被挑选的打工人这里，得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化地卷出学历和经验，跑赢年龄门槛，尽最大努力去对抗。这一点，在北京教师康小宸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康小宸25岁之前的人生，遵循着一条她为自己划定的轨道：考上北京教育相关专业的本科，在大二弄清楚考研、求职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在大三左右完成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将考研的时间提前到大三寒假；考上研之后，着手为考编做准备，如此一来，研究生毕业就能进编；而当拿到北京的教师编制时，她还不满25岁。

之所以把界限划在25岁，因为这是稳妥保险的。虽然在北京市应届生教师编的招聘条件中，年龄天花板都不是25岁——北京生源的应届毕业生要求“年龄为35周岁以下”，非京生源则要求“硕士研究生为30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为35周岁以下”——但在康小宸看来，由于教师一轮的培养周期是六年，“如果女生到了27、28岁的年龄，学校会担心她们刚来学校就面临生育，很难全身心投入到第一个三年或是六年的工作”。

当女性的命运与婚姻和生育纠缠在一起，年龄门槛对她们来说总是显得更残酷，“同样是30周岁之前的硕士，女孩必须是24、25岁，男孩可以放宽到27、28岁”。

根据自己走过的路总结出的经验，康小宸同时在从事教育咨询工作，经手过近100人的教师就业规划。她所接触的北京进编教师们都遵循着与她相似的时间轴：18岁报志愿进入教育相关专业，大三甚至更早就规划读研，从研一的三四月份开始为下一年的招聘做准备，研究生毕业就进编，年龄也大多不超过25岁。

从本科毕业考研、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到结婚生子，这一系列的事情基本被安排在30周岁以前完成。环节之间几乎没有喘息，按照这样紧凑的节奏，才能顺利在北京成为一名老师。这就像已经固化的年龄模板，“一步也不能走错”。

相似的年龄的焦虑，笼罩在许多接近25岁的人头上。做教育咨询，康小宸有时会收到一些私信，在私信开头就会强调自己的年纪，比如“但是我现在已经26岁了”，或是，“我是工作了两年才考研的，还有机会吗？”

图 / 《没有工作的一年》

年轻，成为一种摆在明面上的优势。面对年轻的咨询者，康小宸会直接明说“你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年龄”，她曾建议一位23岁的男生先考研再读博，然后争取在28岁那年找一份高校的工作。

哪怕是小学生，都渐渐对年龄这种模糊的优势产生了概念。据康小宸做老师的观察，小学生都会有“去年9月的孩子也是我同学，8月出生的我有优势”的想法。

某种程度上，与年龄对抗，也是同选择、时间、运气和心态博弈。

郑叶黎求职未果，决定曲线救国，把目光投向国外，回到自己留过学的地方工作。不少外企招聘时，特意注明简历不需要写明年龄，许多岗位的描述里还会加上一句，“为了防止在年龄、性别、样貌、肤色、人种等等方面产生偏见，谨慎放照片”。

经过两个月的投递和面试，她顺利入职了瑞典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如今，她已经在瑞典工作了两年。有时候跟母亲聊起来，她开玩笑，“我要是继续待在国内，可能开滴滴都轮不到我”。

而43岁的李家杭，为了能应聘上专业对口的岗位，她注册了不少“年轻人玩的社交软件”，每天刷，学习网络热词。

有一次，她去面试一家童装公司，和她竞争的是一位00后女孩。面试中，HR对她的经验很满意，两人聊了很久。但经验丰富还是没能打败年龄门槛，更懂私域玩法的年轻人拿到了offer，“毕竟年轻人更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在电商热潮翻滚的杭州，有不少90后和00后创业的公司。李家杭面试的绝大多数企业，老板的年龄都比她小。连续找了几个月工作后，李家杭数了一下，自己在求职软件打了超过1500次招呼，用年龄来拒绝她的大概有十几二十个，给了面试机会的有30家，其中7至8家不合适，最后6家拿到了offer。

最近，李家杭入职了一家家纺类公司，同事年龄全部比她小，以30岁左右为主。这家企业从线上发展起步，线下生意几乎等于从0开始，李家杭的经验和她手上商城的人脉资源，正好派得上用场。

即便如此，她依然觉得自己是侥幸，“我能进这家公司，是因为没有更年轻的在跟我竞争”。

衰老

找到工作之前，孙萃藩体会了一段失业的滋味。

她去广场上跳舞，和不少五六十岁的女性聊天，“她们看到我，都说我好年轻”。一种奇妙的感受在她心里蔓延开来。她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老了，“可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又觉得我真年轻”。

孙萃藩不仅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团，跟着后面每天练舞，从傍晚六点一直排练到晚上八点半，她还报名了直播带货的课程，定期上课，生活被安排得充实饱满。

失业的压力依然存在。她申领了失业金，每个月能有2280元，刨去900多元的社保，只剩下1000多元。她在为儿子过几年结婚攒彩礼，那也不是个小数目。

但她转念又想开了，不给自己太大心理负担，“说穿了就是真找不到工作，我起码人在，我最多熬个几年我就能领退休金了，对不对？”

对于不少人来说，衰老真正的意义，在60岁之后才真切起来。

湖南的张国浩和彭淑花，从乡下来到长沙省城帮儿子带两个孙子。孙子上学之后，两位老人不想回到乡下，每月养老金加起来不足300元，即使可以自己种地，不需为日常吃住花钱，但没有更多的收入，“种地的时间还不如出来赚钱”。

图 / 《没有养老的资金》

已经62岁的彭淑花知道，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好找活做，她想过借用妹妹的身份证去找工作，以此提高成功率。妹妹与自己长相相似，比自己小上几岁，“别人一看你60多岁，不敢要你，说你50多，说不定乐意要你，工资也可以高一点”。

但最终，由于担心带来麻烦，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衰老带来的还有陌生人的审视。丈夫张国浩去找工作时，对方要求看身份证，年纪上了60岁，都要当场量血压，“血压不高，走路没什么问题的，才能留下来”。

对于找工作这件事，二老的儿子是反对的。彭淑花在物业公司找到一份保洁的临时工，中秋节当天还得上班。那天，家庭聚餐结束，她匆忙赶着要出门，搪塞儿子说“要和认识的朋友出去搞点花花草草”，儿子觉得蹊跷，追问之下得知母亲找了一份工作。

第二天，儿子找到物业经理，希望能照顾一下母亲，别让她太劳累。结果没过多久，母亲的工作就被一个更年轻的人替代了。

“闲不住”、想继续工作的心情，已经渐渐追不上年龄带来的迟滞。孙萃藩年轻人想过开一家美容院，之前找工作时也去了一家面试，没想到那份美容师的工作需要的体力，远远超出了她身体承受的极限。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她神经已经非常疲惫，但却疼得整宿睡不着。

想做回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她被年龄卡着，“不招这么大年纪的”。愿意给她橄榄枝的工作，她被身体卡着，“吃不消了”。

彭淑花和老伴都觉得，能有一份工作，不止是一份收入，能动起来，对身体也有益。有朋友打趣彭淑花，这么大了还找事做，她回答：“我要做到80岁的嘞。”

但其实她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几年。她听人讲过，有人做到69岁，离70岁还有几个月的时候，就会被开掉，“年纪大，就不要你了”。能有一份工作已是幸运，“只能做一点算一点，高（一些）的工资是想不了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