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在过去，所有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是殖民主义国家（或者其附庸）。在今天，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殖民帝国，这一问题成为了国际层面的隐忧之一。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历史系教授宋念申认为，中国可以寻找一个比殖民现代性更好的替代性方案，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宋念申谈到，对于今天的危机的批评，其实并不指向特定的文化或特定人群和国家。我们经常会把“西方”挂嘴上，但实际上，“西方”指的并非欧洲国家或欧洲人，甚至不是指白人，而是指以它的主体论述为代表的那套思维方式——其核心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三位一体的殖民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垄断。

他近年来的著作《发现东亚》《制造亚洲：一部地图上的历史》批判了这套思维方式主导之下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并持续思考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天下秩序以及东亚早期现代性等传统资源——对于当下的启发。

面对今天民族国家体系带来的诸多问题，宋念申认为，天下秩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另外的想象，让我们去构想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天下秩序。“要把我们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融进来，不要认为过去的传统和今天的现代是撕裂的，认为我们只有学习了西方的东西才能够走向现代。我们本来就是现代的一部分，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我们始终都在这个过程之中。”

01 不能只看到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而忽视侵略与殖民

界面文化：在我看来，你的《发现东亚》《制造亚洲》这两本书主旨都是想要打破殖民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垄断性阐释。这个理解是否正确？能否简单介绍它们的异同？

宋念申：两本书的共同之处就是反思殖民现代性。在《发现东亚》中，我主要批判的是线性的、发展主义的时间观，即人类社会只有一个唯一的目的，按照这个目的从低到高线性发展。《制造亚洲》反思的是空间观，即那种认为人类世界是拼贴式的、内部同质的、外部由边界划定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

近几十年史学的发展，一直在批判对现代的单一解释，这种解释我们常把它叫做“现代化”，英语里叫做modernization。这是冷战时期流行的对于历史的解释，以欧洲历史发展为模板，对东亚历史研究也产生过影响。

冷战时期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认为，非西方世界要发展、要有自身的历史，一定要走上欧美开辟的现代化道路。这个现代化跟汉语语境里面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还不完全一样。我们说的“现代化”更多指向的是富国强兵、积累物质基础、提倡科技进步。但是西方所谓的“modernization”是指一套发展模式，只有由欧洲产生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才能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非欧洲世界由于缺乏自身的历史动力，需要西方的刺激和撞击才能有所反应，开启朝向现代的过程。

这种现代化理论会把人类进入现代的过程变成一个线性时间线索，有的国家是先发达的，有的是欠发达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贫穷落后？是因为没有像西方国家这样去发展资本主义、进行自由贸易，拥抱自由民主，实现个人解放等。随着冷战走向尾声，这套理论在西方被深入和彻底地批判。我们长久以来把这套论述当作是认知历史最根本的途径，我强调的是这套东西背后有根深蒂固的殖民性。

曾经有个阶段，我们讲历史上那些崛起的大国，只讲它们有契约精神、商人伦理、宪政与法制等等，却很少处理与之相伴的侵略、扩张、压迫和殖民问题。西方国家实现工业化、贸易繁荣、国内治理的民主化，是因为它们在其他地方实施殖民和压迫。也就是说，西方的所谓先进、自由和文明，与非西方世界的所谓落后、暴力和野蛮，这两件事情是共时的，不是历时的。它们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而并不是因为两者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某一方发展出更高尚的理念。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不能把英国出现纺纱机、蒸汽机并开启了工业化，看成是纯粹内生的历史进程。谈英国的工业化，就不得不提英国在印度破坏当地的经济生态、压抑印度本土的工业化可能，同时在全球殖民、开拓棉花的市场，否则适用于大机器工业化生产的原料从哪儿来？生产出来的又便宜又好的棉布又卖给谁？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全球链条，不能只谈生产端，而一定要考虑它还有原料、运输、市场和贸易的环节。过去，我们只强调英国人发明了机器，从而产生了工业革命，却不提能够催生大机器生产的前提其实是殖民。

今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产业国家，如果不对殖民现代性的历史论述加以反思，就会面临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殖民帝国？这是因为，过去所有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是殖民主义国家（或者其附庸）。500年以来的历史告诉西方人，所有占据生产链条顶端的国家，即所谓的霸权国家全都是扩张性的、殖民性的，所以它们认为中国也会一样。我们的产业一旦走出去，不管是南亚还是非洲，西方国家就说这是殖民主义，因为这就是他们学到的历史知识。

界面文化：你在著作里提出了所谓的“东亚早期现代性”，是不是类似于我们常说的中国也有资本主义萌芽呢？

宋念申：不一样。有萌芽就有成熟有开花结果，依然把人类的发展理解成是从低到高的渐进的过程。资本主义萌芽概念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我们当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里找出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那套线性逻辑。当然，马克思本人也说得很清楚，他谈的是英国，甚至不是整个欧洲。但他的历史发展阶段论的确是线性的。所以，马克思批评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但是同时又认为中国是停滞的，只有受到冲击后才能走入资本主义阶段。“萌芽说”的问题，是把中国的历史强行置入了英国的范式。

我提出的“东亚早期现代性”，强调的是东亚和全球同时进入现代情境。全球是一体的，只不过不同社会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经过大航海，通过连通世界的现代交通工具，人类社会第一次形成一个整体。这是真正的现代性的开端。一直到19-20世纪，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参与到现代的形成过程中，只不过角色不同，有的提供原料，有的提供市场；有的提供苦力，有的提供奴隶；有的成为生产方，有的主要是消费方；有的是压迫者，有的是被压迫者。至少从16世纪开始，东亚就以它的方式深度卷入其中。

资本（capital）是本来就有的，但是资本主义和资本不一样，资本主义追求的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贸易变成为了积累资本而进行的活动。商人阶层崛起，追求无限的利益最大化，这一群体崛起后，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开始攫取国家权力，导致国家为私人资本服务，于是“资本”成了“主义”。

欧洲宣扬的现代性，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目标，以殖民主义为最重要的手段，走向帝国主义扩张至全球，这是殖民现代性最重要的三个特征，它们三位一体、不可分割。我不用“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说法，是因为资本变主义一定要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结合才可以理解。中国一直有商人，也有繁盛的贸易和手工工业，但商人并没有变成追求绝对垄断地位的、追求资本无限积累的阶层，所以明清时代的中国不太能够类比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

02 不区分“帝国”和“帝国主义”导致讨论困难

界面文化：怎么理解西方人在地图中把中国称为“帝国”？你在《制造亚洲》中指出，地图成为彰显日不落帝国殖民业绩的代表性图像，以及当代世界地图只以封闭的边界标明国家，这样隐藏了美国“无边界帝国”的属性——这个帝国和中国被称为的“帝国”，在地图上和在内涵上有什么区别？

宋念申：地图上最早把中国定义为帝国（Imperium）的，是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他之前的欧洲地图大多用王国（kingdom）。大概因为卫匡国觉得中国太多元了，最合适的类比对象是罗马帝国，所以把中国定义为帝国。我在书里说，地图可以用来隐藏或彰显帝国，这里的“帝国”指的是扩张性的、殖民性的帝国主义的帝国。

在汉语语境里面讨论“帝国”非常麻烦，因为我们不太区分“帝国”和“帝国主义”。很多时候，在汉语里说大清帝国或大明帝国，人们会以为你是在说英国、美国这种帝国主义式的帝国。

今天学术讨论的困难在于所使用的词汇都是外来的，而同样一些词语在中文语境和英语语境中存在很大差异。比如colony（殖民地）一词原本是中性的，指人或动物迁移、占领了一个新的地方。但是近代有了殖民主义之后，性质完全变为负面。一些美国学者会把走西口、闯关东的移民行为，说成是中国人去colonize（殖民）了蒙古和东北。这个词很难让人不联想到欧洲人的殖民主义扩张。

“帝国”这个词也一样。在政治学、历史学讨论里面，帝国指的就是幅员比较辽阔、族群众多且采取不同方式统治的多元性政治体。与帝国相对应的，其实是民族国家。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实行帝国主义扩张的国家，恰恰通过其殖民和争霸，促使传统帝国解体，并塑造了今天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国际秩序。所以，卫匡国说的中华“帝国”，和英美这样的现代帝国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

界面文化：你的书里也谈到，欧洲人在地图上曾长期认为契丹和中国是两个国家。

宋念申：由于知识来源的差异，这种认知曾经占据很长一段时间。但是除此之外，欧洲人固有的认知方式也造成了对中国理解的窄化。比如他们按照语言、信仰系统，把Chinese定义为说汉语、信儒家的人，用这种方式定义China这个政治单元。在他们的地图上，China仅指中原这一带，整个长城以外的北方叫Tartary（鞑靼）。到了清代的时候，长城以内的中原地方叫China，长城以外叫Chinese Tartary（中国鞑靼）。

按照语言、族群、信仰将多元一体的中国分成China和非China，这套逻辑根深蒂固，到当代依然很明显。中国学者有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影响，谈到中国时有一种中原中心主义的倾向。我写作时有意避免这种情况。在《制造亚洲》里，我写到中国的地图学传统的时候，也加入了对汉地和西域影响很大的佛教地图。佛教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对西藏地图影响很明显，但西藏古地图又不仅仅是佛教的，它不停糅合周边的文化，没有截然的界限。

03 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革命是土地改革

界面文化：你曾在演讲中说：“中国能否摆脱殖民现代性的发展路径？仅从工业化历程来看，中国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中国可能是全世界主要工业国当中，唯一一个不以殖民主义为手段发展出自主工业化的国家……中国走向现代化建立在自己付出的代价之上。中国的发展不是以殖民主义为手段、以帝国主义为权力追求的，它的目的也不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这样的现代化，在我看来，指向了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

宋念申：实现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和投入，一个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社会要付出特别大的代价。历史上大多数自主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都包括了对外殖民扩张。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依靠国家主导，快速步入工业化进程，到今天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当初一穷二白又没有对外扩张的中国是怎么实现资本积累的？其实是靠全民低收入实现的。

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的劳动力得到极大动员，但物质生活水准都没有太大提高，因为大量利润被投入再生产或其他社会基础设施了，这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主要靠抑制收入，尤其是农村人口的收入。但全民维持低收入又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主要人口的基本需求保障，特别是教育和医疗。我们确实生活得紧巴巴的，甚至经历了很多困难。但另一方面，这30年当中，主要生活资料（食品等）的价格也基本稳定，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收入和商品价格都不是由市场来调控的。

我们不能否认前30年犯过错误，走了很多弯路，但是也不能否认前30年的巨大成就。有几件事情特别重要，奠定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腾飞的基础。一是较为成功地避免了外部的直接安全威胁，国家主权相对完整，70多年来的建设没有被大规模战争所打断；二是普及全民教育令识字率大幅提高，而文化素质的提高伴随着组织性的提高；三是基本医疗的普及，让人口快速增长且人均寿命大幅提升；四是女性地位的大幅度提升。这样一来，中国就有了全球数量最多、素质最高的劳动力，身体好、教育程度好、吃苦耐劳又有组织性。所以中国能够承接很多先发国家淘汰下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学习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最后全球制造业大量流向了中国。这个人口优势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要么规模没有那么大，要么素质没有那么高。而主权独立则是一切自主发展、壮大、攀升的硬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化的确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界面文化：如果目的不是资本的无限积累，目的是什么？

宋念申：举例来说，为什么中国能够建高铁，而美国建不了？这与国家力量大小无关，而与国家的追求目标相关。高铁需要长期的投入，有可能根本就不挣钱，但因为有了高铁，整个国家的市场成了高效联通的网络。北京等许多大城市方便廉价的公共交通也是一样，这些基础设施投入巨大却没有直接的回报。私人公司都要追求利润，如果没有利润回报，是无法长期投入的。但是在中国，许多需要大量投入的公共服务事业，并不以追求资本无限积累为最终目的，因为要算的是国家和社会经济总账。如果我们都能拿市场逻辑去评判，那就意味着公共服务全需要以盈利为导向，整个国家就变成了资本主义逻辑。

在美国长期生活过的人都会诟病美国的医疗体系，是因为美国的医疗水平弱、医生差吗？不是，而是它的医疗体系变成了资本运营的模式。资本的逻辑是以利润为导向，这对老百姓不是好事。在美国，药品管理和监督部门不会和制药商谈降低药品价格，相反，制药商作为利益集团还会游说国会，要求更多的利益。利益集团用政治献金绑架了政府的政策，这就好像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限制枪支，但军工复合体的游说力量太强大，限枪根本无法推动一样。在中国，国家的力量还是在资本之上的。

界面文化：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和中国的革命传统是否有关？

宋念申：当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许多二战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双向的，不但是对外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更重要的是向内的自我革命。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完成真正的独立自主，因为执政的民族主义精英只用民族主义的逻辑去反抗殖民主义，却没有改造其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用以建设现代国家。最后很多独立国家在经济上还是依附于前宗主国，在政治上听命于传统精英阶层。现代国家是需要强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而旧有社会经济结构往往是建设现代国家的阻碍。

我的观点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的革命不仅是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更是土地改革。土改把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的地主阶级彻底打掉，过去依附于这个阶级的社会结构全部打散，国家性质也就更新了。所以现代国家的动员机制可以一贯到底，深入最基层，整个社会也就被有效组织起来了，现代国家建构、民族建构、社会建构、经济发展才可以系统性地展开。

所以，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是需要放在全球语境下在和其他传统帝国及新兴民族国家的不断对比中才能大致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