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大地中心的人》

数世纪以来，驷匹尕伙的山岭中，高山的牧场和广袤的森林中，鹰巢一样的房屋里，火塘边，生活着这些自称诺苏的黑色的人类。他们把自己叫作“大地中心的人”。20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凉山，三个失去了身份的人在山地中相遇。他是铁哈，也是一个本名为冯世海的边地汉人，被困彝地15年后出逃；她是被家支放逐的女头人孜那；她是“兹莫女儿”，在一次得病后被拿走了名字……

《大地中心的人》是作家童末的最新长篇小说，她以大凉山区传说中的“鬼母”形象为基点，融合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巨变，对百年前大凉山的生命状况做出极具想象力的书写。童末有人类学的学术背景，长期对非汉语族群保持关注，敏感于汉彝差异。为了使小说中的人物真实可信，她从2016年开始阅读凉山相关的历史研究，走访当地，于2018年-2021年写出了《大地中心的人》。她在后记中写道，

“书中的‘凉山’是我的虚构，是人的存在及困境展开其命运的实验地，也是语言展开其命运的所在。我创造出的所有角色都在接近我自身——他们的灵魂与我的并不相异，同样的复杂，犹豫，矛盾重重；和我一样，局限性镌刻在几乎每个人物的身上，其绝望和希望都如此。”

《一千种绿，一万种蓝》

这部小说的宣传语是“一个印度女人的‘月亮与六便士’”，就人物设定而言，《一千种绿，一万种蓝》的女主角和《月亮与六便士》的男主角确实有着类似的经历——他们都是人到中年之时抛弃家庭，来到一座海岛从事艺术创作。但读者将很快发现，同样是追求艺术梦想，一个白人男性和一个有色人种女性的思考和行动是不同的。读者将在本书中通过女主角嘉亚特里的儿子梅什金的视角，一点一点地走进她的内心，还原她的生活，理解她的追求与挣扎，并通过嘉亚特里的故事进一步了解父权制如何令印度女性的人生处处受限。

现实与虚构、个人与政治的紧密交织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特色。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为二战时期，读者将看到印度社会如何一边应对一场被迫卷入的世界大战，一边争取民族独立。读者也将看到，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男性与女性的思考方式因处境的不同而迥异：嘉亚特里的丈夫责备她的自私，“我们的人民正在为自由而战，而你却只想着自己。”嘉亚特里回答，“伟大国家的自由对我有什么好处？告诉我吧！它能使我自由吗？”

有趣的是，书中出现的一些重要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名人，比如印度文豪泰戈尔、德裔巴厘岛画家、艺术家瓦尔特·施皮斯和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历史与想象的交集为这部小说增添了不少阅读趣味。

《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日常生活（2018-2022）》

黄修志是鲁东大学文学院2018级汉文本1801班的本科班主任，本书是他带领自己班级的42位同学记录的大学四年（2018年9月-2022年6月）的学习与生活。“班志”是本书的主体，每月由一位主笔人写成一篇，记录四年间每月的班级主要事件、阅读思考、学习和成长经历。这个班级创建了班级季刊《石榴花》，“石榴花”于是成为了这42位同学的代称。他们来自汉、壮、回三个民族，覆盖14个省、自治区。

陈平原在本书序言中指出，目前中国大学存在巨大的两极分化，世人关注的目光往往集中在“985”“双一流”高校的“天之骄子”身上，而对非名校大学生的处境缺乏关照。《班史》揭示了普通高校的普通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精神生活，“读来让人兴致盎然”。他注意到，这个班级共同创办运营的班级季刊，黄修志在四年时间里不间断地推荐课外阅读书目，引导学生形成了跨学科阅读与研究性写作的能力，锻炼了这个班级学生不俗的眼界、趣味和水平，让你对这个普通班级不得不刮目相看。

《我看见的世界：李飞飞自传》

《我看见的世界》是世界人工智能领域顶级科学家李飞飞的首部个人回忆录。在本书中，她讲述了自己如何从生活困顿的普通移民成长为世界顶级科学家，详细记述了她见证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并展望了人工智能的未来。

李飞飞是人工智能的理性乐观派，她认为人工智能会极大促进人类的发展，但需要对其进行引导，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以人为本”。“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拓宽对人工智能设想的边界，明确提出人工智能需要‘对人类和社区产生积极影响’的要求，如果我们对成功的定义可以包含类似提法，我相信人工智能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时至今日，我对这一点依然深信不疑。”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司马光是果断砸缸救人的机智小孩；是编纂了《资治通鉴》的伟大历史学家；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保守派”，站在了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也是得到“文正”这一崇高谥号的北宋名臣。本书延续了历史学家赵冬梅的前作《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大宋之变，1063-1086》，以司马光一生的经历为切入点展现北宋政治文化史的变迁。赵冬梅表示，这些年她对司马光的认识发生了转变，

“司马光没有晚年变节，背弃宽容，他是一以贯之的，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

赵冬梅在书中指出，虽然宋代在仁宗朝取得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造极”成绩，但历史揭示了这个成就是不可持续的。其中的关键在于，帝制时期的最高原则是皇权至上，皇帝的合作是制度得以顺利推行、程序正义得以延续的基础。士大夫官员能做出的最佳选择是说服皇帝自己改正错误，却无法真正对皇权产生制约。与此同时，权力集中的诱惑不仅吸引着皇帝，也吸引着官员。于是我们看到，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政治出现法家转向，讽刺的是，“仁宗朝宽容政治培养出来的两位政治领袖（司马光与王安石），以不同的方式，联手破坏了宽容政治。”

《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德国与德国人1945-1955》

二战结束后，一半以上的德国人身处异地，其中900万因轰炸而失去家园，1400万为难民和被驱逐者，1000万为被解放了的强迫劳工和在押犯，还有数以百万计逐渐被释放回归的战俘。本书作者哈拉尔德·耶纳发现，战后的头四年在德国历史叙述中是一段空白，他如此定义这一时期：

“1945年夏天，留在德国尚存国土上的总共大约7500万人几乎不足以被称为一个社会，人们将这个‘他人即恶狼’的时代称为‘无人时代’，一个‘狼性时代’。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一切早已开始好转时，这个人人只顾及自己及家人的自我形象依然延续着，人们还是顽固地把家庭作为可以躲避他人和保护自我的堡垒。”

耶纳发现，逃离战火与死亡的德国人普遍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意识排挤和集体沉默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持续。但也是在这段重建生活的时期，人们崇尚美好，对生活方式的态度更加开放，更热衷于投入严肃的谈话，创作了更有创新性的艺术。“这些被冲散、被强征、逃亡和幸存的人群是怎样流散后又重新聚合的呢？当年的‘民族同志’如何渐渐地再次成为公民的？这就是本书所要讲述的历史。”耶纳在本书前言中写道。

《原始富足：布须曼人的生活之道》

在《工作的意义》一书中，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指出，在人类历史95%以上的时间里，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将工作置于近乎主导的位置。随着进化史的展开，人类这一物种也变得越来越忙碌，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谋生手段，也塑造了个体的身份认同——这种对工作的痴迷，是由农业生产模式带来的文化和经济变革所导致的。

但“工作时间越长越好”的逻辑并未征服地球上每个角落。本书是苏兹曼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他发现，在该地区生活的桑人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就可以获得富足的生活。苏兹曼在纳米比亚、博兹瓦纳两国与桑人一起生活了25年，深入了解了桑人理解生命、时间、土地、食物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思维，详述他们与西方殖民势力、其他少数民族、金钱经济及现代国家体制的冲突，进一步反思人类文明的起源、历史与演化的关系、狩猎采集与农耕民族的差异与冲突，以及西方世界对环境污染、私人财产和不平等问题的看法。苏兹曼指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现代富足”的定义，从“原始富足”中汲取思想资源，重构一种文明与自然都能永续发展、人类福祉能得到普遍尊重的经济发展模式。

《蒙古世纪：元代中国的视觉文化（1271-1368）》

元朝（1271-1368）的特殊性在于，它的缔造者蒙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致力于缔造一个幅员辽阔的欧亚帝国，其范围远远超出了此前中华帝国的边界。在本书中，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美术史与考古史系中国美术史教授马啸鸿（Shane McCausland）在蒙古帝国这个更大的架构中分析当时的视觉材料，包括书画、雕塑、建筑、青花瓷等，以此来重估元朝对中国物质文化史的贡献。

马啸鸿指出，蒙古人看待人和物的价值观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艺术。比如蒙古人以占有和炫耀精美之物为乐，这种骄奢淫逸的生活深刻塑造了元代艺术的面貌，也极大影响了皇家和官方对艺术的赞助形式。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的流动性让他们的物品同样展现出强烈的跨文化特质，具体而言，织金锦结合了蒙古人喜爱的黄金和产自中国的丝绸，青花瓷则结合了波斯技艺和中国悠久的瓷器制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