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毒眸

泰勒·斯威夫特的演唱会受欢迎，早已并不稀奇。但这次，它拉动了新加坡全国的GDP。

3月2号至9号，泰勒在新加坡连开6场演唱会，吸引了东南亚和中日韩大批粉丝飞往新加坡。演唱会举办期间，新加坡滨海湾、圣淘沙的酒店溢价3倍还供不应求，世界各地飞往新加坡的航班涨价2至3倍，根据Trip.com国际旅游平台显示，演唱会期间，新加坡入境航班预订量增加了186%，酒店预订量增加了462%，各个旅游景点的预定量暴涨23倍。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报道，此次巡演将为新加坡带来5亿新币（约合26.7亿元人民币）的旅游收入，分析员调查指出，受益于演唱会带来的影响，新加坡第一季度GDP增长预期从之前的2.3％上调至2.5％。

从2023年春天，泰勒公布世界巡演计划开始，这股“吸金飓风”就席卷全球。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演唱会所到之处都能引发现象级的消费热潮。

这既是流媒体时代的音乐奇迹，也是“超级个体”，所能创造出的经济价值的最好诠释，但是泰勒创造的的经济奇迹究竟是不是昙花一现，又能否复制，对于全球音乐产业，甚至其他所有文化娱乐产业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地球最吸金女歌手”

一个十分夸张但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泰勒一个人拉动了一半美国经济。

最近公布的全球胡润富豪榜上，泰勒以85亿身家上榜，成为唯一不靠副业，只靠纯音乐收入上榜的明星。这得益于其唱片和巡演的双重收入。

在此之前，泰勒已经拿下了14座格莱美音乐奖，专辑销量可以绕美国一个圈，但是最为惊人的爆发，还是从2023年泰勒公布巡演开始。

泰勒所获主要奖项（图源：微博）

粉丝经济的力量是巨大的。早在2022年，泰勒北美巡演的200多万张门票，在预售日就被抢夺一空。

芝加哥演唱会期间，全城4.4万个酒店全部爆满，单日营收超3900万美元；当巡演来到西雅图，全场8万粉丝集体蹦跳，导致地震站检测到里氏2.3级地震。

泰勒在洛杉矶演唱会期间，因为大量缺口，洛杉矶在餐饮、零售、安保行业新增3300个工作岗位，直接带动了3.2亿美元经济效应。

甚至美国有城市，直接以泰勒的名字命名，将其开演唱会的日子，命名为“泰勒·斯威夫特日”。哈佛大学更是直接开设了一门课程，专门研究泰勒的音乐。

可以说，泰勒在美国的所到之处，都会给当地旅游、餐饮、酒店、交通等行业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根据QuestionPro估算，泰勒巡演会为美国带动50亿美元的消费支出，相当于50个国家的GDP总值。甚至比拜登的经济刺激计划还要有用。

美国经济学家给围绕泰勒身上的一系列经济现象起了一个名字——Taylornomics（霉霉经济学）。当中既包括泰勒本身的商业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比如音乐销售、演唱会、商品销售、品牌活动等为各种行业带来的收入增加，也包括泰勒演唱会对特定产品、服务或地区经济的即时和积极影响，以及泰勒粉丝的狂热如何转化为经济活动。

这种泰勒狂热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上演。泰勒在日本东京巨蛋连续上演四场演出，给日本带来341亿日元（约16.5亿人民币）的收入。在墨尔本的演出，也让当地的酒店预定量上涨了四倍。

泰勒演唱会（图源：微博）

放眼全世界的音乐明星，能保障演唱会票房收入的人并不在少数，但是能引发狂热经济现象，乃至于地区性娱乐通胀的明星，泰勒目前是唯一的。

正是因为这股超强的吸金能力，泰勒击败了众多企业家领袖，成为了2023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时代》杂志主编的评价是：“她找到了一种超越国界，并成为光源的方法。她既是这段故事的作者，又是主角。”

（《时代》周刊）

“流媒体时代的造星奇迹”

如果把眼光放到历史当中，类似的情形在上个世纪的音乐产业中还并不值得稀奇。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同样作为“世界级音乐巨星”的迈克尔·杰克逊。

15座格莱美奖，26座音乐奖，17个美国billboard冠军单曲，唱片销量多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是杰出的慈善家、艺术家，他的出现打破了种族隔阂，影响了两至三代人的音乐审美。

迈克尔杰克逊（图源：微博）

可以说，迈克尔·杰克逊，是美国唱片工业时代最成功的世界级巨星。而泰勒的资历虽不能与其比肩，但她是音乐进入流媒体时代之后，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流行巨星。

这当然与媒介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上个世纪，媒介相对垄断在精英阶层的情况下，造就明星的权力主要掌握在唱片公司、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手中，也诞生过不少跨国界的音乐明星。比如华人天后邓丽君。

类似披头士、滚石乐队和皇后乐队等等，也是启迪了全世界摇滚青年的存在。彼时巨星的定义，并不完全取决于唱片销量和获奖多寡，更是能不能成为更多人心中的精神ICON。

当音乐产业进入流媒体时代，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传统唱片工业凋敝，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质，更难有大众流行，只有圈层流行。创造像迈克尔杰克逊一样世界级流行巨星的难度，不亚于登天。

对比和泰勒同时期的欧美女歌手，比如Lady Gaga，Katy Perry，Beyoncé，Rihanna等，都属于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流行女歌手。但是她们却并没有创造出像泰勒一样的经济现象。

究其原因，首先是泰勒的音乐付费模式，最初就让粉丝对其养成了付费习惯。跟其他歌手的操作方式不同，流媒体时代早期的歌手一般会先将自己的音乐免费上传到流媒体平台，吸引路人收听，再吸引他们为唱片和CD付费。

但是泰勒却反其道而行，她的音乐作品都是付费的，卖完唱片再卖演唱会。以死忠粉为基本盘，再吸引路人去付费。从出道至今，泰勒的专辑销量将近2亿张，可见其付费模式的成功。

（泰勒部分专辑合集）

另外，与粉丝长期保持良好互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泰勒在Instagram上拥有2.8亿粉丝，全球粉丝量超4.5亿。其本人也一直被粉丝誉为“宠粉天花板”，常常在社交网站与粉丝互动，留言，赠送礼物。粉丝买不到门票时，她还会在场外赠送免费门票。与此同时，泰勒的巡演还发明了慢速放票的模式去打击黄牛，最大程度的保护了粉丝的权益。

所以，和大众刻板印象里“谁的歌好听谁红”不一样，流媒体时代明星IP的塑造，不仅依赖于作品质量，还需要社交形象的展示和粉丝生态的搭建。明星需要积极去“营业”，由此形成良性循环，才能让粉丝的忠诚度和粘性很高。

在此之外，泰勒还很勤于做意见领袖，这也是让她从流行人物化身为社会性人物的关键。

出道至今，泰勒的歌词中总是在号召歌迷要勇敢爱自己，特别是女孩要自信自爱。配合上她坠入人生谷底、遭遇网暴又逆风翻盘的励志故事，近几年与唱片公司对抗、资本平台对抗的经历，让她所呈现出来的媒介形象引发无数打工人共情。

“超级个体时代”

讨论“霉霉经济学”，逃不开的一个概念是“娱乐通胀”。

当泰勒在流光溢彩的延伸台上唱出“Welcome To New York”时，美国人的个人账户余额却处于三年来的最低水平，在经济下行大背景下，普通人依然愿意为娱乐消费、为及时行乐买单，这就是“娱乐通胀”。

“霉霉经济学”既可以被解读为她代表了平民经济，也可以被理解成“希望经济”。毕竟1米8高的美国甜心，火力全开地在台上连唱三个半小时，歌曲中都是积极向上的能量，总能激发出人性中“明天会更好”的美好憧憬。

其实好莱坞电影的黄金年代，也是伴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当时也诞生了例如马龙·白兰度、玛丽莲·梦露、费雯丽等一系列好莱坞明星。

越是经济下行时，越是需要造星。

一方面是社会压力的释放需要公众人物去承担。公众人物既然拥有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社会资源，那么便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而明星又是公众人物中极为特殊的一种，自诞生起就伴随着造神和偶像崇拜。远古时期，原始人崇拜图腾、神话与天体，近代工业技术革命后，人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电影、电视、音乐技术给造星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早期好莱坞的明星工业中，制片厂对于明星拥有绝对控制权。为了打造完美出的电影明星，制片厂通常会在电影中对演员进行穷奢极侈的浪漫包装，比如修筑古色古香的城堡，庙宇一般的府邸，配上大理石铺砌的游泳池，吹弹可破的肌肤与绝美身材，都让荧幕上的演员与普通人生活拉开巨大差距，从而令其成为观众爱慕与崇拜的对象。

制片厂再通过对其进行包装、推销和宣传（甚至恰如其分的绯闻炒作），来提高制作融资、获取收益以及确保利润的增加，可以说在过去，明星只是资本的傀儡，观众只是观赏者和消费者。

比如，好莱坞初代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1953年电影《绅士爱美人》中她唱道：“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一个受万千男人追逐的性感符号由此诞生。

但是进入流媒体时代，这个逻辑被颠覆了，大众可以自己创造明星，或者说选择自己想要信仰的明星。明星、网红，体育明星，意见领袖……各行各业都拥有自己的“明星”，观众的选择权变多了，自然加速了“明星”的内卷。

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是，超级个体，或者个人IP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已成为潮流。

就像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无疑是科技圈和企业家中的超级巨星，他与女明星的绯闻，私生子新闻，一举一动都能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和追捧。马斯克给doge币带货时，一天之内就让doge的市值飙升。

泰勒与埃隆·马斯克，都是当代的超级个体。超级个体能满足普通人对于遥不可及却无尽美好的模范人类的渴望，让人们产生向往、憧憬，进而投射出内心的理想化自我的情感。

当资本已经成为大众心目中必然与之对抗的冷冰冰符号时，超级个体起到的作用，就是链接的是大众与组织。或许超级个体只是一个合格的演员，但是只要掌握规律，IP创富的神话适用于每个行业场景。

比如东方甄选与董宇辉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不管做什么生意的企业都很希望自己公司能有一个“董宇辉”。

既然已经有了“地球最吸金女歌手”的故事，那么下一个全球级超级个体的故事，又会怎样颠覆人类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