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贤人庄》

《贤人庄》是作家尹学芸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一个人的风花雪月》《破阵子》《贤人庄》等作品。尹学芸的小说大多落笔于蓟州的“罕村”和“埙城”，讲述当代乡村的人情变化、生活琐事。

在同名中篇《贤人庄》中，尹学芸写的是一个传统农耕文明在由官方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彻底溃败的故事：民风淳朴的贤人庄被拆迁，村民赵庆福被迫搬到了城里，不得不把一头驴和全村的狗留在了拆迁后的废弃场，并身体力行照料它们。“动物保护协会”的俞姐发动网络力量进行动物救助，也让贤人庄的拆迁事件迅速发酵，引起舆论关注。事态发展很快引起了官方的高度警觉，为扑灭舆情，行政力量开始积极介入，反而让贤人庄的遗迹加速消失……

《黑书》

在帕慕克的创作版图中，1990年出版的《黑书》是一个里程碑。这本小说让他在土耳其文学圈内备受争议，同时也令他广受读者喜爱。《黑书》的故事外壳是一部侦探小说：律师卡利普的爱妻如梦不告而别，与如梦关系密切的同父异母兄长耶拉也离奇失踪。为寻找如梦，卡利普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漫游，关于如梦与耶拉的真相也在这个过程中徐徐展开。

在侦探小说的表象之下，帕慕克展现了他对土耳其历史、文化、社会的叙述野心。小说的奇数章节叙述卡利普的寻觅过程，偶数章节则是耶拉的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涉猎广博，或讲述奥斯曼帝国历史故事，或研究侯鲁非教派的文字之谜，或描摹伊斯坦布尔的景观与生活，或阐释古老波斯文学中的谜案。借助耶拉的专栏，帕慕克将现实故事、哲学思想、历史传说、梦境、寓言、童年回忆、政治讽刺、社会观察等融合在一起。

本书中文译本最早于2007年出版，此次再版对译文进行了全新修订，新版封面使用了帕慕克的画作。

《新镀金时代》

本书开篇，作者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讲述了他于2013年年末在孟买当地注意到的一起神秘车祸事件：一个深夜，一辆阿斯顿·马丁失控追尾了一辆奥迪A4，车破损到无法驾驶，所幸无人身亡。奥迪车主表示，她看到从那辆超跑下来的是一个年轻男子，他迅速钻进了跟随其后的一辆SUV离开了车祸现场。很快，一位55岁的肥胖司机向警局投案自首，奥迪车主也在后续调查中改称他就是肇事司机。克拉布特里发现，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这辆超跑属于印度最富有的安巴尼家族，也对那位自首人士深表怀疑，但警方迟迟不肯推进调查，人们对顶级富豪的权力和影响力充满敬畏。

在克拉布特里看来，这起事件就是当代印度政治经济状况的某种缩影。在《新镀金时代》一书中，他以1991年印度经济自由化改革为主轴，层层剖析了印度社会的内核——从许可证制度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剧烈变动，从昂扬乐观的美好时代到当下的危机。通过呈现亿万富豪、顶级政客、话题媒体人、假球运动员的大起大落，克拉布特里生动刻画了时代弄潮儿的野心和恐惧。

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英国作家、记者、政策分析师，先后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曾于2011-2016年担任《金融时报》驻孟买分社社长，期间跟踪和独家采访了众多重要人物，深入探究了印度政府与企业共生的发展模式，以及经济高速发展的表象之下普通人的挣扎。他将印度的现状与镀金时代的美国加以对比并指出，印度如果希望像美国一样突破19世纪的裙带资本主义，就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家能力”上。

《我们从未中产过：社会流动性如何误导了我们》

法国思想家布鲁诺·拉图尔曾告诫称“我们从未现代过”，人类学者豪道斯·魏斯则直言“我们从未中产过”。他认为，“中产阶级”的概念风行各国却意义含混，它被政客、发展机构、企业实体和营销专家的积极宣扬，这一事实反映出“中产”亦是一种服务于特定目的的意识形态——“中产”强调的是我们的一种自负，它暗示了许多我们其实并不享有的权力，“调用这些权力并不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目的，也不会带来有利于我们的结果。”

魏斯认为，中产这一概念折射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至今如何裹挟了所有人且坚不可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中产的概念支柱是“投资”，最被这一意识形态感召的人群是那些可以投入额外的工作、时间和其他资源来争取未来幸福的劳动者。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积累过程中不断从人的身上吸收人力和物质资源，人总体上不得到投资的完整补偿，因此总是会过度投资，又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与竞争。

读完本书，你会发现所谓的“东亚特征”（内卷）并不独属于东亚，也会更加理解“中产”这个标签为何既被羡慕又被嘲笑，为何“中产”有时也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代名词。

《铁路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

1876年6月30日，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吴淞铁路正式通车。由于这段铁路的铺设是由英商私下进行，直接挑战了当时清政府拒绝发展铁路的立场，遭到了清廷当局的严厉反对。运行16个月后，吴淞铁路被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买回，后由两江总督沈葆桢下令拆除、废置。

提及这段历史，许多人倾向于将之视为晚清政府倒行逆施、未能积极拥抱现代趋势的“罪证”，但在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哲学博士李思逸看来，这一事件提醒我们意识到：铁路并非从一开始就与“现代性”绑定，作为一种想象性建构，现代性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逐渐形成的。

在《铁路现代性》一书中，李思逸以铁路为切入点，通过分析1840-1937年铁路进入中国之后引发的冲击与适应，阐释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过程。在本书中，你将了解到“铁路”、“火车”这些名词的由来，《点石斋画报》如何呈现铁路与火车，洋务运动中的铁路论战，铁路在孙中山的民族国家想象中占据何种位置，以及民国时期的铁路旅行与文学书写。学者李欧梵认为本书是文化研究领域的上佳之作，“文化研究存在两大弊病，一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因为只关心、追逐当前的热门问题和流行学说），二是达不到哲学思辨应有的深度。李思逸现在终于弥补了这个缺陷，而且犹有过之——写出了一本独特的跨学科著作。”

《俄国来信》

1839年7月10日，法国作家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抵达圣彼得堡，此行是受到巴尔扎克的鼓励，也是受到托克维尔的刺激——后者在1935年出版《论美国的民主》并获得巨大赞誉。托克维尔在书中不情愿地承认美国模式不可避免的胜利，同为贵族和保守派的屈斯蒂纳对此却表示怀疑，想通过实地探访俄国来否定这一观点。从7月10日抵达圣彼得堡到10月1日回到柏林，他在俄国待了不到三个月，不会说俄语，而且旅行中一直受到俄国当局的保护和监视。在此期间，他写了三十几封当时未能寄出的信，之后又添加了若干注释，于1843年集结出版。《俄国来信》对沙皇俄国专制制度的根源和特点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分析，屈斯蒂纳由此成为了研究俄国一位绕不开的作家。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抱有成见，但永远不会有人指责我故意隐瞒真相。”屈斯蒂纳在自序中说。这位作家还讲述了旅行的意义，以及一位旅行者应当以何种目光观察陌生远方，对今天的旅行者亦有借鉴意义。屈斯蒂纳认为，两种情感——对法国的爱和对人类的爱——一直影响着他的内心，“找到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尘世之爱的对象之间的平衡点，找到对祖国的爱和对人类的爱之间的平衡点，是所有高尚心灵的使命。”

《想象的博物馆：珍奇室艺术史》

珍奇室（Cabinets of Curiosity）诞生于16世纪，指的是在西方博物学传统之下，收藏家与艺术家陈列和展示其古玩与古董、标本与模型、工艺品与其他人造物的柜子乃至密室。在西方，珍奇室的诞生被艺术史学者视为现代博物馆的原始雏形。《想象的博物馆》从博物学传统与艺术史维度出发，梳理了从16世纪巴洛克艺术巅峰至19世纪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萌发期的珍奇室发展史，以大量的图像资料，呈现了珍奇室对自然探险与自然科学的促进，对艺术、电影、时尚等领域创作的启发，以及对现代博物馆建设奠定的基础。

《想象的博物馆》2002年首版面市，已于2011年、2019年两度再版。本书作为博物学的重要著作，也对艺术策展、时尚设计、影视剧创作、模型手办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故著名服装设计师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2010春夏系列“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Plato’s Atlantis, Spring/Summer 2010）将本书作为创意参考。曾执导《地狱男爵》《潘神的迷宫》《水形物语》的知名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Guillermo del Toro）在其Netflix新剧《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奇思妙想》（Guillermo del Toro's Cabinet of Curiosities）的创作中也将本书列为视觉参考，并在片头设计中直接体现。

《二进制改变世界：数字群英与科技秘史》

如今地球上有超过20亿台计算机，数十亿普通人接入了互联网，我们似乎能通过网络做任何事，但我们很容易忘记，就在五十年前，计算机、智能手机、数码相机、互联网这些构成当代生活不可或缺部分的东西都还不存在。即使是身处科技浪潮前沿的人，也未必预见到数字技术进步及其改变人类生活的步伐会如此之快。

本书作者克里斯蒂·伯恩提醒我们，数字技术看似“高大上”且无所不能，但它的创造者是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最美好的明天是由我们所有人去想象和创造的。而要理解未来，我们就得回顾一下历史。”本书将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现代计算机使用的技术系统——的历史追溯到19世纪。拜伦勋爵之女埃达·洛芙莱斯与数学家挚友查尔斯·巴贝奇构想了一种“可以准确地排列组合数值，用来处理字母或其他通用符号”的机器，这是人类对计算机的最初构想。此后的一百多年见证了不同的人在这一领域的接力探索，而我们都知道了这些尝试为人类带来了什么。

本书属于“轻读T文库”，除了《二进制改变世界》，“T文库”目前还包含《人与机器人》《哲学的100个基本》《数学只说10件事》《大脑只说10件事》《耶鲁音乐小史》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