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今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亚裔颁奖嘉宾杨紫琼、关继威被获奖者忽视的新闻引发热议。人们将颁奖的画面放大、细细观察每个人的走位，以判断获奖者对亚裔颁奖嘉宾的态度到底如何。这也引发思考，亚裔在美国社会难道真的是“透明”的吗？他们不是所谓的模范族裔吗？

他们擅长数学，会打乒乓，不是医生就是律师；男性看起来没什么男子气概，几乎是无性别的，到了五十岁还喜欢比“耶”，而女性又超乎寻常地具有性魅力。华裔单口喜剧演员欧阳万成的亚裔笑话或许可以道出他们生存的真相。亚裔的显著特点还包括，务实、算计、从不为氛围花钱，“如果你想要划算，就要学习亚洲老人，请注意，他们不会出现在全食（有机食品超市）这样的有机商店，而是会去开市客（Costco）排队。他们也从来不会带孩子去动物园或水族馆，去中国超市就行了，那里活生生像是个动物园。”

欧阳的喜剧专场标题《猜猜多少钱》（Guess How Much？）和《好划算》（Good Deal）亦来自母亲的口头禅，母亲经常与人讨价还价，对待金钱非常敏感，最喜欢玩猜猜多少钱的游戏。 

取材于中式家庭生活的笑话，一方面比那些黄色、暴力、粗口笑话更有特点，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加强中国人都是如此生活的印象。对于中国/亚洲人的刻板印象的不断重复构成了这类笑话的基底，就像韩裔作家凯茜·派克·洪在《少数派的声音》里所说的，幽默是通向地下世界的密码。通过非裔单口喜剧演员的笑话，她也发现了与白人听众或更多人对话的方式。这类讲述亚裔或非裔如何生活的笑话，通常还包裹着更复杂、痛苦甚至愤怒的意味。那么，这些通向地下世界的密码与“地狱笑话”的距离在哪里？

从最表面看来，这类段落首先再现了被轻视、无视或混淆的处境，以及他们如何被这样的目光冒犯。欧阳曾吐槽过，在冲绳岛服役过的美国大兵混淆了日本人和中国人，还说那没什么大不了。将军事上对峙的双方都能混淆，并认为无所谓，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地狱”了。可能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天真”的无知，他在台上发明段子、教授观众如何凭借失望的语气来区分中日韩三国人：中国人失望时会说噢哟，日本人会轻轻地欸，韩国人最为暴躁易怒。

有意思的是，如何区分中日韩三国人的笑话在亚裔单口喜剧中相当流行。菲律宾裔演员Jo Koy的版本更具冒犯性：韩国人听起来像吸了大麻，听起来像“亚洲的鬼”；越南人长着小脚，讲话很快，声调很高；日本人讲话从腹腔发音，日本女人听起来总像12岁。《少数派的感受》提到，洪也写过如何区分东亚三国的笑话，因为她常常被称为“小野洋子”，这令她深受冒犯。

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在亚洲笑话的整体语境中，东亚三国实际又更强势，就像Jo Koy说的，美国人爸爸甚至说不清菲律宾妈妈的国籍，只知道他喜欢吃中国菜，所以才跟她结婚，因为大米就是大米。而在此处，食物的混淆同样是一种冒犯。 

一方面是无法被分辨、缺少姓名，另一方面，代表人物稀缺也令他们勉强变为“代表人物”。吉米在段子里说，被迫作为华裔代表很有压力，尤其是当他与白人对象约会时，仿佛是在替祖祖辈辈远在故乡的男性代言。Sheng Wang也在段子里抱怨过这种代言的尴尬——在密尔沃基机场，他想打开一罐鱼罐头，突然恐惧别人会认为他在吃猫食，他的偏执狂是种族主义版本的，“如果你是白人，你表现怪异，你就是个怪咖；但你要是个华裔，别人会说，他们总是如此。”

身处于透明的地狱之中，对于主流成功叙事的冒犯也是一种反击。亚裔女性演员黄阿丽曾在演出中讲述，她成功套牢了一个哈佛毕业投行工作的精英老公。在与这个男人亲热时，她能感受到那些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s）源源不断地由他传递给她。半非半亚洲裔的演员Michael Yo吐槽，他的父亲应该会得到亚洲观众的尊敬，因为他是一个获得了博士学位的黑人，而黑人加博士学位约等于白人。

在某些时刻，这些夸张的、过于简单的文化特征——像是韩国人暴躁易怒、中国人算计精明、日本人简短含蓄，亚洲女性善于套牢白人精英——反而能被运用得当，狠狠敲击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头脑吗？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来自一位印度裔演员，他举例说，在所有犯罪纪实影片中，连环杀手都是白人，“不是说所有的白人都是连环杀手，但目前看来，所有的连环杀手都是白人。”他接着补充道，其他族裔都成功不了，因为黑人在开车去购物时就被拦住了，而亚裔妈妈话都很多，很快就能调查清楚家里少了什么东西。

上面这个笑话是基于对各少数族裔“地狱般现实”的承认，同时也让人注意到，妈妈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亚裔喜剧演员的段落里。跟那些被幻想得性感温顺的亚裔年轻女性相比，中老年亚裔女性饰演着另一种角色。用Michael Yo的话说，就是她什么都不在乎，真实、直接到刻薄，甚至会直接使用他人的相貌特征（比如“小胖脚”）相称。Jo Koy将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经历融入自己的段子中，她对孩子的教育就是勤俭、节约、多占超市和快餐店的便宜；她从不鼓励儿子或正面情感交流，总是在一旁冷嘲热讽。对待子女的不同方式也构成了文化冲突。当Koy、洪或者吉米表现家庭生活时，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杂糅着温情与怀旧的讽刺态度，或许他们怀念的是一个不复存在的、恒定的过去，可是，那些擅长用朴素戳穿虚伪的刻薄母亲也丰富了亚洲女性的图谱，朴素的英语、糟糕的发音是她们反击的武器。 

最后，许多单口演员的笑话都是关于生活方式的，像英国演员迈克尔·麦金泰尔对于中产超市购物如同参与战争的讽刺，Sheng Wang对开市客成为了当代人精神试炼场的比喻，都切中了人们渴望在消费中自我标榜、寻找认同的情绪，这也超出了族裔笑话本身。更为特别的是能够将身份与真实生活结合的笑话，比如欧阳的一些中国人如何购物和还价的笑话，既标榜出了作为华裔务实、讲究的一面，又道出了美式生活方式的荒唐之处：他讽刺中产推崇免搓起泡洗手液是在享受一种奢侈，美国人已经不想要“亲自搓手”，决定将搓手的工作外包给广州的小孩。

对于族裔、文化、口音的冒犯与反冒犯，构成了单口喜剧的复杂文本。其实，在国内单口喜剧的演出中，也有类似的对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口音偏见的呈现，而笑话的语境——即对于我们身处于何种现实的默认——似乎比内容更加重要。比方说演员G僧东对于苏北歧视的讽刺，来自于长久以来的“苏南苏北”的划分以及背后的富裕/贫穷、文明/乡土的分野，通过嘲笑苏北、模仿苏北口音到自认苏北后裔，他从苏北笑话的围观者变成了当事人。当他在结尾处号召观众与他呼喊“Subo Lives Matter”时，观众已经分不清这是对于美国BLM的致敬还是戏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