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五环外OUTSIDE 江大發

编辑 | 优优

近来，江西老表们有点愁，人在外地坐，锅从家中来。

前有“提灯定损”，后有“王婆与F4”，几次把阿卡林省送上热搜，出门在外的老表们，不时就会收获一些异样目光。

过去，自家被群嘲“环江西XX带”，老表们尚能抬出“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往昔峥嵘，喟叹自家时运不济，如今真是百口莫辩。

谁见了不调侃一句：“从前只知老表能吃辣，不想连吃苦都全国第一。”但老表们的“苦”远不止于此。江西地处“吴头楚尾、粤户闽庭”，说白了就是自家常年经济状况不佳，但挤在全国前十的富豪堆里，连“难兄难弟”安徽也自行单飞了。

为谋出路，老表们大都逃不开外出务工的命运，一代又一代的江西人自出生起肩上就扛着行李箱。总有网友提问：“为什么江西人特别爱回家？”殊不知老表们是回家路茫茫，有苦在心口难言。

背井离乡的江西“漂一代”占领江浙粤“二房东”

在广州深圳随便接触一个二房东，有三分之一的概率是江西老表。在广东干得风生水起，但，用他们的话来说，“回江西，找不到自己可以干什么。”

吴红军，便是其中一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潮在全国蔓延，彼时不满20岁的吴红军，是村里最早一批去外省打工的年轻人，三十多年间辗转过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像他这样的70后江西老表不在少数。

根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在总计4518.86万江西常住人口中，有633.97万人被其他省份“吸走”，排名前五的流入地区分别是广东、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其中，广东以230.32万的流入量，荣登含老表量最高的省份。

毫不夸张地说，在深圳每8个人里就有1个是江西人；而在广东的出租屋界，江西老表的浓度更是爆表，直接与福建人和本地人三分天下。老吴的二房东生涯，正是从这里起步。

江西人口流动情况 图源：城市进化论

老乡带老乡，是江西“漂一代”的生存方式。“江西人出门打工的特点是群聚，无论什么赚钱的活计，都是亲朋好友之间传帮带，凡是在某片区发现一个江西人，大概率这里盘踞着他大半个村子的人。”老吴如是说。

按照当地的习俗，老吴给了3000元彩礼，结婚时妻子的箱底里压着自己打工攒下的5000元积蓄，夫妻俩在镇上盖了三层小楼。

女儿出生后，老吴谋划着继续出门打工，恰逢在广东“包屋”赚了钱的亲戚返乡，说是要扩大生意规模，让亲戚们入股一起干，正愁没有谋生路子的老吴，当即砸入全部积蓄。

亲戚承包的三栋楼，加起来有上百间房，租客大都是外地民工，几百块的小单间里常常挤着一家三四口人。老吴夫妻管理其中一栋房子，妻子负责楼层的日常清扫工作，闲暇时在附近做手工赚钱，老吴则负责管理和维修。

几年后，已经上手的夫妻俩脱离亲戚单干，最多的时候手里有三栋楼，保守的老吴夫妻不敢举债扩大规模，年入十几万已是心满意足。

令人羡慕的二房东背后，是回不去的家乡。

时间来到16年，广东出租屋的生意越发不好做。不仅竞争者的数量猛增，同乡们也纷纷转变策略，包下房子后不再草草出租，而是翻新再配上家电，锁定白领客户，房租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

生意急转直下的老吴，索性转手房子回了乡。然而，作一个农民，老吴连一亩三分地都没有，概因家中的田地早就被政府征收，仅有的选择就是去几十公里外的工业园区碰运气，但都是些有年龄限制的化工厂在招工。

老吴的亲朋好友大都在外打工，有全家在皮鞋厂每年稳扎稳打赚二十几万的，有夫妻俩在上海卖菜赚了大钱的，有在浙江干工地最后做了包头的，还有开“后八轮”跑长途运输赚钱盖大房子的，但是没人能在家里混出头。

老表们出去打工时常常提着一个桶（受访者供图）

在家呆了段时间后，老吴又背着大包小包出了门，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浙江，去重操二房东旧业，已有同村的人在前方探过路，所以换个地方起步不会太难。为什么不是去广东？因为孩子们毕业以后留在浙江工作，老吴想离得近一些。

有时候，老乡们聚在一起，酒过三巡之后，总是嚷嚷着：等赚够了钱，等干不动了，那时候就回老家，要如何如何地畅快度日。55岁的老吴不知道“那个时候”何时会来？从二十郎当岁离家，他已在外漂泊三十几年，远比在家的日子更久，家中老父母的面容一年比一年陌生。

但老吴无力停下漂泊的脚步，回乡的畅想，只能暂时封存在酒后的微醺中。

身份模糊的江西“漂二代”们与故乡渐行渐远

“考出江西，在大城市安家，是江西特色的孝子行为。”

与多数留守儿童一样，出生于江西东北部小镇的苏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只有寒暑假时才能与在外打工的父母团聚。每天放学后，她总是守在电话前写作业，等待一通不知道会不会来的长途电话。

在爷爷奶奶家里，苏莹与两个堂妹和三个堂弟共同生活，叔叔们无一例外都去了外省打工，身为长姐的她，担起了调和家庭关系、监督弟弟妹妹学习的重任。苏莹对此没有怨言，她始终记得父母的叮嘱：好好学习，考上大学。那是亲人的期盼，也是家庭的未来。

从江西老家到父母打工的地方，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年幼时的苏莹无法独自乘车，必须等同村家长回来接孩子时，才能被顺带捎到父母身边。有一年暑假，苏莹放假的时间与对方错过了，没能去到父母身边，好几天在夜里哭醒。

再大一点时，她已经能够单独出行，和村里的孩子结伴坐车出门，但那时迎接他们的不再是一个暑假的疯玩，小时的玩伴已经开始进厂打工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幸运的是，苏莹父母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倾其所有地带她见识城里孩子们才能享受的一切。

父亲给苏莹发来简陋版海景（受访者供图）

等到梦幻的假期结束，她又回到贫瘠的乡村，回到电风扇嘎吱嘎吱作响的教室，在书海里埋头苦干。2013年，苏莹参加完高考，如愿考到了父母所在的城市，家里为她开了十二桌升学宴庆祝，此后她离开了家乡，不用等到寒暑假坐十几个小时大巴才能见到爸妈。六年后，她在这个年幼时向往的城市定居，成为了家人的骄傲。

回望来时路，苏莹形容自己的人生是“努力从一个家乡到达另外一个家乡”的过程，从上学时她就坚定地要考出江西，而像多数成功走出来的江西孩子一样，她不会再回到家乡，那里没有她的渴望，也没有她的梦想。

同样是父母在外务工，出生在温州的江西二代王紫薇，要比苏莹幸运得多。王父在温州做油漆工，多年后混成了包头；王母则在温州“搞清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家政服务，夫妻俩不放心把孩子放在老家，就选择带在身边，忙不过来时就让住隔壁的老乡帮忙照顾。

因而，王紫薇从小长在浙江，只有春节时才能随父母回家探望爷爷奶奶，她不会方言，也不爱吃辣，对江西的了解大都依靠父母口述，在家乡的短暂逗留对她来说就像出门旅行。

不想回家乡是事实，融不进城里也是事实。

小时候，户籍不在城里的王紫薇，只能是交“借读费”才能正常读书。父母交了一笔“借读费”让她进入一所民办学校，班里也有几个类似情况的“江西孩子”，但和喜欢抱团集聚的江西“漂一代”们不一样的是，王紫薇没有和她们做朋友。

直到等到父亲攒下一笔钱，在温州的小县城里买房落户，她得以正常地参加升学考试，从此求学生涯才没有了后顾之忧。

长大后，王紫薇不喜欢被问是哪里人，因为她实在无从回答。她是江西人，却又是温州版的江西人，只会说普通话，两地的环境都无法完全融入。最令人厌烦的是，每当有人知悉她的情况，对方总会追问一句：“江西彩礼真有那么高吗？温州嫁妆真给那么多吗？”

对此她觉得莫名其妙，不愿多做解释。在她看来，网络上对江西彩礼的臭骂和对温州嫁妆的追捧都十分滑稽，本质上这些都是地区经济所产生的结果，而外人却将这些归结为人本身的好坏。

像王紫薇一样的困扰的江西二代不在少数，身份认同上的割裂让她无所适从，可每当有人要诋毁江西时，她还是会挺身而出，维护父母总念叨着要回去养老的地方。

尽管，这里和她的将来已毫无关系。

散装的江西，离心式的发展

江西人为什么“爱”出门打工，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

2023年，江西省GDP总值为32200.10万亿，位列全国第十五名，同比增长4.1%，增速低于全国水平。不仅与周边的广东、浙江、福建、湖南、江苏相去甚远，就连友邻安徽的车尾都追不上。

其中，南昌的GDP总值（7203.50万亿）在全国排名39位，甚至不敌扬州、绍兴等城市，作为省会城市的中心引领作用不足，因此，赣东北、赣南等地资源被周边省市“吸虹”更加明显，人才流失率位居全国榜首，近二十年人口流入增速持续为负。

正在“抛弃”江西的，不只是江西老表，还有江西各地市。

去年底，昌景黄高铁正式通车，江西成为全国首个“市市通350高铁”的省份，一扫十年前“环江西高铁圈”的耻辱。四通八达的高铁网，不仅让老表们出门打工更加便利，也加快了各地市融入周边都市圈的步伐。

位于赣东北地区的上饶，在多方积极协调沟通下，终于成为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的“编外成员”；以赣州为代表的赣南城市则在努力拥抱粤港澳大湾区，被亲切地称为“北五环”；以抚州为代表的赣东城市抱着福建大腿，积极融入西海经济区；位于西部的萍乡更是直接加入了长株潭都市圈，成为“湖南的编外城市”......

留不住人，也留不住地市，是江西不够努力吗？恰恰相反，江西一直在积极谋求新的发展，从光伏、到VR、到新能源，每一个都赶在了风口上，却总在大好势头上遭遇困境，而它们给经济和民生带来的积极效用，短期内无法定论。

换言之，目前无论是江西老表，还是江西各省市，“向外”谋生，或许才是更稳妥的生存之道。

结语

乡愁，在江西人身上格外矛盾。

对于“漂一代”来说，江西是永远的故乡，是赚够了钱就要回去养老的地方；对于“漂二代”而言，江西是从小就立志要摆脱的地方，是渐行渐远后偶感愧疚的家乡。

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大家口中所说的“一生爱打工”、“特别爱回家”的江西老表，但众多调侃背后藏着的却是老表们难以言说的心酸。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等到江西经济腾飞的那天，老表们才能真正放下肩上的行囊，好好地环顾故乡的秀丽江山，从此不做异乡人。

*本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