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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难”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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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难”在何处?

经济实力的局限,也造成了人才的持续流失。

文|砺石商业评论  王剑 

说起甘肃省,敦煌、酒泉、嘉峪关,这些以文旅为特色的城市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相对而言,作为省会的兰州,在全国的主要经济版图中,却地位尴尬。

兰州2023年GDP总量为3487亿元,为甘肃之首,全国排名却在90名开外,还不及陕西榆林、内蒙古包头、四川绵阳等普通地级市。

甚至,作为强省会的兰州,2023年经济总量虽属全省第一,但4.4%的增速不仅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也低于全省平均值2.4个百分点,和全省的高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经济实力的局限,也造成了人才的持续流失。

“七普”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兰州常住人口增加了约74万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兰州大量人才外流,尤其是高校领域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格外严重。

按照兰州官方公布的时间表,到2027年经济总量要在全省占比达到35%以上、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

但是参考兰州眼下的发展速度,如期实现目标,显然是有些吃力。

面对持续的稳增长压力,兰州,究竟“难”在何处?

1、金汤地险的历史背景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

这是金代词人邓千江写的一首词《望海潮》开篇。

短短十六个字,清楚地交代了兰州的别称,与城市名字的来历。

兰州,别称“金城”。《汉书·地理志》应勋注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这说明兰州始建于汉代。

至于兰州为何叫“金城”,众说纷纭。

有传说为汉武帝西征时曾途径此地,拾得一金,隧赐名“金城”;也有说法是,兰州附近曾有金矿,有史料记载曾长年进贡朝廷,故而得名;还有文献解释说,这座城邦位于京城长安西方,而“金”在五行中属西方,才取名“金”城。

但是,在邓千江词中,显然是采用《墨子》中“金城汤池”之意,意思是城池固若金汤。

那么,古代兰州为何要修筑一座坚固的城池呢?

这得从城市的地理和历史背景说起。

公元前287年,秦昭襄王设置陇西郡的时候,兰州部分地区属秦陇西郡管辖。

当时,黄河以南的兰州地区,同陇西郡相连,是河南最西边的一块地方,位置非常重要。而黄河北的永登、皋兰则是月氏、匈奴的游牧之地。

汉代,帝国疆域北有匈奴,西有西羌,地处咽喉要道的兰州既是边防重镇,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

西汉时期,匈奴与汉帝国战乱不断。直至公元前121年时,匈奴的昆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汉武帝在二者属地设酒泉郡,匈奴之乱才逐渐平息。

随后,西汉时期的酒泉郡又相继分离出张掖、敦煌以及武威郡。自此,河西四郡形成。

由于兰州附近经常有征伐匈奴的汉军驻扎,汉武帝便在此设置金城县,属天水郡,兰州城自此诞生。

随后自汉至隋,金城时而升郡,时而又并入它郡,县治也经常迁移。

到隋代时,因城南有皋兰山,金城郡更名兰州。

随后数百年间,城名在金城与兰州间不断切换,也始终是兵家必争的西北重镇。

唐朝末年,党项人占据兰州之后,兰州自此成为游牧民族争夺的地盘。

宋元时期,兰州大部分时间处在吐蕃、西夏以及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成为中原帝国的“化外之地”。

也正因兰州是位置重要的战略性城市,出于防守的需要,无论谁占据兰州,都会立即对城池进行整修和防护,才令兰州“固若金汤”。

明朝建立后,兰州隶属临洮府。当时被分封至此的肃王朱楧虽无贤名,但对自己封地还是有所偏爱。在他管辖下,兰州各处兴修水利、广种良田,经济繁荣一时,“城郭内外,军民庐舍不下万馀区”。

清初依明建制,兰州依然隶属临洮府,卫属陕西都指挥使司。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初年发生的三藩之乱,西北广袤的地理,漫长的交通线路,让清政府意识到西北重要的战略地位,也看到了位置相对居中的兰州城。

1666年,陕甘分治设甘肃行省,兰州一跃成为甘肃省会。乾隆时期,陕甘总督衙门由西安移驻兰州,兰州真正成为“节制三秦、怀柔西域”的西北军政重镇。

值得一提的是,兰州虽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但直至清代,兰州从不是商业型城市,只是中央管治边疆的治所。

出于军事防守的考虑,兰州也从未在城市规模上进行拓展,这就给后面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困难。

2、兰州城市发展初期的规划

进入现代,兰州的城市发展,源于一次移民浪潮。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曾向苏联求援,后者曾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有利支援了前期在武器装备上薄弱的中国军队。

苏联当时驻中国的商务代表处就在兰州,大批苏联装备和战机都在这里中转,到了1938年,中国空军总部也迁到了兰州。

这也使得兰州成为了抗战前中期,中国仅次于重庆的第二大战略后方。

“七七事变”后,由于西北是抵御日军陆上入侵的大后方,也是空中反侵略的第一线。围绕兰州,中日双方进行了激烈的空中较量,爆发了抗战史上著名的“兰州空战”。

在中国空军的奋起反击下,不仅保障了西北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也让日本侵略西北的战略成为泡影。

与此同时,大批内地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也纷纷向西北迁移,原本并不起眼的兰州转眼成为了逃亡的热门选择。

兰州也随着几十家内迁工厂和企业,出现了纺织、冶炼、印刷等现代工业体系,一跃成为西北的工业重镇。兰州的人口也由1935年的9.6万余人,增加到了1944年的17万余人。

到1949年兰州解放时,兰州全市已有近40家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达1000多万元,是西北地区工业基础最好的城市之一。

正因兰州的工业底子好,“一五”至“二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有8项落地兰州。

兰州由此进入工业快速发展期,并在原先的工业基础逐渐发展出冶炼、机械制造、玻璃、制药、水泥、电气等多个工业体系,奠定兰州在重工业时代的地位。

出于国防建设需要,当时兰州很多工程,不是中国第一,就是全国最大。

比如兰州炼油化工总厂,是当时新中国最大的炼油厂;兰化是西北第一个现代化炼油、橡胶和化肥工业企业;西固热电厂,则是当时最大的热电厂。

还有后来解密的兰州504厂,被称为“中国浓缩铀工业的摇篮”。先后生产出10多个品种的浓缩铀系列产品,为中国研制“两弹”、核潜艇、核电站提供了充足且合格的核燃料。

随着工厂和人口的不断增多,兰州很快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无地可用。

与成都、西安等拥有广阔平原的西北城市相比,兰州地处黄河谷地之中,南北都是高山。由于缺乏开阔平坦的土地,城市发展首先就是先天的土地资源有限。

解放初期,兰州由著名规划专家任震英牵头,编制出台了城市发展的第一版总体规划。主要是将兰州规划为带状结构,开辟通畅的线性交通提供了条件,这样既保持了城市的完整性,又便于控制沿线各个城市单元的规模。

在这份规划中,西固作为石化基地,七里河作为过渡区,安宁作为科教区,城关区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沿河错落,周边与田园紧密联系,依山傍水。

这一版的规划不仅很好地适应了国家战略布局,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得到了诸多赞许。

因此,兰州的这版规划还曾作为我国城市规划的唯一代表作,参加了当时国际城市规划展览会。任震英也因此而蜚声国内外规划界,获得了“规划大师”的尊称。

从当时发展情况来看,兰州由于城市发展尚未饱和,整体规划因地制宜,确实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可随着城区人口的急剧膨胀,兰州的土地资源明显不够用了,仅占市辖区土地面积约3%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集中了全市约七成的人口。

上世纪70年代末,兰州又曾针对之前规划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修订,出台了第二版的城市发展规划,但城区面积过小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3、“削山造地”的城市新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时期,土地资源不足始终是制约兰州城市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受南北两山夹峙,城市只能沿黄河谷地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东西延绵50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1.8公里的狭长市区。

由于城市平原资源实在无地可用,兰州便开始对周围环绕的群山动起了点子。

1988年,兰州市在距离市区5公里的城关区区域,规划了九州经济开发区。为了平整土地,兰州将其范围内的山头全部削平造地。

对于兰州来说,“削山造地”既是拓展城市土地资源,同时也通过土地的开垦、基建等配套建设,带动经济的滚动发展。

虽然九州经济开发区在削山造地的过程中曾面临种种困难,但还是成功为兰州市提供了宝贵的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兰州开拓土地资源的新方向。

有了这样的“示范效应”,加上兰州急需城市发展突破河谷限制,便找到著名规划人王志纲策划城市发展战略,对方斩钉截铁地给出了“必须走出河谷”的建议。

如何扩充土地资源,拉大城市骨架,成为兰州城市发展的头等大事。

2007年,甘肃省下发了一份文件,表示兰州可以在市区周边“削山造地”项目,城市发展终于有了方向。

2012年,经过多年勘查和调研,一场轰轰烈烈的“削山造地”随即在兰州开启。

此时,兰州再度编制的城市规划总体发展方向也已经确定:北上、东进、西固、南屏。

简而言之,兰州的开发目标是:城市北拓,新区南下。

数年内,兰州一大批商品房开发和大学新校区项目建设在城北破土动工,“削山造地”也逐渐达到高潮。截至2018年,兰州的“削山造地”区域已达到267平方公里,削山面积居全国首位。

客观地说,“削山造地”确实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兰州土地资源不足的困境,同时也给兰州带来发展房地产的机会,习惯了拥堵的兰州人也似乎找到了解决办法。

要知道,当时仅占市辖区约3%市区土地面积(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就集中了296.6万人口(2015年),使得经济不如西安、成都的兰州房价一度高居西北五省榜首。

同时,由于主要道路狭窄,加之城区面积狭小,兰州的交通一度堵到令人崩溃的地步。

可伴随“削山造地”运动越演越烈,兰州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被相关部门点名。

2018年,国内多家媒体相继转发某媒体刊登的《甘肃皋兰“削山造地”:推山毁田上万亩,损失数亿》,引发世人关注。文章指出:兰州大范围的削山造地,形成了大面积的裸地,平整出的土地均为“生土”,不仅恢复植被的难度大,而且往往有土地开裂、水土流失、扬尘污染严重的问题。

同年,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告称,“陕西、甘肃在延安新区、兰州新区‘削山造城’,使得大规模违法违规开发未利用地等问题突出”。

不过,外界对兰州“削山造地”项目的质疑,却不被兰州本地人认可。

在很多兰州人看来,“削山造地”纯属兰州土地资源不足的无奈之举,即便存在种种不足,也是解决城市发展的最佳途径。

兰州“削山造地”最大的风险,来自当地湿陷性黄土地貌带来的潜在威胁。每当雨季到来,相关地区很容易出现滑坡等重大灾害,后果极其严重。

正因这样的原因,2018年之后的兰州逐步放慢“削山造地”的脚步,并对已开发土地进行了加固和监控。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兰州新区此时又迎来新的质疑。

4、从“鬼城”到“兰白试验区”

2008年左右,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提速,包括西安、成都等西部城市纷纷迈开步子“抢人、抢钱”。

仅仅数年时间,西安一座城市就几乎与整个甘肃省的GDP相抗衡,成都更猛,一度达到甘肃省GDP的2倍左右。

甘肃的省会兰州也很着急,可惜受困土地资源,核心区域的人口密度已经突破5万人/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简单来说,经济还没发展起来,人却满了。

没办法,兰州既是省会,又是甘肃为数不多的平原城市,自然会吸引大量省内人口流入。

想要就地疏导,就必须跳出黄河盆地,寻找地势开阔、平坦的区域建立新区。

面对经济不如人,人口密度又高的压力,甘肃急了,集结全省资源押注兰州新区,甚至直接喊出口号“举全省之力打造兰州新区”,并定下“十年之约”。

于是,2012年,一座耗费750亿、硬是推平700余座大山造出的兰州新区在兰州秦王川平地而起,并顺利拿到“国家级”身份。

可由于兰州新区距离市区近70公里,交通不是很方便,坐大巴需要1个多小时,自己开车的话至少也需要50分钟。

过远的距离使得兰州新区和市区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去一趟新区感觉不只是像出城,更像是出差。

其实也没错,当时驻点兰州新区的公务员是真有一份“出差补助”。

对于兰州人而言,兰州新区更像是被冠以“兰州”之名的另一座城。

一直不被兰州民间看好的兰州新区,也被媒体随即曝光。

2016年,界面新闻以《西北“鬼城”:兰州新区,一个国家级新区的萧条样本》为标题,介绍了兰州新区当时的萧条模样。

这篇文章指出的最尖锐问题是,兰州新区在初期的产业布局上只能依赖传统制造业及原市区内的化工产业“出城入园”,部分“出城入园”企业在出城入园过程中没有实现产业升级,形成了新的产能过剩,部分项目建设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烂尾项目。

兰州新区的“鬼城”之说,就此诞生。

2017年开始,因为“一带一路”的推进,给兰州新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多次出现在各类官媒的正面报道中。

在近年来的各类宣传中,兰州新区也似乎逐渐有了“生气”,无论经济还是人口,都有了可喜的增长。

在常住人口方面,截至2023年末,兰州新区常住人口突破60万,是2016年常住人口的4倍,人口从不足10万到突破60万,连续三次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新区”。

不过,对比兰州新区提出的“2030年预计要达到100万人口”的目标,以及成为兰州的“副城”的地位,显然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不过,对于兰州来说,如今发展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兰州新区,而是范围更为广阔的“兰白试验区”。

“兰白试验区”全称是“兰州-白银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也就是兰州和白银市共同组建的经济圈。

兰州与白银两座城市相距不到70公里,处在省会兰州“一小时经济圈”之内,而两城市在历史上因缘际会、分合几度,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4年,甘肃以兰州与白银两市为主体,组建了“兰白试验区”,包括兰州新区、兰州高新区、兰州经开区,以及白银高新区,自此成为两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2023年,兰白试验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333亿元(其中,兰州新区360亿元,兰州高新区372亿元,兰州经开区397亿元,白银高新区204亿元),约为兰州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

可如果细品兰州的经济总量,似乎又和其强省会的身份不太匹配,甚至可以说很憋屈。

5、“强省会”的成绩并不如人意

这几年,由于西安已进入“万亿城市俱乐部”行列,西北“第一城”可谓实至名归。

可就在2000年时,兰州与西安的GDP仅相差300多亿元,时至今日差距已是8000多亿元。

西安无疑是通过“强省会”战略,依托传统制造业基础和新兴的文旅产业趁势而起。

“十三五”期间,西安GDP增幅达到3762.82亿元,而兰州仅增长622.77亿元,西安的增量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兰州”。

其实,兰州对西安一直“很不服气”。

要知道,西安如今被视为大西北的第一枢纽,但兰州才是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

作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之一的兰州,还身兼全国9大物流区域、10大物流通道和21个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之一的身份。

更令兰州紧张的是西安遥遥领先的同时,西北各省的省会也均提出了“强省会”战略,忙着赶超号称“西北第二城”的兰州。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甘肃省终于坐不住了,于2021年提出了发展兰州作为“强省会”的战略目标。

按照甘肃的“强省会”时间表,到2027年兰州经济总量在全省占比达到35%以上、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

这个目标,从眼下来看,兰州实现有些“难”。

2023年,兰州的省会经济首位度(省会占全省GDP比重)接近30%,在27个省会/首府中排在第10名,表现还不错。

这主要归功于兰州一系列“削山造地”项目实施,土地资源紧张问题得到缓解,以及兰白试验区落地等有利因素。

但令人遗憾的是,兰州的真实经济发展情况却有些差强人意。

2023年,“强省会”战略加持下的兰州增速却只有4.4%,不仅低于甘肃全省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经济体量还被老对手呼和浩特再度反超。

更严峻的问题是,兰州距离“强省会”的经济首位度的基本要求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从城市发展来说,30%是经济首位度的基准线,超过30%被认为是强省会的标志。

兰州经济首位度在2018年达到33.14%,基本实现强省会目标。

可自2022年跌破30%临界线后,2023年再度下行,由29.85%进一步跌至29.39%,连基准线都不保了。

观察兰州经济失速的核心原因,主要是受低位运行的工业经济拖累。

作为曾经的西北重工业基地,兰州一直是资源依托为主的国有重化工产业结构,可随着近年来石化产业向沿海转移,曾是兰州经济支柱的兰炼、兰化等石化企业资源优势被严重削弱。

因此,兰州的二产增加值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年均受到影响。

2022年,兰州第二产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均出现负增长。到2023年,上述前两项数据刚刚止跌,增速分别为0.4%、0.2%,依然远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更是呈现加剧负增长的态势(-7.4%)。

因此,去年以来,兰州除了已经规划了很多年的兰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正式运营、白塔山隧道北线贯通,以及西关十字的世纪工程修建完成以外,迄今也没什么新的大型基建项目启动。

用当地官员的话来说,目前“兰州不缺商业、贸易、文旅,真正缺的是工业和实体经济。”

说来说去,无论发展工业还是实体经济,其实都与创新有关。

创新离不开人才培养和孵化,可这正是兰州如今的心头痛。

6、人才流失的背后原因

常住人口400多万人的兰州,坐拥以中国科学院“一院三所”为代表的1200多家科研院所、以兰州大学为代表的28所高等院校,资源非常可观。

如今,兰州的石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冶金在大西北仍有一席之地,而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也有了一定基础。

然而,兰州面临人才流失之困,“空有985大学却留不住人”的尴尬一直被人关注。

作为14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之一的兰州大学,是“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是兰州的“高校门面”。

在其百余年的办学历史中,涌现过化学“一门八院士”、地学“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中科院“兰大军团”、隆基兰大合伙人等为人称道的“兰大现象”。

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兰州大学几乎被东部高校“挖墙脚”挖到“跳脚”的地步。

用当时兰州大学校长的话来说,在东部高校的高薪诱惑下,兰大不要说“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都东南飞了。

事实上,兰州大学的情况只是兰州诸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缩影。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来都是推动人才普遍流动的根本原因。

正如《光明日报》评论,“并不是人才的缺少导致一地的发展落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一地经济社会发展落后,遏制了对人才的需求。”

兰州大学人才留不住的背后,恰恰由于兰州这些年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经济发展迟缓,既无法给人才提供相应的待遇,也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要改变引人难、留人难的局面,除了高校自身的努力,关键还在于城市的发展。

那么,兰州还有发展的机会么?

我们先得评估下兰州目前遇到的几个现实问题。

兰州早期的各类“削山造地”与新区建设,推动了城市发展,也催热了房地产市场,确实在一定时间内,成了兰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兰州的城市发展也有了一个惯性:政府先举债将区域的基础设施搞起来,然后把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们开发土地并完善配套,实现土地升值,最后变成房子卖出去,再用卖出去的钱向政府买新地,政府用这笔钱继续投入基建,土地继续升值……

虽然城市面貌确实有了一定改变,但是兰州也背上了不小的债务负担。

可以说,从造城开始,兰州市的债务负担一直处于高位。

2019年-2022年,兰州市的政府债务率始终在500%-550%的高位区间内波动,此外,兰州市的两家政府融资平台——兰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兰州城投)和兰州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建投)——的刚性债务合计已超过1500亿,债务负担不是一般的重。

实际上,地方融资发债的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通过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二是为了偿还到期债务、缓解债务风险,最终让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

但这个循环要维持下去的关键是:这套发展逻辑的回报率收益,必须是正数,以及保持平衡的房地产市场继续稳定。

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兰州整个地产链条上的参与者,几乎都被脱了一层皮。即便是兰州主城的房企,都面临着销售不畅、回款遇阻、还债压力大等问题。

说到底,兰州过去城市“摊大饼”式扩张的步子,迈得实在太快,而传统重化工产业未能得到及时转型,新兴产业也没有找到合适突破口,一直是裹足不前的状态。

没有合适的产业支撑,促进产业加快成群成链,就难以孵化出几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的带动省会发展,兰州的经济数据自然不好看。

因此,兰州变“难”州,既是城市首位度滑落的“难”,也是人才流失创新不足的“难”,更是产业集群尚未成型的“难”。

如何破局,又该如何提升“强省会”地位。

兰州,确实到了迎难而上的时候。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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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难”在何处?

经济实力的局限,也造成了人才的持续流失。

文|砺石商业评论  王剑 

说起甘肃省,敦煌、酒泉、嘉峪关,这些以文旅为特色的城市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相对而言,作为省会的兰州,在全国的主要经济版图中,却地位尴尬。

兰州2023年GDP总量为3487亿元,为甘肃之首,全国排名却在90名开外,还不及陕西榆林、内蒙古包头、四川绵阳等普通地级市。

甚至,作为强省会的兰州,2023年经济总量虽属全省第一,但4.4%的增速不仅低于全国平均增速,也低于全省平均值2.4个百分点,和全省的高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经济实力的局限,也造成了人才的持续流失。

“七普”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兰州常住人口增加了约74万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兰州大量人才外流,尤其是高校领域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格外严重。

按照兰州官方公布的时间表,到2027年经济总量要在全省占比达到35%以上、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

但是参考兰州眼下的发展速度,如期实现目标,显然是有些吃力。

面对持续的稳增长压力,兰州,究竟“难”在何处?

1、金汤地险的历史背景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

这是金代词人邓千江写的一首词《望海潮》开篇。

短短十六个字,清楚地交代了兰州的别称,与城市名字的来历。

兰州,别称“金城”。《汉书·地理志》应勋注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这说明兰州始建于汉代。

至于兰州为何叫“金城”,众说纷纭。

有传说为汉武帝西征时曾途径此地,拾得一金,隧赐名“金城”;也有说法是,兰州附近曾有金矿,有史料记载曾长年进贡朝廷,故而得名;还有文献解释说,这座城邦位于京城长安西方,而“金”在五行中属西方,才取名“金”城。

但是,在邓千江词中,显然是采用《墨子》中“金城汤池”之意,意思是城池固若金汤。

那么,古代兰州为何要修筑一座坚固的城池呢?

这得从城市的地理和历史背景说起。

公元前287年,秦昭襄王设置陇西郡的时候,兰州部分地区属秦陇西郡管辖。

当时,黄河以南的兰州地区,同陇西郡相连,是河南最西边的一块地方,位置非常重要。而黄河北的永登、皋兰则是月氏、匈奴的游牧之地。

汉代,帝国疆域北有匈奴,西有西羌,地处咽喉要道的兰州既是边防重镇,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隘。

西汉时期,匈奴与汉帝国战乱不断。直至公元前121年时,匈奴的昆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汉武帝在二者属地设酒泉郡,匈奴之乱才逐渐平息。

随后,西汉时期的酒泉郡又相继分离出张掖、敦煌以及武威郡。自此,河西四郡形成。

由于兰州附近经常有征伐匈奴的汉军驻扎,汉武帝便在此设置金城县,属天水郡,兰州城自此诞生。

随后自汉至隋,金城时而升郡,时而又并入它郡,县治也经常迁移。

到隋代时,因城南有皋兰山,金城郡更名兰州。

随后数百年间,城名在金城与兰州间不断切换,也始终是兵家必争的西北重镇。

唐朝末年,党项人占据兰州之后,兰州自此成为游牧民族争夺的地盘。

宋元时期,兰州大部分时间处在吐蕃、西夏以及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成为中原帝国的“化外之地”。

也正因兰州是位置重要的战略性城市,出于防守的需要,无论谁占据兰州,都会立即对城池进行整修和防护,才令兰州“固若金汤”。

明朝建立后,兰州隶属临洮府。当时被分封至此的肃王朱楧虽无贤名,但对自己封地还是有所偏爱。在他管辖下,兰州各处兴修水利、广种良田,经济繁荣一时,“城郭内外,军民庐舍不下万馀区”。

清初依明建制,兰州依然隶属临洮府,卫属陕西都指挥使司。

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初年发生的三藩之乱,西北广袤的地理,漫长的交通线路,让清政府意识到西北重要的战略地位,也看到了位置相对居中的兰州城。

1666年,陕甘分治设甘肃行省,兰州一跃成为甘肃省会。乾隆时期,陕甘总督衙门由西安移驻兰州,兰州真正成为“节制三秦、怀柔西域”的西北军政重镇。

值得一提的是,兰州虽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但直至清代,兰州从不是商业型城市,只是中央管治边疆的治所。

出于军事防守的考虑,兰州也从未在城市规模上进行拓展,这就给后面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困难。

2、兰州城市发展初期的规划

进入现代,兰州的城市发展,源于一次移民浪潮。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曾向苏联求援,后者曾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有利支援了前期在武器装备上薄弱的中国军队。

苏联当时驻中国的商务代表处就在兰州,大批苏联装备和战机都在这里中转,到了1938年,中国空军总部也迁到了兰州。

这也使得兰州成为了抗战前中期,中国仅次于重庆的第二大战略后方。

“七七事变”后,由于西北是抵御日军陆上入侵的大后方,也是空中反侵略的第一线。围绕兰州,中日双方进行了激烈的空中较量,爆发了抗战史上著名的“兰州空战”。

在中国空军的奋起反击下,不仅保障了西北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也让日本侵略西北的战略成为泡影。

与此同时,大批内地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也纷纷向西北迁移,原本并不起眼的兰州转眼成为了逃亡的热门选择。

兰州也随着几十家内迁工厂和企业,出现了纺织、冶炼、印刷等现代工业体系,一跃成为西北的工业重镇。兰州的人口也由1935年的9.6万余人,增加到了1944年的17万余人。

到1949年兰州解放时,兰州全市已有近40家工业企业,工业总产值达1000多万元,是西北地区工业基础最好的城市之一。

正因兰州的工业底子好,“一五”至“二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有8项落地兰州。

兰州由此进入工业快速发展期,并在原先的工业基础逐渐发展出冶炼、机械制造、玻璃、制药、水泥、电气等多个工业体系,奠定兰州在重工业时代的地位。

出于国防建设需要,当时兰州很多工程,不是中国第一,就是全国最大。

比如兰州炼油化工总厂,是当时新中国最大的炼油厂;兰化是西北第一个现代化炼油、橡胶和化肥工业企业;西固热电厂,则是当时最大的热电厂。

还有后来解密的兰州504厂,被称为“中国浓缩铀工业的摇篮”。先后生产出10多个品种的浓缩铀系列产品,为中国研制“两弹”、核潜艇、核电站提供了充足且合格的核燃料。

随着工厂和人口的不断增多,兰州很快遇到了发展的瓶颈——无地可用。

与成都、西安等拥有广阔平原的西北城市相比,兰州地处黄河谷地之中,南北都是高山。由于缺乏开阔平坦的土地,城市发展首先就是先天的土地资源有限。

解放初期,兰州由著名规划专家任震英牵头,编制出台了城市发展的第一版总体规划。主要是将兰州规划为带状结构,开辟通畅的线性交通提供了条件,这样既保持了城市的完整性,又便于控制沿线各个城市单元的规模。

在这份规划中,西固作为石化基地,七里河作为过渡区,安宁作为科教区,城关区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沿河错落,周边与田园紧密联系,依山傍水。

这一版的规划不仅很好地适应了国家战略布局,又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得到了诸多赞许。

因此,兰州的这版规划还曾作为我国城市规划的唯一代表作,参加了当时国际城市规划展览会。任震英也因此而蜚声国内外规划界,获得了“规划大师”的尊称。

从当时发展情况来看,兰州由于城市发展尚未饱和,整体规划因地制宜,确实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可随着城区人口的急剧膨胀,兰州的土地资源明显不够用了,仅占市辖区土地面积约3%的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集中了全市约七成的人口。

上世纪70年代末,兰州又曾针对之前规划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修订,出台了第二版的城市发展规划,但城区面积过小的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3、“削山造地”的城市新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时期,土地资源不足始终是制约兰州城市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受南北两山夹峙,城市只能沿黄河谷地发展,最终形成一个东西延绵50公里、南北最窄处只有1.8公里的狭长市区。

由于城市平原资源实在无地可用,兰州便开始对周围环绕的群山动起了点子。

1988年,兰州市在距离市区5公里的城关区区域,规划了九州经济开发区。为了平整土地,兰州将其范围内的山头全部削平造地。

对于兰州来说,“削山造地”既是拓展城市土地资源,同时也通过土地的开垦、基建等配套建设,带动经济的滚动发展。

虽然九州经济开发区在削山造地的过程中曾面临种种困难,但还是成功为兰州市提供了宝贵的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兰州开拓土地资源的新方向。

有了这样的“示范效应”,加上兰州急需城市发展突破河谷限制,便找到著名规划人王志纲策划城市发展战略,对方斩钉截铁地给出了“必须走出河谷”的建议。

如何扩充土地资源,拉大城市骨架,成为兰州城市发展的头等大事。

2007年,甘肃省下发了一份文件,表示兰州可以在市区周边“削山造地”项目,城市发展终于有了方向。

2012年,经过多年勘查和调研,一场轰轰烈烈的“削山造地”随即在兰州开启。

此时,兰州再度编制的城市规划总体发展方向也已经确定:北上、东进、西固、南屏。

简而言之,兰州的开发目标是:城市北拓,新区南下。

数年内,兰州一大批商品房开发和大学新校区项目建设在城北破土动工,“削山造地”也逐渐达到高潮。截至2018年,兰州的“削山造地”区域已达到267平方公里,削山面积居全国首位。

客观地说,“削山造地”确实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兰州土地资源不足的困境,同时也给兰州带来发展房地产的机会,习惯了拥堵的兰州人也似乎找到了解决办法。

要知道,当时仅占市辖区约3%市区土地面积(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就集中了296.6万人口(2015年),使得经济不如西安、成都的兰州房价一度高居西北五省榜首。

同时,由于主要道路狭窄,加之城区面积狭小,兰州的交通一度堵到令人崩溃的地步。

可伴随“削山造地”运动越演越烈,兰州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被相关部门点名。

2018年,国内多家媒体相继转发某媒体刊登的《甘肃皋兰“削山造地”:推山毁田上万亩,损失数亿》,引发世人关注。文章指出:兰州大范围的削山造地,形成了大面积的裸地,平整出的土地均为“生土”,不仅恢复植被的难度大,而且往往有土地开裂、水土流失、扬尘污染严重的问题。

同年,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告称,“陕西、甘肃在延安新区、兰州新区‘削山造城’,使得大规模违法违规开发未利用地等问题突出”。

不过,外界对兰州“削山造地”项目的质疑,却不被兰州本地人认可。

在很多兰州人看来,“削山造地”纯属兰州土地资源不足的无奈之举,即便存在种种不足,也是解决城市发展的最佳途径。

兰州“削山造地”最大的风险,来自当地湿陷性黄土地貌带来的潜在威胁。每当雨季到来,相关地区很容易出现滑坡等重大灾害,后果极其严重。

正因这样的原因,2018年之后的兰州逐步放慢“削山造地”的脚步,并对已开发土地进行了加固和监控。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兰州新区此时又迎来新的质疑。

4、从“鬼城”到“兰白试验区”

2008年左右,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提速,包括西安、成都等西部城市纷纷迈开步子“抢人、抢钱”。

仅仅数年时间,西安一座城市就几乎与整个甘肃省的GDP相抗衡,成都更猛,一度达到甘肃省GDP的2倍左右。

甘肃的省会兰州也很着急,可惜受困土地资源,核心区域的人口密度已经突破5万人/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简单来说,经济还没发展起来,人却满了。

没办法,兰州既是省会,又是甘肃为数不多的平原城市,自然会吸引大量省内人口流入。

想要就地疏导,就必须跳出黄河盆地,寻找地势开阔、平坦的区域建立新区。

面对经济不如人,人口密度又高的压力,甘肃急了,集结全省资源押注兰州新区,甚至直接喊出口号“举全省之力打造兰州新区”,并定下“十年之约”。

于是,2012年,一座耗费750亿、硬是推平700余座大山造出的兰州新区在兰州秦王川平地而起,并顺利拿到“国家级”身份。

可由于兰州新区距离市区近70公里,交通不是很方便,坐大巴需要1个多小时,自己开车的话至少也需要50分钟。

过远的距离使得兰州新区和市区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去一趟新区感觉不只是像出城,更像是出差。

其实也没错,当时驻点兰州新区的公务员是真有一份“出差补助”。

对于兰州人而言,兰州新区更像是被冠以“兰州”之名的另一座城。

一直不被兰州民间看好的兰州新区,也被媒体随即曝光。

2016年,界面新闻以《西北“鬼城”:兰州新区,一个国家级新区的萧条样本》为标题,介绍了兰州新区当时的萧条模样。

这篇文章指出的最尖锐问题是,兰州新区在初期的产业布局上只能依赖传统制造业及原市区内的化工产业“出城入园”,部分“出城入园”企业在出城入园过程中没有实现产业升级,形成了新的产能过剩,部分项目建设处于停滞状态。甚至出现烂尾项目。

兰州新区的“鬼城”之说,就此诞生。

2017年开始,因为“一带一路”的推进,给兰州新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多次出现在各类官媒的正面报道中。

在近年来的各类宣传中,兰州新区也似乎逐渐有了“生气”,无论经济还是人口,都有了可喜的增长。

在常住人口方面,截至2023年末,兰州新区常住人口突破60万,是2016年常住人口的4倍,人口从不足10万到突破60万,连续三次获评“中国最具投资吸引力新区”。

不过,对比兰州新区提出的“2030年预计要达到100万人口”的目标,以及成为兰州的“副城”的地位,显然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不过,对于兰州来说,如今发展的重点已不再局限于兰州新区,而是范围更为广阔的“兰白试验区”。

“兰白试验区”全称是“兰州-白银科技创新改革试验区”,也就是兰州和白银市共同组建的经济圈。

兰州与白银两座城市相距不到70公里,处在省会兰州“一小时经济圈”之内,而两城市在历史上因缘际会、分合几度,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14年,甘肃以兰州与白银两市为主体,组建了“兰白试验区”,包括兰州新区、兰州高新区、兰州经开区,以及白银高新区,自此成为两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2023年,兰白试验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333亿元(其中,兰州新区360亿元,兰州高新区372亿元,兰州经开区397亿元,白银高新区204亿元),约为兰州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

可如果细品兰州的经济总量,似乎又和其强省会的身份不太匹配,甚至可以说很憋屈。

5、“强省会”的成绩并不如人意

这几年,由于西安已进入“万亿城市俱乐部”行列,西北“第一城”可谓实至名归。

可就在2000年时,兰州与西安的GDP仅相差300多亿元,时至今日差距已是8000多亿元。

西安无疑是通过“强省会”战略,依托传统制造业基础和新兴的文旅产业趁势而起。

“十三五”期间,西安GDP增幅达到3762.82亿元,而兰州仅增长622.77亿元,西安的增量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兰州”。

其实,兰州对西安一直“很不服气”。

要知道,西安如今被视为大西北的第一枢纽,但兰州才是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

作为一带一路关键节点之一的兰州,还身兼全国9大物流区域、10大物流通道和21个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之一的身份。

更令兰州紧张的是西安遥遥领先的同时,西北各省的省会也均提出了“强省会”战略,忙着赶超号称“西北第二城”的兰州。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甘肃省终于坐不住了,于2021年提出了发展兰州作为“强省会”的战略目标。

按照甘肃的“强省会”时间表,到2027年兰州经济总量在全省占比达到35%以上、常住人口超过500万人。

这个目标,从眼下来看,兰州实现有些“难”。

2023年,兰州的省会经济首位度(省会占全省GDP比重)接近30%,在27个省会/首府中排在第10名,表现还不错。

这主要归功于兰州一系列“削山造地”项目实施,土地资源紧张问题得到缓解,以及兰白试验区落地等有利因素。

但令人遗憾的是,兰州的真实经济发展情况却有些差强人意。

2023年,“强省会”战略加持下的兰州增速却只有4.4%,不仅低于甘肃全省平均水平,也低于全国大部分省会城市,经济体量还被老对手呼和浩特再度反超。

更严峻的问题是,兰州距离“强省会”的经济首位度的基本要求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从城市发展来说,30%是经济首位度的基准线,超过30%被认为是强省会的标志。

兰州经济首位度在2018年达到33.14%,基本实现强省会目标。

可自2022年跌破30%临界线后,2023年再度下行,由29.85%进一步跌至29.39%,连基准线都不保了。

观察兰州经济失速的核心原因,主要是受低位运行的工业经济拖累。

作为曾经的西北重工业基地,兰州一直是资源依托为主的国有重化工产业结构,可随着近年来石化产业向沿海转移,曾是兰州经济支柱的兰炼、兰化等石化企业资源优势被严重削弱。

因此,兰州的二产增加值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这些年均受到影响。

2022年,兰州第二产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均出现负增长。到2023年,上述前两项数据刚刚止跌,增速分别为0.4%、0.2%,依然远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更是呈现加剧负增长的态势(-7.4%)。

因此,去年以来,兰州除了已经规划了很多年的兰州轨道交通二号线正式运营、白塔山隧道北线贯通,以及西关十字的世纪工程修建完成以外,迄今也没什么新的大型基建项目启动。

用当地官员的话来说,目前“兰州不缺商业、贸易、文旅,真正缺的是工业和实体经济。”

说来说去,无论发展工业还是实体经济,其实都与创新有关。

创新离不开人才培养和孵化,可这正是兰州如今的心头痛。

6、人才流失的背后原因

常住人口400多万人的兰州,坐拥以中国科学院“一院三所”为代表的1200多家科研院所、以兰州大学为代表的28所高等院校,资源非常可观。

如今,兰州的石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绿色冶金在大西北仍有一席之地,而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也有了一定基础。

然而,兰州面临人才流失之困,“空有985大学却留不住人”的尴尬一直被人关注。

作为14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之一的兰州大学,是“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是兰州的“高校门面”。

在其百余年的办学历史中,涌现过化学“一门八院士”、地学“师生三代勇闯地球三极”、中科院“兰大军团”、隆基兰大合伙人等为人称道的“兰大现象”。

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兰州大学几乎被东部高校“挖墙脚”挖到“跳脚”的地步。

用当时兰州大学校长的话来说,在东部高校的高薪诱惑下,兰大不要说“孔雀东南飞”,甚至“麻雀”都东南飞了。

事实上,兰州大学的情况只是兰州诸多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缩影。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来都是推动人才普遍流动的根本原因。

正如《光明日报》评论,“并不是人才的缺少导致一地的发展落后,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一地经济社会发展落后,遏制了对人才的需求。”

兰州大学人才留不住的背后,恰恰由于兰州这些年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经济发展迟缓,既无法给人才提供相应的待遇,也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要改变引人难、留人难的局面,除了高校自身的努力,关键还在于城市的发展。

那么,兰州还有发展的机会么?

我们先得评估下兰州目前遇到的几个现实问题。

兰州早期的各类“削山造地”与新区建设,推动了城市发展,也催热了房地产市场,确实在一定时间内,成了兰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

兰州的城市发展也有了一个惯性:政府先举债将区域的基础设施搞起来,然后把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们开发土地并完善配套,实现土地升值,最后变成房子卖出去,再用卖出去的钱向政府买新地,政府用这笔钱继续投入基建,土地继续升值……

虽然城市面貌确实有了一定改变,但是兰州也背上了不小的债务负担。

可以说,从造城开始,兰州市的债务负担一直处于高位。

2019年-2022年,兰州市的政府债务率始终在500%-550%的高位区间内波动,此外,兰州市的两家政府融资平台——兰州市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兰州城投)和兰州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建投)——的刚性债务合计已超过1500亿,债务负担不是一般的重。

实际上,地方融资发债的目的很简单,一是为了通过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发展,二是为了偿还到期债务、缓解债务风险,最终让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

但这个循环要维持下去的关键是:这套发展逻辑的回报率收益,必须是正数,以及保持平衡的房地产市场继续稳定。

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兰州整个地产链条上的参与者,几乎都被脱了一层皮。即便是兰州主城的房企,都面临着销售不畅、回款遇阻、还债压力大等问题。

说到底,兰州过去城市“摊大饼”式扩张的步子,迈得实在太快,而传统重化工产业未能得到及时转型,新兴产业也没有找到合适突破口,一直是裹足不前的状态。

没有合适的产业支撑,促进产业加快成群成链,就难以孵化出几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的带动省会发展,兰州的经济数据自然不好看。

因此,兰州变“难”州,既是城市首位度滑落的“难”,也是人才流失创新不足的“难”,更是产业集群尚未成型的“难”。

如何破局,又该如何提升“强省会”地位。

兰州,确实到了迎难而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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