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显微故事 马孔多

编辑 | 蔡玉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求工作稳定，“上岸”已经成为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梦想。

也正因此，考公的分数“水涨船高”。除了应届毕业生，加入考公大军的还有不少从大厂离开的中年人。但对大部分30多岁的中年人来说，留给他们考公的窗口期已经不长了。

在此背景之下，不少30+的中年人把目光放在最基层、最小单元的社区。虽然社区街道的劳务派遣没有编制，但是工作看起来比较稳定，朝九晚五，工作地点大多也离家不远。

如果不差钱的话，在外人看来，似乎社区劳务派遣员工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1

早晨八点半，李燕娟刚在办公室里坐下来，工作群里就跳出了消息红点。上周的工作还未完成，今天的新任务紧接着来了，根本不给人喘口气的时间。

李燕娟今年36岁，去年考进了居委会，同样在这一年，她因为超过35岁的年龄限制，彻底失去了报名公务员考试的资格。

幸运的是，她所在的这座小县城，对于社区入职考试年龄上的规定就显得宽松许多，允许40周岁以下的人员报考。

李燕娟凭借着四年备考公务员的复习经验，一次性通过了社区入职考试，正式成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相比公务员考试，社区入职考试简单不少，考一些诸如时政、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的常识题，不考数学，这让文科毕业的李燕娟优势很大。

据有关数据统计，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各省市共招录4万多人，报名人数却有300多万，相当于80个人去竞争1个岗位。这是一场只要第一名的考试，第二第三无论考得多高，都是失败者。

在公考越来越卷的暗黑时刻，有些像李燕娟一样的年轻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容易“上岸”的社工考试。

社工考试，没有编制，工资普遍在4000元左右，有些地方甚至连公积金都没有。可即便这样，社工考试随着报考人数的越来越多，门槛也逐渐越来越高。

就拿李燕娟参加的那次考试来说，全县共发布20多个岗位，报名人数却有1000多人竞争，竞争比可以和国考“相媲美”。

在她那个考场，有脸庞稚嫩的年轻人，也有头发稀疏的中年大叔。在试卷面前，无论你有多少的工作经验，无论你是多大的岁数，大家都在一条起跑线上。

只是这场赛跑，太残酷了，能跑到终点的只有二十几个人。

李燕娟想来后怕，如果不是自己备考公务员期间的知识储备，这场社工考试自己可能都无法通过。

李燕娟分析其原因：

一是这些岗位要求大多数不限专业，大专学历，无疑是降低了报考门槛；

二是考公的年轻人卷不动公务员编制了，索性选一个编外的岗位躺躺；

三是社工岗位虽然地位比较低，但是放在县里，待遇和职业认同感还是比较强的，这方面有一定的吸引力。

李燕娟原本在上海上班，是一家香水公司的策划经理。在同学朋友看来，她月薪两万多，已经算得上是经济独立的都市女性了。

可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份工作耗费了自己太多的心血，加了无数的班，熬了无数的夜，才换来现在的职级和年薪。

月薪两万，如果放在她老家的话，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李燕娟是独生女，父母都在老家。她在上海过完三十岁生日，之后的几年，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机能在慢慢地下降，有时候脑袋反应得没别人快，容易走神儿。

她很快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是不是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差？

尽管在电话中，父母总是说自己很健朗，但是李燕娟总是担心他们是在报喜不报忧，因为每次过年回家，她都会在家中的壁橱上发现一些新药。

她一直想考公务员，最后考到老家县城社工的原因就在此。她想要回到老家，陪伴父母。

2

跟李燕娟不同，徐剑是迫不得已才选择了考社工。

用他的话来说，他实在是“卷不动了”。他全职备考公务员已经快4年了，这四年已经够一个人念完大学，但徐剑还是没能踏进公务员的圈子。

决定备考公务员后，徐剑辞了银行大堂经理的工作，在家全职复习。父母都很支持，他们一直觉得大堂经理晋升空间小，关键是压力还很大。

徐剑信心满满，4月份辞职，5月份开始备考，一度觉得11月考试志在必得。父母供他吃喝，虽然邻里间有些闲言闲语说快三十岁的人还靠父母养这样的话，但是他们不屑一顾，认为自己的儿子马上就能考上公务员，马上就要一鸣惊人了。

但是，第一次考试，徐剑落榜了。

父母安慰他说他是第一次考试，经验不足，继续考，明年一定能考上。徐剑也这么认为，就在家又呆了一年，结果第二年又没考上。

公务员考试不像高考。高考考得不好，总归有个烂学校读，但是公务员考试只要第一名，不是第一名就是白费一番劲。

徐剑的妈妈有点动摇了，心里盘算着要不要让儿子先去找个工作，一边上班一边备考。但是徐剑的父亲厉声呵斥了他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再来一年，一定能考上！”

事实上，在徐剑第二次考试失败后，爸爸妈妈之间的吵架次数越来越多了，似乎这场考试的结果、这个所谓的公务员的身份，已经不仅是关系到徐剑的人生未来，更影响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

在父亲的勉励下，徐剑开始了第三次备考。他比以往更用心、更勤奋，每天5点半起床刷卷子，晚上看书看到11点多。

学习软件上，刷题数已经达到三万多道。就这样，徐剑第三次走上了考场。

也是在这一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报名人数越来越多，每年几万几万地递增，“上岸”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徐剑，第三次失败了。

此时，徐剑的父亲态度也发生了些微变化。这三年来，为了供养不上班的徐剑，父母除了忍受邻里碎言碎语之外，还多打了几份工，母亲就连养老保险也没舍得买。

母亲让徐剑先去找工作，先养活自己，再考试。徐剑内心复杂，这三年在家里闷头苦读，早已不适应外面的职场了。

他突然有点羡慕范进，因为范进好歹还中了个举人，比自己可优秀多了。

徐剑跟父母说，我想再继续考一年，再考不上就去工作。

就这样，去年徐剑第四次走上考场，1个月后成绩揭榜，徐剑又一次名落孙山。

造化弄人是，徐剑正准备踏入社会找工作时，他看到了社区招考公告，并顺利通过了考试。父母紧绷了四年的神经突然放松了。虽然没有编制，但是工作稳定，也算得上对得起这四年光阴。

徐剑也释怀了，可能自己注定了命中“无编”。最终，他踏入社区的大门，成为了一名社区工作者。

3

入职以后，李燕娟发现，自己的同事年龄断层很大。领导都是八零后，然后就是像她这样三十来岁的人，95后和00后几乎没有。

她不明其中原因，同事告诉她，年轻人基本上都走了，要么辞职了要么考走了，社区留不住人。

刚开始的李燕娟并不清楚“社区留不住人”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年轻人一个劲地考进体制里，不就是为了工作氛围轻松点么，哪能留不住人呢？

直到第一次开社区班子例会，领导安排分工，把一张分工表放在李燕娟面前时，她才懂了这句话的含义。

社区总共有8个人，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四五个工作口子。比如，李燕娟就要负责社区的民政、妇联、宣传、社区活动、文明城市创建等条线工作。

在社区做了半年后，李燕娟意识到，考试是跟考生“卷”，进来后，社区是跟社区“卷”。

领导很喜欢把一项工作按照完成情况和完成质量，把全镇所有的社区进行成绩排名，然后通报全镇，无形之中又让所有的社区“卷”起来。

李燕娟本以为进了半个体制工作能轻松点。谁知道，社区工作“卷”成了这个样子。

光是工作马甲，她就有蓝色、绿色、红色等好几种颜色，简直跟红绿灯一样。上级要求，工作中要拍照留痕。

每天，李燕娟都要做好几个条线的工作，她的马甲就要对应着脱来脱去、换来换去。

李燕娟的头上，背着好几个名头，比如网格长、儿童主任、信息员、志愿队队长等等，从这些名号上，就可以看出，李燕娟的工作该有多繁重了。

社工的工作是直接面对居民的，而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

小区外面绿草坪有人拉线晒衣服，立马就有人电话到社区来投诉，影响小区环境。李燕娟带着小区保安把被子收了，主人立马闹到社区来质问，凭什么不让晾晒？跟居民苦口婆心地解释完，李燕娟又要去给其他居民办理残疾人证，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只要上级通报某一项工作的社区排名，只要哪一个社区落后了，压力就一茬一茬地往下压，最后落到像李燕娟这样的最低级别的工作人员身上，官方话称之为“把责任压实”。

李燕娟现在的工资是三千多元到手，跟上海没法比。原本她以为考上了，工作离家近，轻松稳定，性价比也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份工作忙得昏天黑地，“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这样一来，性价比就大大折扣了。

最为关键的是，李燕娟每天从早忙到晚，自己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辖区户籍人口多少，每个条线的上级都来问，光这个数据，她至少填过五次表格。

网格长巡查时长，要求每天1小时，她得在自己负责区域内才能打卡成功，就算在小区平安无事的情况下，还要在打卡区域内呆满1小时；还有个什么社区体育指导员，每天还要拍照证明自己在带领居民健身，实际上，居民哪有空哪有兴趣跑社区里来跟着一个毫无健身经验的人来健身？

她越来越觉得，这份工作更像是一场被精心组织过的“精神内耗”。

她放弃了“卷”公考，却在命运的安排下，又换了一条赛道继续“卷”。

4

徐剑亦是如此。作为单位里仅有的几名男生之一，他在社区的工作角色中，是被当成两个人使用的。

他主要负责民生诉求平台回访、小区拆违控违、垃圾分类、群租房安全隐患排查和河湖长等工作。

现在体制内最重要的一块工作，就是“安全”。各种条线都讲安全。举办活动，讲究人员安全；写篇公文，讲究信息安全；出租房子，讲究居住安全。

徐剑的领导，非常看重社区“安全”。在他看来，安全胜于一切，没有安全，就无从谈起。因此，徐剑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

本以来脱离了行测和申论，解脱了考公，就不用那么辛苦地卷了，但是现在的徐剑，就如同李燕娟一样，在最基层、最普通的岗位上“卷”着。

因为负责社区消防安全条线的工作，久而久之，徐剑就听不得消防车的声音。那种疾驰的、哗啦呼啦的声音，仿佛是在批评他工作没做好，警告他，你要丢饭碗了。

小区里出过几次火灾，但好歹没有人员伤亡。一旦出现亡人事故，上级就要倒追责任，那么徐剑就免不了要受处分。

可是，辖区两千多套出租房，单凭他们几个网格员，怎么能跑得过来？再者，社区并没有执法权，没有权力让房东整改。

但是，上级可不这样想，一句“属地管理”就把责任潇洒地撇给社区。

自从南京出了电动车事故后，徐剑总是担惊受怕，因为他所管辖的小区也有架空层停着电动车。他花了好大一股精力，用了好长时间才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期间没少收到居民的投诉。

总而言之，社区这份工作，搞得徐剑心力交瘁。今年5月，徐剑又拿起了复习资料，又开始复习考公。

对于徐剑来说，同样是卷，不如再卷回去。

李燕娟超龄了，再也没有机会考公。几个月前，她看到了上级发布的《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瞬间点燃了斗志，她心里想的是，社工这个最底层的群体，终于被“看见”了。

正如她的领导所说，社工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会越来越重要，只是需要时间来让社会确认它的重要性。

这份文件发布后，她的上级部门快速响应。拥有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李燕娟，在原有工资的基础上，被加了200元。

虽然钱很少，但总归算得上是一种鼓励和肯定。今年，李燕娟准备考取中级社会工作师证书，如果考到了，她还要再加200元。

日子总算有点目标，有点奔头。李燕娟现在这样觉得。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