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近日发文指出，当前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和财政预算所能提供的资金之间存在较大缺口，要实现今年5%左右的GDP增速目标，中央财政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大发债规模，增加财政赤字。

余永定表示，根据2024年的财政预算，能够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政府资金不超过10万亿元。大多数金融机构认为，能够使用的资金不超过8万亿元。

他指出，同其年初所做的假设相比，除制造业投资外，1-4月份中国总需求各构成部分的增速都略低于当时的假设，特别是1-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1%，明显低于年初的预想。

“用1-4月的数据代替年初假定的数值，重新对202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现2024年5%的GDP增速目标要比年初预想的更具挑战性。”余永定说。

根据他的最新测算，要实现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在净出口增速几乎为零、消费增速保持在4.1%、以及其他假设不变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要达到5.7%，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该达到12.7%。

他进一步指出，202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为50万亿元，已知基础设施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为29.1%，2023年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应为14.6万亿元。如果2024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为12.7%，2024年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应该为16.5万亿元。这一数字远超过当前国债发行所能覆盖的范围，因此加大国债发行规模势在必行。

余永定还说，从目前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情况看，尽管债券收益率较低，但市场认购积极，事实证明，中国政府还有发行国债弥补财政赤字的空间。

2024年以来，我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下行较为明显，引发市场担忧，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月23日下行至2.226%，创2002年4月27日以来新低。余永定认为，在合理范围内，低水平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对实体经济并非坏事，由于“资产荒”，金融机构增持国债导致国债收益率曲线下移也是自然的事情。

他进一步表示，除了为基础设施投资筹资之外，中央政府目前还急需处理房地产开发商违约和地方债问题，这都需要财政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在加大财政政策扩张力度的同时，也要加强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支持。

余永定特别指出，一旦政府加快国债的发售频率、加大国债发行规模，QE（量化宽松）的引入就可能难以避免。但他强调，政府应该打破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特别是“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观念的束缚，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不是靠还债而是靠经济增长，任何损害经济增长的债务解决方式都将使债务状况恶化。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QE还只是一个备选工具，我们还没到需要实行QE的地步，中国首先考虑的还应该是常规性的增发国债以及旨在增加货币市场流动性和降低利息率的公开市场操作。应该打消各种顾虑，尽快完成国债发行计划，并考虑增发国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以确保5%增速目标的实现。”余永定说。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本周也发文支持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并提出三个建议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他建议通过中央发国债转贷地方、政策性银行放贷等方式为地方政府提供流动性支持，以推动经济恢复和增长。同时，他也强调了追加预算赤字规模、加快专项债发行等策略的重要性。这些措施旨在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并缓解地方政府面临的债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