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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生完第一个孩子就辞职，这是几十年来大多数日本女性的人生选择。不过，随着日本出生率下降与人口的老龄化，职场女性的重要性渐渐凸显，这也让更多家庭主妇重返职场。
一方面，日本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直有所提升。国金证券2024年3月25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日本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68年的54%增长至2022年的74%。另一方面，也有数据显示了高就业率与家庭主妇回归职场的联系。据《经济学人》报道，2022年，25至39岁日本女性的就业率自有记录以来首次超过80%。与此同时，存在全职妻子的家庭比例降至30%以下，此数据也创下纪录。《日本时报》2022年曾报道，截至2021年，已有超过70%的18岁以下孩子母亲参加了工作，这比2004年高出近20个百分点。
作为“隐形资产”的日本女性
每当谈到日本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总会有三种解决方案浮出水面：老年人、女性和外国公民。日本政治家和律师Masako Mori曾在2022年发表评论文章称，女性是日本的“隐形资产”。她提到，如果女性（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就业率和工作时间提高到与男性相同的水平，日本的GDP将增长15%。
将女性劳动力视为一种尚未充分利用的经济资源，高盛集团日本分公司前副董事长Kathy Matsui创造了“女性经济学”（womenomics）一词。延续她提出的概念，安倍政府曾将女性在经济中的参与度视为其首要任务之一。不过，有观点认为，虽然在提供儿童保育、税制改革和育儿假政策方面采取了重大举措，但执政的自民党内部的精英意见、政府官僚机构和企业部门，阻碍了强制性法规和仍然需要的政治和社会改革。
日本女性的高教育水平也使她们能够充分利用重归职场的机会。根据Statista的数据，2023年，日本大学入学学生总数中约44.6%是女性，这一比例在过去10年间持续增长。而据经合组织（OECD）2022年的数据，在日本，25-64岁女性获得高等教育一般学位的比例是调研的经合组织和伙伴国家中最高的比例之一（57.3%），而男性的这一比例数据为54.9%。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参加劳动总是与出生率联系在一起。在日本，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认为，女性参加劳动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不过，Masako Mori提出了一种观点，即促进性别平等和提高出生率“绝不是矛盾的”。
日本仍然存在严重的性别差距。世界经济论坛（WEF）每年基于政治、经济、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衡量标准，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lobal Gender Gap Index），日本的得分一直很低。在此背景下，Masako Mori认为，性别差距较小的国家往往生育率较高，这表明性别不平等与人口下降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她提议，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让女性既能生孩子，又能作为个体发光发亮”。
回归职场问题重重
尽管东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处于世界较高水平，仍有一些深层原因阻碍着日本家庭主妇重归职场。比如，日本的企业文化并不看好重新进入职场的女性。2023年，《日本时报》曾提到过这一现象，根据数据分析，一旦日本女性退出正式工作——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做了母亲——她们就很难再回到职场。对于这些选择回归的女性来说，不仅难以从工作安排和育儿家务间取得平衡，企业也会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履历中有“空白”经历的求职者。2019年的研究表明，在重新进入职场的家庭主妇中，约30%的人很快就辞职了。
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意识也对女性再就业造成阻碍。日本女性在现代家庭中的分工，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提供的资料介绍，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日本社会发展迅速，家庭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父权大家庭不同，由夫妇和孩子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增加。在这些家庭中，“男人工作、女人家务”的现代性别分工也开始盛行。
2022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表示，昭和时代形成的制度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定两性分工意识依然存在。2022年，仍有80%的女性做家务，而只有17%享受陪产假的男性会做家务。在已婚夫妇中，日本女性做家务的时间是男性的5倍。
另外，家庭法律的不成熟也成为了障碍。《经济学人》2024年的报道称，日本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并不鼓励已婚妇女工作，比如，因为当“受抚养配偶”年收入低于130万日元（约人民币62000元），他们便不需要缴纳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计划，此前的一份政府报告显示，超过110万职业女性为了保持在这一门槛之下，选择限制自己的工作时间和收入。
日本女性劳动力的不稳定性也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回归职场的女性。相较于男性，女性在育儿年龄的流失率要高得多，她们通常是在结婚或生第一个孩子后离开职场，然后在孩子长大后以非正规劳动者的身份重返职场。在2021年，有近40%的母亲从事非固定工作，通常，这些工作是没有福利的兼职工作。而只有30%的母亲拥有固定职位。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过去40年，日本女性劳动力数量增长了30%以上，但其中超过50%是兼职劳动者。
日本文化背景下，女性对成为管理者有所顾虑，日本女性在领导岗位上的缺失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Kathy Matsui在2024年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日本，虽然女性的就业率有所提高，但她们从非正规工作转到管理岗位仍然很困难。根据日本2023年的数据，女性仅占主要上市公司高管职位总数的13%。她认为，政府在帮助增加女性管理者方面能够做的是有限的，而雇主也有责任开发人力资源，创造一个女性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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