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砺石商业评论  王剑

大名鼎鼎的江苏“十三太保”之中，常州不论是人口（常住人口388万）还是面积（4372平方公里），都处于江苏倒数的尴尬位置。

可谁也没想到，一向被视为“苏南小透明”的常州却在近期惊艳世人：2024年，常州官宣进入“万亿俱乐部”，成为继苏州、南京、无锡、南通之后，江苏省第五座“万亿之城”，同时也是全国第25座GDP万亿城市。

常州不声不响跻身万亿俱乐部，尤其在目前大形势下，十分不易。

那么，常州这些年都做对了什么？

1、千年古城，常州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座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首脍炙人口的《乡愁》，是中国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于上世纪70年代所作。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让余光中魂牵梦绕的故乡，不是他的出生地南京，也不是他的祖籍福建永春，而是江苏常州，这里是他母亲和妻子的故乡。

因为幼年经常与母亲回常州，故乡留给余光中的是对家的温馨回味，更是对祖国的一份深切思念。

常州，别称龙城，地处江南腹地，其建城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素有“三吴重镇、八邑名都”的美名。

春秋末期（公元前547年），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封邑延陵（常州），常州自此有了准确纪年和确切地名的历史。

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季札的侄子吴王阖闾，命大臣吴子胥在延陵南部太湖边（今大城即主城在常州，小城即辅城在今无锡境内）建造了吴国都城（又称阖闾城）。

周敬王十四年、阖闾九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作伐楚准备，伍子胥在此（遗址地）垒土筑城驻守，并在南面不远处今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马杭上店一带屯驻重兵，作为攻伐楚国的前进补给基地，后人称此城为“胥城”， 一度成为吴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春秋至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常州在这一时期吸收了中原、越、楚文化的精华，民风朴实刚烈，尚武逞勇，逐渐发展出特有的吴越文化。

随后在历史风云中，常州历经汉晋两朝，名字也从“毗陵”改为“晋陵”（兰陵）。

隋朝建立后，因为国家统一需要，废郡治，以州统县，将晋陵、无锡、义兴（宜兴）、江阴4县合并设立“常州”，“常州”之名由此出现于史书中。

此后，常州又曾改称过毗陵、晋陵、长春、尝州，但时间都很短暂，“常州”之名从此沿用至今。

明朝时期，常州府所在的江南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城乡之间商品流通空前活跃，常州也成为江南地区仅次于苏州和松江两府的重要税赋之地。

常州的富庶一直保持到了清代，依然是江南税赋重地。清雍正二年，随着苏、松、常三府分县，新常州府下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而武进、阳湖为常州的附郭县，常州由此有了“八邑名都”（一府八县）的称号。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撤“府”建市，常州一府八县也被拆分：无锡县与金匮县合并为现无锡市；江阴县为现江阴市（无锡市代管）；宜兴县与荆溪县合并为现宜兴市（无锡市代管），靖江县（属泰州市）；武进县与阳湖县合并为现武进区，并沿用常州称号。

新中国成立初期，常州市和武进县同隶属于苏南行政区常州专区。

1953年，常州市升为省辖市；1983年，国务院批准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常州市辖武进、金坛、溧阳3县，逐渐形成今天的城市格局。

2、常州的早期经济

地处江南的常州，明清时期以传统农商业为主，土布、梳篦称雄，木业、豆行、钱庄、典当、米市等行业旺盛。

到19世纪中后期，常州也同周围城市一样，孕育出近代民族工业的萌芽。1906年，随着位于今天常州市南大街的晋裕布厂开设，常州第一家带有近代工业色彩的工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随后数十年间，各类纺织、印染、机器制造、粮油加工、发电工厂等逐渐在古老的龙城运河两岸拔地而起。这些常州本土民族企业通过学习现代管理制度，使用工业机械，逐步推动常州向现代工商业城市转型。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厚生与震华两家企业。

创立于1913年的厚生机器厂，是常州第一家机器制造企业，也是中国最早生产内燃机的三家企业之一，更是常州第一家上市公司常柴股份的前身。

比厚生机器厂稍晚点成立的震华电机制造厂，不仅开创了中国电机制造先河，还一度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电气公司。时至今日，企业已改名为戚墅堰电厂，是华东电网的骨干之一。

这些近代民族工业不仅开启常州走向现代化的序幕，其浓厚的商业氛围也融入到常州后续的经济发展中。

解放后的常州，产业结构单一，底子薄弱。整个城区只有400余家工厂，多为粮食、纺工、机械工厂，其中超过百人的工厂还不到50家；全市纺织行业7000多台布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还在运转，市区3万名职工有一半失业。

截至1949年年底，常州市区工业总产值只有7203万元，含溧阳、金坛在内的常州地区生产总值还不到2.5亿元，市区财政收入也只有472万元。

好在常州的工业基础雄厚，从“一五”时期开始，工业产值每年增速就达39%；到“一五”结束，常州全市主要工业产品均超过历史最高产量。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常州将众多工厂进行合并改造和转产，同时提出了“东学上海，西赶南京”的口号，各行各业大办工业。

短短数年时间，常州人通过“老厂办小厂、小厂升大厂、大厂再办厂、车间变厂”的发展模式，在传统纺织、电力、机械等老产业之外，又新增冶金、建材、皮革、造纸等新工业。先后出现了常州林业机械厂、常州变压器厂、染料厂、常州橡胶厂、常州轻工机械厂等现代化工厂，被形象地称为“母鸡下蛋”、“滚雪球”。

到1965年，常州工业总产值发展到5.9亿元，财政收入1.2亿元。也是从这一时期起，常州工业开始摸索出后来享誉全国的“一条龙”发展模式。即通过在全市范围内，打破企业、行业界限，以产品为中心，围绕重点产品，把生产分散的企业配套组织起来，形成“一条龙”专业化协作模式。

当时，常州除了将纺纱、织布、割绒、印染等有内在联系的11个工厂配套正式组合成全市第一个“一条龙”专业化协作线，还逐渐发展出拖拉机、花布、卡其布、化纤、塑料、半导体收音机、玻璃钢等几条“巨龙”，经济种类十分丰富。

3、“群龙起舞”的常州经济

提到常州的“一条龙”经济，必须提到当地颇具代表性的灯芯绒产业。

灯芯绒是一种以棉为主，手感舒适、保暖、耐磨的面料，可以制作鞋帽、外衣、裤子、坐垫、窗帘，应用领域非常广，也是常州纺织曾经的“拳头货”。

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常州生产的灯芯绒无论质量还是花色都比不过其他城市，被讥笑为“灯芯布”。

常州人痛定思痛，加大研发力度，从六十年代起开始整合全市灯芯绒产业链上的纺、织、割、印染等工艺环节，将其拧成“一条龙”的合作链条。

这种“一条龙”模式生产出的灯芯绒，不仅产品质量、品种有了很大提高，产量也翻了一番。

到七十年代末，常州的灯芯绒品种超过了三百种，花色超过一千种，年产量也从原来的几万米猛增到一千多万米，畅销全世界。

其后，常州又在手扶拖拉机、灯芯绒、卡其、花布、化纤、玻璃钢、半导体、塑料、自行车、照相机等领域实施“一条龙”模式，均取得较好效益，也引起媒体和高层关注。

70年代末，《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农字当头滚雪球》《“桌子”上唱起了大戏》两篇与常州工业相关的调查，并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引发强烈反响。

这不禁令人好奇，当时全国生产正处于混乱和停滞局面时，为何常州却能一枝独秀？

关键还是常州浓厚的生产氛围没有被政治左右，同时大批常州干部都是基层出身，熟悉生产，也熟悉工厂，往往三句话不离本行，才使得常州的生产没被过多干扰。

甚至，直到动荡时期结束，常州在全国工业大调整形势下，也没像其他城市那样对部分工厂“一刀切”。而是以生产为中心，视工业布局需要，有的撤，有的并，有的继续发展，从而为常州后续经济发展保留了“火种”。

这点很不容易，到改革开放时期，常州全市36个大中型骨干企业，有27个都是当时保留下来的，灯芯绒、柴油机、手扶拖拉机等曾经的“明星产品”依然发挥着重要经济作用。

到1976年，常州市的工业总产值达23亿元，财政收入4.3亿元，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61.1%的历史高点。全市的工业结构也从过去纺织业一家独大，逐渐变成轻重工业对半开的布局，轻工产品也享誉全国。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初期的常州企业，先后获得三十多项国家质量金奖，产量、出口量在全国名列第一。金狮自行车、红梅照相机、星球收录机、幸福牌彩电、月夜灯芯绒、常州柴油机、手扶拖拉机等一大批产品更是远销海外。

工业产值不断翻新的常州，再次引起中央的关注。

1981年4月，老一代实业家胡厥文，走访了常州东方红印染厂、人民服装厂、国棉二厂和拖拉机厂等单位，随后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常州市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盛赞常州经济发展模式。

“南海”即今天广东佛山的南海区，曾作为“一市一村”典型，来考察其生产发展速度和总产值，常州则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重点工业城市进行考察。

4、改革中的明星之城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被两个问题困扰：一个是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另一个是公有制的计划和市场问题。

所有问题的核心都涉及价格体制，也就是如何让市场价格摆脱计划经济束缚？

常州获批“试点改革城市”，也不知该怎么办，便从家家户户都经常碰到的“老虎灶”（一种集中打开水的茶水铺）和煤油灯罩试水。

当时，老百姓用的煤油灯罩是计划供应产品，国家统一定价，6分钱一个。因为价格太低，厂家没有生产积极性，市场灯罩短缺，甚至要走后门才能买到；而供应开水的老虎灶，一壶1分钱，也是由国家、集体经营，往往因经营、选址不善，老百姓打壶水要跑几条街。可个体想要经营，也不会获批。

于是，常州率先放开了灯罩价格，老虎灶由国营改为集体、个体经营，令这两个城市难题迎刃而解。

小小的灯罩和不起眼的老虎灶实现了常州作为改革试点的价值，由此，国家开始两批放开了多种小商品价格，试点逐步增多，社会供应也越来越丰富。

常州经济体制的开发脚步也得以迈得更快，1985年常州的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逼近50亿元，不仅丝绸、自行车、装载机、机床等重点产品大幅增长，电子、机械、化工等也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引来无数地市前来考察参观。

发展至1991年，常州工业总产值翻倍至22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翻倍至102亿元，成为苏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工业明星城市”。

与此同时，伴随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常州诸多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却纷纷因为经营不善，陷入困境，不得不开始战略性重组。

随后十余年的改制之路中，许多常州人熟悉的老企业、老品牌或消失，或重生。其中既有令老常州人自豪的“金狮”自行车，也有当年排队都买不到的“星球收录机”。

改制的阵痛中，常州的经济转型也有了收获。全市通过结构调整，不仅盘活了存量资金，也实现了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使得西电常变、东风农机、绝缘材料总厂、常宝钢管、四药制药等传统企业成长为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的龙头骨干企业。

同时，大批重工企业也在改制中学会拥抱资本，如常柴、常林、远东、五菱柴油机、金狮、黑牡丹、常茂生化纷纷登陆资本市场，赢得新生。

常州的工业经济总产值随着全市企业逐步改制也一直刷新着纪录。1992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才487亿元，可到2000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达1250亿元，是8年前的2.5倍。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以“苏南模式”而闻名的常州乡镇企业，也在市场经济的催生下，汇入民营经济的发展潮流。

2001年，常州的私营企业突破1万家，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个私民营产值占比30.6%。截至2022年末，常州民营经济市场主体达到77.9万户，占市场主体总量的96.9%；民营经济税收占比79.2%，名列苏南第一。

涓涓细流汇成汪洋大海，在今日常州的经济板块里，民营企业已是“五分天下有其四”，在全市经济结构中成长为主力军，挑起工业转型升级的大梁。

5、实体经济的“硬核之城”

常州的面积和人口在江苏乃至长三角都算不上占优势，但发展如此之快，其中重要原因是，这是一座重工业占经济比重超过三分之一的“硬核之城”。

除了传统机械制造、纺织服装等产业，常州还是农用机械制造业基地、输变电设备制造基地，工程机械、车辆及其零部件制造基地、纺织服装工业基地、电子信息设备及机电一体化设备制造业基地、生物医药及精细化工基地、新型材料工业基地。

根据统计数据，常州三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比例是1.8:48.8:49.4。其中，工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将近9个百分点（全国GDP中第二产业比重为39.9%）。

不得不说，地处温婉的江南水乡，却保有如此高重工业产值占比的城市实在不多见。

从2009年常州启动实施《常州市振兴五大产业行动计划》起，常州聚焦先进装备制造、机电设备、新材料等五大产业进行发展，制造业投入逐年递增。

2003-2010年，常州工业投入累计达5279亿元；到2010年左右，常州的工业转型升级结出累累硕果。五大产业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4700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4%。

其中，机械工业约占规模工业总量的40%，稳居第一大工业行业；冶金工业位居第二，接近规模工业总量的20%。化学工业与纺织服装行业各占10%左右；电子工业、建材工业、塑料工业、医药工业等行业占据约30%。

围绕智能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地标性产业链，常州大力推进制造业的创新驱动发展。时至今日，常州已拥有国内同类城市中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国家工业41个大类中常州有37个，207个中类中有191个，666个小类中有605个。

现代工业打造其筋骨，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才是常州工业发展的底气。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指那些块头小、业界之外名声不响，但创新能力强，实力不可忽视的企业。

截至2023年底，常州市共拥有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48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51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98家。

此外，被誉为中国工业“奥斯卡”的中国工业大奖，是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常州已连续四届获得殊荣，累计9家企业11个项目入选，获奖在全国地级市位居前列。

“隐形冠军”、制造业单项冠军、中国工业大奖，都是对常州专注发展实体经济的褒奖，也是其工业经济持续增强的底色。

不过，常州更耀眼的成绩是在新能源领域，素有“新能源之都”的称号。

2023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958万辆，其中常州生产68万辆，每14辆就有1辆来自常州。

说起常州进军新能源车，就要提及原有的汽车工业。

6、常州的新能源车产业

上世纪60年代，作为全国三大乘用车制造基地之一，常州拥有全国最大的乘用车生产企业，整车生产规模超过3000辆。“长江”“常州”“先飞”乘用车跑向全国，连续多年创下大型乘用车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纪录。

改革开放中，常州更因试点城市优势，较早获得与外资车企接触的机会。

90年代初，常州客车制造厂与美国福莱西宝公司合资成立中国福莱西宝车辆有限公司，成为苏南地区最早的一家合资车企；紧随其后的意大利依维柯公司也落地常州，通过为一汽贴牌生产，常州乘用车第一次出口海外。

不过，在燃油车时代，常州的汽车工业基本都是为他人作嫁衣，利润也不高。

直到新能源车的到来，奋勇争先的常州抓住“风口”，开始发力新能源汽车产业。

在常州，有个“三页PPT造车”故事：2016年，汽车之家创始人李想带着三页“理想”的PPT来到常州武进区，为理想汽车寻找生产基地。

经过多方考察和咨询，武进高新区以“厂房代建+招投结合”的创新模式吸引了李想的团队，为此，武进产业基金还参投了理想汽车7.8亿元融资，加速理想汽车常州工厂落地，并吸引来国内更多新能源车企。

2016年，北汽新能源落子常州，主产纯电动车和混合动力乘用车；2019年，比亚迪也来到常州新北区设厂，投资100亿元建设新能源乘用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园。

理想和比亚迪的到来，不仅实现常州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的“梦想”，经济效益也迅速凸显。

2020年，常州新能源车产业总产值达到1000亿元，这是常州除单个企业外，首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成为全市工业产值的重要增长引擎。

2022年1月，第一辆“常州产”的比亚迪车正式下线。常州北有“梦想”、南有“理想”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格局开始形成。依托常州比亚迪、理想汽车两大车企，2022年，常州市新能源整车产量超过34万辆，在江苏全省排第一，占比达50%。

同年的《2022胡润中国新能源产业集聚度城市榜》中，选出新能源产业集聚度最高的中国城市50强，常州位居第五，仅次于深圳、上海、苏州、北京，其新能源产业发展速度可见一斑。

自古“好马配好鞍”，常州新能源产业发展格局中，另一个关键部分是动力电池产业。

在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领域，常州的动力电池产业链完整度97%、排名全国第一，产销量占江苏省的50%、全国的20%；全球10%左右的新能源汽车搭载的电池是“常州造”。

常州在新能源产业一直有“2+5+N”的说法，其中“2”是理想、比亚迪两家整车企业，“5”是包括中创新航、蜂巢能源、江苏时代、时代上汽、北电爱思特等在内的5家动力电池生产企业，“N”是指众多上下游零部件企业。

这些企业云集常州，除了看中常州成熟的工业体系，也离不开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常州位于长三角中央，与南京、上海等距相望，与苏州、无锡组建了苏锡常都市圈。圈内的京沪高铁、沪宁城铁、沪宁高速、宁杭高速、312国道、京杭运河，使得常州具备“公铁水空管”齐全的运输方式，机场、高铁、高速、水运能在15分钟左右快速完成转换。

产业振兴，既要重磅政策撬动，也要金融资源的赋能，才能形成高端资本的强磁场。

常州围绕新能源产业，组建了总规模超百亿元的10支市级新能源领域子基金，总规模264亿元，累计投资常州本地新能源项目28个，总投资额23亿元，撬动其他社会资本投资超300亿元。

正是靠着雄厚工业家底以及新能源产业经济的提升，2022年，常州GDP已达到9550亿元，距离万亿俱乐部只一步之遥。

今天，奋斗中的常州终于跨入“万亿之城”的大门，正是源于常州雄厚的产业基础、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厚积薄发的各类资源，才令常州在逐鹿新能源汽车时代后发先至，崛起成峰。

跨过“万亿”之后的常州又会开启怎样的篇章？没人知道。

但是奋进中的故事，永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