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的理想是什么。我们受毁灭、支配、控制、扼杀生命的愿望驱使，这从心理学上来说也是“理想主义”。——艾里希·弗洛姆

《常态病理学》为心理学大师艾里希·弗洛姆关于“人学”的理论结晶，在这本书里，他深入分析了现代人的常态病理学：包括何为精神健康、当代文化中的宗教真空、对生产与消费的崇拜、快乐与安全的关系，等等；明确阐释了精神健康的概念和人文主义的人学理论；并在最后部分试图从社会经济、科学、神经心理、动物实验、人类的天生被动性等多重角度回答“人是天生懒惰的吗？”这一经典问题。

此外，弗洛姆还试图在本书中给出如何克服不健全的社会、自恋、异化、恋尸癖等精神疾病的解决方法。在关于自恋的论述中，弗洛姆犀利地指出，心理健康在于最低限度的自恋，但是精神病正是出于完全的自恋，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人类的目标就是要克服自恋，能够去关爱他人，能克服对自我的崇拜。

《克服自恋》（节选）

撰文 | 艾里希·弗洛姆  翻译 | 陆泉枝

我首先要谈一下克服自恋。

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都熟悉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对于那些不太熟悉的人，我会十分扼要地做一些解释。在开始之前我想说，我认为弗洛伊德最伟大的发现，也许正是自恋这个概念的提出，而且在心理疾病的产生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任何实体会比自恋更为重要、更为基本。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心理健康，那么我会说心理健康在于最低限度的自恋。不过，对此我要讲得更为具体一点。

弗洛伊德所言的自恋是一种态度，包括主观的东西、我自己的感觉、我的物质需求、我的其他需求，这些要比客观的东西、外在的东西更加具有现实性。

当然，其中最明显的例证从婴儿身上——尤其是新生儿——以及精神病患者身上就可看到。在新生儿身上，除需求的内在现实之外别无其他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外部世界从个体对它的构想角度来看甚至并不存在。

这对于精神病患者同样如此。精神病——如果我们给它一个普遍的定义——正是完全的自恋，个体与世界几乎完全没有关联，尽管客观上它依然存在。

在婴儿和精神病患者之间，我们是所谓的正常人，正如弗洛伊德已经观察到的那样，自恋或多或少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发挥着作用。

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而她对他毫无兴趣。如果他非常自恋的话，就无法认识到她不感兴趣。因为他的逻辑如此认为，而且他会经常说：“我爱她那么深，她怎会不爱我？”他唯一的现实是他自己的爱。别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反应，但这对他来说一点都不现实。

你知道作家的故事：他遇到一位朋友，谈起自己的书，我指的是作家的书。15分钟后，他说，“哦！我已经谈论了很多自己的事情，现在我们谈一下你的事吧。”朋友说：“好吧。”但作家会说：“你觉得我的新书怎么样？”这里，你遇上了同样的自恋，只是这种现象十分常见而已，它不像前两个例子如此可怕、如此病态。

事实上，自恋的人根本无法在情感上以外部世界本来的面目去构想它。他在智力上感知世界。如果他不这么做，就会发疯。但他并没有从情感上感知世界。鉴于经常造成混淆，所以我要说弗洛伊德以及我本人这里所言的自恋，与自我主义和虚荣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一个人可能会非常自我——你可以说这暗含着一定程度的自恋，但程度并非比普通人重——他之所以是自我的，因为他没有爱心。他对外部世界并不真正感兴趣，自己却想要一切东西。但非常自我的人可能对外部世界有很好的认知。

虚荣的人通常——至少从某种虚荣来看——不是特别自恋的人。他通常是个极为不安的人，总是需要别人的肯定。所以他始终会问，你是否喜欢他；如果他聪明并受过精神分析训练，他不会直接这么做，会稍微间接地如此行事。但实际上，他主要关心的依然是自己不安的感觉。但这也不一定就是自恋。

真正自恋的人根本不在乎你对他的看法，因为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的看法是真实的，而且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奇妙至极。如果你遇到一个真正自恋的人，他步入一个房间说“早上好”时会觉得“这难道不奇妙吗”？他只是在那儿说了一句“早上好”，这对他来说就是奇妙的事情了。

自恋的结果就是客观性和判断力的扭曲，因为对于自恋者来说，“我的东西是好的，坏的东西不是我的”。自恋的第二个结果是缺乏爱心，因为显然如果我只关心自己，就不会爱外界的任何人。

弗洛伊德在此给出了非常重要的评述，即大人与孩子之间以及大人之间互称爱人的关系，它在何种程度上才会是爱。其实，这种关系多半只是一种自恋关系。也就是说，在母亲对孩子的爱当中，她其实是在爱自己，因为他们是她的孩子；同样，如果她碰巧爱她的丈夫，她可能会继续和他生活下去。

我不会说事情必然如此，但这确实十分常见，因此这种人的自恋性格往往隐藏在表象背后，即对另一个人的爱心。

你会看到的另一个结果是个人自恋的失望。

然后，你会看到两种反应：一种是焦虑抑郁，另一种是愤怒。这取决于许多因素。研究精神病抑郁症在何种程度上是自恋严重受伤的结果，这在精神病学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而弗洛伊德所说的带有部分抑郁成分的哀悼并不是个体对自恋形象的哀悼，因为这个自我形象已经遭到毁灭，而是对融入其中的另一个人的哀悼。

如果你伤害自恋者的情感，会看到对方极为愤怒。当然，这种愤怒有意识与否则主要取决于社会地位。如果他有权力，那愤怒可能就是有意识的；如果你的权力在他之上，他就不敢有意识地发怒，你就会看到一个抑郁的人。但如果情况发生变化，你也许会看到愤怒而不是抑郁。

将克服自恋作为人生的目标，这在表现上似乎非常不同，即在东西方的伟大宗教和现代科学上。人类的目标就是要克服自恋，能够去关爱他人，能克服对自我的崇拜，等等。这正是现代科学的功能，因为抛开结果不谈，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人的态度，正是一种以本真面貌而非个人意愿接受现实的态度。

伟大的希望与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关，它同时也带来一种客观与理性的态度，而这正是克服自恋的关键所在。

其实，非常有趣的是，今天最杰出的现代科学家，我认为是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可谓世界上我们所见最理智的人群，有些明显的例外我也无需赘言。对我而言，如今这种理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一件事上，那就是能够看清核军备竞赛招致灾难且愚蠢至极。世上可能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职业群体，能像物理学家那样如此清楚地看明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这个行业并不处于具备这种远见的第一梯队，尽管有人会说它本该位列其中。

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不是个体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所以我必须补充非常重要的一点：自恋从个人自恋转为群体自恋。

你会发现自恋个体完全沉迷于自己。你有时还会发现家族自恋，即“疯狂家族”。我记得有一个案例：母亲、女儿和儿子——丈夫已被赶跑——全都相信他们是世界上唯一体面的人；别人都肮脏不堪、不会做饭、不会做任何事情；他们是唯一有道德的体面人，他们对别人怀有极深的仇恨和蔑视。

任何人看到这事，都会认为家族自恋有点奇怪。但当我们看到同样的现象不是指某个家庭，而是指这个国家时，人们就不会觉得奇怪了。认为我的国家是最好的、最美的、最这个或最那个的，这种态度用于一个民族或者一种宗教上面，听起来好像值得称赞、合乎道德且感觉良好，但同样的态度如果用到个人或者家庭上面，就显得极其令人反感或者非常疯狂。

在心理学上，群体自恋和个体自恋并无太大的差异。

这种从个体自恋向群体自恋的转变，会引起宗教仇恨和民族主义，在这种转变中事态并非必然在本质上发生变化。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十分重要。对一个身无分文、一无所有、没受教育的可怜人而言，要维持个体自恋极其困难，除非他真的彻底疯了。对他来说，个体自恋转变为民族自恋让他可以保存同样的自恋而不用发疯，因为这种自恋已经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得到领导人、教科书的认可。一切东西都让他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最好的，它有传统、有未来、有正义、有道德，而其他国家——尤其在出现政治困境时——的民众都一文不值，大多是罪犯、不道德分子，诸如此类。

正如我之前强调的那样，一旦个人成功地将他的个人自恋转移到群体之中，他就可以保持同样的自恋而不会发疯，因为这种自恋得到了他人的认可。这是一种普遍的精神错乱，其后果与我之前描述的个人自恋的后果非常相似。

比如，你可以透过数据看到有些国家，通常教育程度最低且最贫穷的阶层不仅是最自恋的，而且是最民族主义的。这对美国而言确实如此，因为许多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正是由于生活的贫困、物质和情感上的贫乏，个人除了自己的民族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感到自豪。除了这种原始的自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给他带来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

另外，我想再强调一点。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弗洛伊德曾经说过，哥白尼、达尔文和他本人严重伤害了人类的自恋，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人根本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上帝独特的创造物，甚至就连人自己的意识也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可能因此推断在过去的两三百年，自恋在大幅下降。但如果你观察现今四处猖獗的民族主义，它导致人们玩弄最致命也最疯狂的工具——核武器，这有可能会招致人类的毁灭，所以我认为你们必须承认，这种民族自恋依然带有某些病态和疯狂的成分，而这根本不符合历史进程中自恋水平降低的预期。

我想我们不妨可以说，虽然弗洛伊德提到的这些因素已经严重伤害人类的自恋，但它们并未真正地摧毁或克服这种自恋。如今，我们非常清楚地发现，这种自恋已导向民族主义、政府机构等等，但主要导向技术之上。

这听起来既有悖常理也自相矛盾，而且从心理上看如今人们似乎对原子弹非常自豪，因为这正是人类所能生产的东西，其足以摧毁世界的能力已经成为自恋格外关注的对象。换句话说，用科学来削减自恋不仅没有切实达到效果，反而导致这种自恋被用到科学结果的技术形式上来。

我们讨论心理健康问题，就在于如何克服自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人类的精神好几千年。我不会试图提出一个计划或一种方法来克服自恋。然而，我想从理论上考虑问题。

我们可以区分恶性和良性形式的自恋。我所说的恶性形式的自恋，是你从精神病患者或重病患者身上发现的那种自恋，它确实导向患者本人身上。我的外表、身体、思想、感觉、胃口或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唯一重要的东西。这种自恋之所以是恶性的，因为它把个人与理性、关爱、同伴以及生活的所有趣事截然分开。

在良性形式的自恋当中，自恋不是导向某一特定区域——比如我的身体、思想，而是导向个体完成的事情、一项成就，科学成就、经济成就或其他任何成就。也就是说，不妨称我的自恋情感不是针对我自己，而是针对我所创造的某种客观事物。这仍是自恋，但是良性的，因为通过创造某种东西，我同时也克服了部分的自恋，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在生产或创造某种东西的过程中，我被迫将自己与世界关联起来。诚然，自恋不会导致人们之间发生公然的冲突，但会导致一场有关最佳成就的竞争。

我并不是说良性自恋是人类发展的理想或终点，但这将是克服我们所见的个人纯粹病态自恋的下一步。我要说还有另一种方式，即整个人类，而非一个民族，成为自恋的对象；人们可以为整个人类感到自豪，而不是作为人类的一部分感到自豪。非常奇怪的是，虽说有联合国在起作用，虽说我们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很少有人会为整个人类感到真正的自豪。如果人们对人类有像他们对自己孩子那样的自恋情感，那么今天也就不会有核武器了。

只有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取得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这一切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因为太贫穷、太悲惨而无法获得任何成就，或者自己的思想遭受地方恶霸或官僚主义的戕害，那么我无须为这种成就感到自豪。

这种克服自恋的方法要想实现，不仅需要人类接受某些观念，而且需要所有国家的生活发生根本变革，这会让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不是为自己的毁灭手段感到自豪。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常态病理学：弗洛姆的“人学”理论》，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