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在吉林市附近的荒地村住下来，当着东北人的女婿和中学英语老师，在实实在在的他乡异地，写了一部正儿八经的“返乡日记”。竟然连写作初衷都与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分相似——因为警惕于农村凋零和农村话语长期缺失，而亲身匍匐于故土那片田埂乡野，试图以小见大、抚今追古，对这个国家的过去和未来一探究竟。

“因为我想要读关于中国农村变迁的书，所以我搬到了乡下，通过调研写就了《东北游记》（In Manchuria: A Village Called Wastel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hina）。”梅英东（Michael Meyer）说。作为一位1995年即作为早期“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前往四川支教的美国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中国见闻。

2008年，梅英东根据自己在北京胡同的居住经历出版了《再会，老北京》（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一书，还原了他在北京奥运会前亲历的胡同拆迁对居民和城市文化的影响，展现了隐藏在北京城市发展叙事下的另一番图景。一位豆瓣网友是这样评价《再会，老北京》这本书的——“好多来龙去脉和前世今生，好多‘近在眼前’和‘远在天边’”。

在《东北游记》中，梅英东写到了在北京生活时自己心中隐隐约约的疑问：“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挤不堪、阶级分明、过分拥挤的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上。”

这成了他踏上东北之旅的开端。

当这样一位“文化局外人”来到现场书写中国农村，他似乎享受着一些天然的优势，比如不落窠臼、饶有兴致地发现一些生活日常中的趣味。纵然是美国人，作为东北人女婿的他也逃不掉诸如三姑六婆催着生娃的尴尬桥段，但这种冒犯常常消弭于他的幽默和自嘲中。这个如条件反射般用“一米八六、属鼠”介绍自己的美国人，始终抱着外来者的天然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而他笔下的那些东北人，在各个节气间流转，在时代浪潮中翻滚，却依然拥有一种难得的真实的力量。

除了描写他的个人际遇以外，梅英东还叙述了他游历东北各地的经历，追溯了这块土地的复杂历史。当可见的历史只存在于亲历者的脑海中时，他用更大的耐心去回顾这片土地的前世，试图将之与当下连接起来。当他在大连日本军部旧址抚摸伪满洲国地图时，脑海中闪过的一幕幕历史画面貌似和此时此刻并无关系，却又流露出一种吊诡的宿命感。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时，梅英东说：“在中国，历史无所不在，但通常它是一道鬼魅般的痕迹，或是一种透明般的存在。你需要用一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

对于他来说，无论是被称作“满洲”还是“东北”，这片土地都是一个一半存在于现实、一半存在于想象的地方。而描绘出位于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则是他书写中国的终极目标。

界面文化：你是怎样想到写一本关于东北的书的？

梅英东：当我发现我想读的书不存在时，我就知道是时候写一本出来了。我想要读关于北京在变化过程中失去了什么的书，所以我写了《再会，老北京》。同样地，因为我想要读关于中国农村变迁的书，所以我搬到了乡下，调研写就了《东北游记》。

我还想借此机会写一写中国的一个地区。大多数关于这个国家的书籍和报道都把它描述得好像只有一种单一文化，但事实上这个国家就像美国或欧洲那样在地理上、文化上和历史上有千差万别。而且，它非常美。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写道：“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你还注意到了中国的农村话语一直被城市话语所掩盖。这一观察是如何影响你的写作的？近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公众实际上对这个现象有诸多讨论，这也直接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返乡日记”的出版。许多学者和记者返回乡下记录他们的观察，而他们的记录常常令城市读者感到惊诧。你是否认为《东北游记》是又一部“返乡日记”呢？

梅英东：就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是，因为我选择搬到了位于吉林市附近的我妻子老家所在的村庄，在那里人们耕种有机大米。但很快我意识到，书写农村比书写城市要困难得多：当地政府办公室没有任何过去的税收或人口普查记录，这附近一带也完全没有历史遗存。除了描述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差异之外，作者还需要深入挖掘中国的历史。许多历史如今只存在于亲历过它的人们的脑海中了。

界面文化：和你之前的那本书《再会，老北京》相比，你在写《东北游记》时有了一层新的考量，因为你住在你妻子的家乡荒地，和她娘家的亲朋好友有非常亲密的接触。在这本书中你是如何定位自己的，你又是如何把你的个人叙述编织进这个故事的？

梅英东：和在北京一样，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我想要写一个地方，我需要成为这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当地社区担当一个角色，做出贡献。我志愿在当地小学和中学当英语老师，这样做让我在荒地拥有了一个身份，而不仅仅只是“老外”或者“女婿”了。

我把自己定位成了一个类似苍狼的角色，总是在树林边缘游荡、观察。之前在北京时我是一位记者，但我这份工作干得很糟糕。这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吸血鬼，突然出现在某人的生活里，从他们那里攫取一点东西（至少是一点可被引用的话语片段），然后飞走，从此不复相见。在我的书中，我可以成为一只“没有牙齿的吸血鬼”，只是游荡其中，慢慢认识人，但不会吸走血。

界面文化：这本书中既有历史，又有个人叙述和民族志研究。这种写作方式我们同样也可以在《再会，老北京》中看到。你希望通过这种非虚构写作方式达到什么目标？这是否帮助你为你的观察找到意义，或者帮助英语国家读者理解这个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故事？

梅英东：当我于1995年作为“和平队”的早期志愿者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住在四川沱江边上的一个叫做内江的小地方。当时河边最大的建筑就是一座佛寺和曾经属于画家张大千的一座画室了。我初来乍到，正在学中文，勉力支撑着在异国他乡生活下去。整整两年，我常路过那座寺庙和那间画室，穿过竹林上山，但没有一次停下来思考：“张大千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会有一间画室？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那里没有任何标牌或导览来讲述他的成就和人生故事。当我搬到北京、参观了美术馆之后，我才意识到张大千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他有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我遇到了历史，但从来没有把它和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中国读者能够理解这点——在中国，历史无所不在，但通常它是一道鬼魅般的痕迹，或是一种透明般的存在。你需要用一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与此同时，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是如此着迷于中国当下的生活描述，但他们忘了，是这个国家的历史塑造了它的当下。因此，在我的书中，我希望通过日常对话和对过去的探寻来理解这块土地。

界面文化：在记录农民们的人生故事、追溯历史、游历东北各地之后，你是如何理解这片土地的？

梅英东：游历东北就好像观看散落在名曰帝国的棋盘上的一枚枚棋子。太多文明的碰撞在这里发生，让书写这里的历史成为一件非常令人着迷且愉悦的事。和在四川乡下一样，我从来没有在东北感到无聊过。

观察农村生活同样有趣，因为在很多方面东北都是一个经济局外人。这里的农民相对来说更富庶更有创新精神，就像我在书中记录的，十多年前荒地就开始有有机种植了，这发生在有机概念在全国流行开来之前。

我发现村民们非常聪明，与土地感情深厚，且胸中有丘壑：比如说书中的一个角色成功地前往北京上访，要求当地法院支持他租用额外耕地。他们还将先进技术运用在土地上——我这里说的可是那些70多岁的老人，他们还记得自己在五十年代在脚上绑上板子在沼泽地中踩出耕地的情形。

我还喜欢他们毫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这一点，这和美国太不一样了，美国农民近来吹嘘自己是“种植者”或“土地管家”。荒地的水稻农民把自己看作生产者——不是生产汽车或服装，他们生产食物。

界面文化：你在满洲复杂又充满争议的历史上花费了诸多笔墨，这是怎样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当下的东北的？

梅英东：这本书展示了东北一直以来被当做一块试验田。皇帝、军阀、殖民者和干部都试图将这片土地纳入他们的计划之中，但几乎所有人都失败了。历史告诉我们，在东北真正“行得通”的是耕作，特别是像加拿大和美国大草原那样的工业化大规模种植。

界面文化：现在有许多美国作家/记者致力于书写当代中国，比如何伟（Peter Hessler）、欧逸文（Evan Osnos）、张彤禾（Leslie Chang）和罗勃·施密茨（Rob Schmitz）。你是如何看待这个新的“书写传统”的？

梅英东：大多数新一代“中国通”作家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来到这个国家时对这里所知甚少，从学习中文开始了解它本来的样子。这和过去中国是如何被描述的有巨大的不同。我23岁的时候来到中国，和“改革开放”那代人共同“成长”。大多数我在那个时期结交的中国朋友都比我成功很多！

但这也涉及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林语堂在1936年问的那个问题：“谁能够成为中国的翻译者？”就像你提及的那些朋友一样，我在做的是试图用一种更平衡的角度来理解这片土地。

界面文化：作为一位书写中国的外国人，你认为你的文化背景/判断和你在中国观察到的现实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中译本的书名被翻译为“东北游记”，这并不是“In Manchuria”的直译。译者表示这是你的主意。为什么选择这个译名？

梅英东：《西游记》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我的计划就是把这本书写成一部没有孙悟空的游记。但“东北游记”不是一个好的英语书名，因为读者会以为我在写新英格兰。“满洲”是个不存在的地方，就好像“老北京的最后时光”不存在一样。我书写的地方一半存在于现实，一半存在于想象。

界面文化：你希望中国读者从这本书中学到什么？

梅英东：中国历史比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要微妙得多。农民和乡村并不是“落后”的。在拆旧建新的大潮中，我们也许都应该问三姨提出过的问题：“怎么就能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

界面文化：你的中国三部曲第三部《进入中央国度：从头开始理解中国》（Into the Middle Country: Learning China from the Ground Up）将在2017年由Bloomsbury出版社出版。你能谈谈这本新书吗？

梅英东：这本书是一本回忆录，里面写了我在四川、搬到北京并遇见未来妻子的经历。这是对林语堂的那个问题的直接回答，关于谁能够同时为西方和中国读者解析中国。在过去的20年里我一直致力于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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