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1941年3月28日，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投河自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对朋友说，“人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走在自己的花园，或许你会摘下几多枯萎的花，然后突然想起，我的丈夫就在那栋房子里，并且他爱着我。”

从少女时期，伍尔夫就承受着精神病痛的折磨，却凭借严肃的写作持续与之抗争。就像最近出版的林德尔·戈登的《弗吉尼亚·伍尔传：作家的一生》所揭示的，伍尔夫用她的一生与维多利亚时代固定的女性形象展开抗争，同时也抵抗着针对女性的封闭生活；她反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禁锢和束缚，更是被引导的愚昧无知和情感上的压抑。

“我拥有女人的情感，却只有男性的语言。”1920年，伍尔夫在一篇书评里引用了这样一句话，戈登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提示读者注意这句话的背景，即身处社会中上层的伍尔夫必须像淑女一样保持沉默。直至1929年，她才确信自己已经获得了女性的写作声音，“当我写作时，……我是一个女人。”

伍尔夫对女性声音的寻找经历了数个年头，我们可以从她的日记中窥见这一过程。伍尔夫说，38岁的自己比28岁更加开心，因为这时她找到了小说的新形式：一个事件可以从另一个事件脱胎而出，既松散又包容，一切都朦朦胧胧，但内心的活动、人物的情感却像薄暮中的烈火一般灿烂闪耀。在40岁那年，她说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此时的她才刚开始了解大脑的运转机制，以及如何才能够利用它来工作和获得快乐。《达洛卫夫人》之后，伍尔夫在写《到灯塔去》时惊叹自己发现了新的写法，而新方法能为她带来新主题：时间这个尺度将彻底失灵，一个事件——一朵花的落下可能就包含了未来，“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真实事件，甚至不存在时间。”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将伍尔夫的女性声音描述为“就像滚滚而来的海浪，总能再次涌现。语句在画上终止符后仍然跳跃”。海浪与水的意象是伍尔夫常常使用的象征。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将海洋的韵律融入达洛卫夫人的缝纫场景，“她一针又一针，把丝绸轻巧而妥帖地缝上……此时，整个身心有一种恬静之感……正如夏日的波浪回合，失去平衡，四处流散。”

据传记作者推论，水、海浪与波动的意象源自于她忧郁发作时看到的幻象。在《达洛卫夫人》中，疯子赛普蒂默斯相信自己不会轻易溺死，穿过这片水域，只是穿过一片绿色的迷雾，被颠簸的浪涛推向了更远的海岸。1926年《到灯塔去》初稿完成时，伍尔夫到达创作巅峰，却突然陷入抑郁的幻象：她看到一片巨浪迎面而来，越涨越高，仿佛将她击碎、湮没，还看见一片鱼鳍在汪洋大海中划过。三年后，她开始书写《海浪》，这部作品暗示伍尔夫突然的抑郁情绪是中年阶段的开始，另一方面也可视为作者在创作停滞、生命力衰退之后自我恢复的手段。

创作之外，伍尔夫的文学批评也体现出了对男性/女性声音的敏感。一个例子是，尽管友人极力称赞《尤利西斯》，她还是决定保留自己的评价——这部作品不够好，乔伊斯的写法让她想起公立学校里那些乳臭未干的小男生，足智多谋，能力突出，却也过分自大和自私，整天吵吵闹闹，难得安分。本希望这样的小男孩可以成长，她讽刺地写道，但鉴于乔伊斯已经四十岁，所以这几乎行不通了。再譬如弥尔顿的《失乐园》，她认为作者像是从没有真正地生活过，也从未了解过男人和女人，对妇女的鄙视就像夫妻吵架的结束语一样充满恶意，可这不能妨碍这部作品流畅、遒劲而精炼。

乔伊斯男人味十足，像是公山羊，她对朋友吐槽道。文艺中的男人气常常令她感到忧虑。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伍尔夫如此评述当时的某位男性作家：比起女性写作，那些自信的、直截了当的、体现出思想和人身自由的写作固然令人愉快，也令人羡慕，可是有时却会体现出某些困难和障碍，从而闭塞了创造力的源泉。

她向读者揭示，此时一个纯粹的、自负的男子气时代正在到来。从报纸上，她看到意大利文艺的进展，学者们主持召开以“促进意大利小说发展”为题的会议：

“且不论这种男性价值会对一个国家产生什么影响，它对诗歌艺术的影响都值得我们怀疑……诗歌可不是孵化器生得出来的……恐怕法西斯诗歌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夭折的胎儿，就像小县城博物馆的藏品那样，装在一个玻璃瓶里展出。”

她也用小说批评了对女性最无吸引力的特质：侵略性、自我中心主义——《到灯塔去》里的拉姆齐先生被比喻成一只黄铜鸟嘴或一把渴血的尖刀，当他沉浸在自己的需求中，就无法想象一个女人的需求。

雌雄同体的心灵更适合创作。伍尔夫在《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提出，缺乏女性气质的作者诸如吉卜林或高尔斯华绥显得粗糙和不成熟，因为他们缺少情感沟通与暗示的力量。虽然那些文字很出色、很敏锐、很渊博，但缺乏沟通，作者的大脑似乎被分割在几个不同的房间，传不出丁点儿声音，因此当它进入人们的脑中，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了；但如果换成柯勒律治，就会爆烈开来，激发出各种各样的思想；普鲁斯特则完全是雌雄同体的，伍尔夫在日记中写道，与普鲁斯特相比，自己的成绩不值一提，因为他探索蝴蝶翅膀的色彩渐变，像羊肠一样坚韧，又像蝴蝶翅膀上的粉霜一样转瞬即逝。 

读者要如何理解伍尔夫所说的情感沟通与暗示？《到灯塔去》或许可以作为示范。小说中有一个场景是，拉姆齐夫妇一起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他们的情感是通过暗示而非直接表达出来的：丈夫愿意对妻子的沉默做出创造性回应，夫人虽然说不清楚自己的爱的本质，但对方“却明白了”。与此相关的是，早在1919年，伍尔夫就被评论者称赞创造出了一种新型句式：如同大脑在平静下的深层波动。事实上，她也曾告诉女友薇塔，景象与情绪让心灵产生一种波动，早于它制造出合适的语言之前。

在《到灯塔去》的手稿中，拉姆齐夫人反问，把事情说出来难道不会毁了它们吗？默默地交流难道不是更好吗？在比语言更吸引我们的奇妙沉默里，我们安静地在高处并肩滑翔……在生活中，伍尔夫亦注意到了女性的声音与沉默。她记录在女友房间喝茶的场面，她们看到亮着红灯的拖船驶过，听到河水哗哗地流淌，从而感触，能与女性友好相处，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与她和男人的关系相比，这是一种亲切而隐秘的感情。

最后，影响伍尔夫的不仅有来自母亲方面的沉默与暗示，她的写作形式也与父亲的散步习惯有关。在父亲去世一年后，她独自徒步远行的兴趣被唤醒，并日记中写，“我现在走过了乡郡周围的一大片领域，这片土地的地图在我脑海里变得立体了。”

她的小说总是在不同的位置之间曲折向前，追随思想的自由流动，我们或许有理由相信这种隐喻式的联系——伍尔夫走下公路，踏上数不清的小径，它们如此狭窄就像兔子踩出的路，通向四面八方的山地和荒原。挂着锁的门和农场围墙都是障眼法，当她翻过去之后，一切都畅通无阻了，通过这种方式，伍尔夫发现了由狭窄小径构成的隐蔽又巨大的网络。她喜爱野外散步的多样和偶然，超出公路步行的精确，这也令人想起她之后于20世纪20年代付诸实践的小说结构原则，那就是“忽略像出生、婚姻、死亡这样的标志性事件，而去寻找塑造生命的不经意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