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周文晴 记者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随着PUA等词成为日常用语，我们越来越敏感于个人互动中“爱”背后的权力关系，却鲜少留意在群体中，权力关系如何假爱之名而行，而这当中就包括了福利院的儿童。

在人道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这一群体得到了空前的援助和关爱。中国现有孤儿15.8万人，注册登记的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服务机构925所。有关这一游离于家庭结构之外的人群，冠以慈善帮扶的暖心报道传递出其仅有的生存简影：居住在由“爱”构筑而成的福利院中，受到国家、社会和保育员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偶尔，相反的事实也会闯入我们的视线，例如近年一些福利院被曝出体罚、性侵等事件。只不过，这似乎只是特例，是个别人员违背了福利院天然而“理所应当”的关爱功能。

然而，人类学学者、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霖亮破除了这一“理所应当”。在新近出版的专著《爱的悖论：中国福利机构儿童养育的制度与伦理》中，钱霖亮重新检视了围绕着福利院及慈善活动的“爱”的话语。从2011年起，他在家乡浙江省内的永江福利院（化名）开展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并发现围绕机构运作的“爱”具有多重复杂性：“国家关爱”兼有救济与治理的两面，“社会关爱”兼有扶弱与排斥的两面，“保育员妈妈的爱”亦兼有付出与自利的两面。由慈善活动所孕育的市民社会，也呈现出相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的采访时，钱霖亮谈到了他的田野调查经历、身处福利院中日渐萌生的悖谬感、对话孤残儿童时所彰显的人类学的想象力，以及更大范围内慈善活动对于当今市民社会的意义。

01 儿童福利院是“爱的容器”，也是福柯式禁闭机构的缩影

界面文化：这本书源于你的硕士论文，什么契机促使你研究儿童福利机构呢？

钱霖亮：最开始报论文选题时，孤儿院只是题目之一，因为有人帮忙介绍，我就到了书中匿名的永江福利院去调研，所以选这个题目有一定的偶然性。

另一方面因为我那段时间比较迷福柯的书。他认为医院、监狱都是对当中的个体施加控制和管理的场所，用晚近一些学术语言来讲就是禁闭机构（institutions of confinement/closed institutions），其中也包括孤儿院。我觉得在中国语境中，福利院也有这类机构的影子。

再加上初中时学校组织我们去过当地的福利院献爱心，我的印象是福利院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些残疾（注：中国的福利机构中生活着大量的病残儿童，截至作者田野观察期间，永江福利院中几乎所有在院儿童都有疾病或残疾。），我们也被要求带上零食之类的小礼物过去。这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福利院纯然是一个封闭的机构，住在其中的儿童只作为关爱对象存在。后来以研究者的角色进入之后，我重新反思了这段少年经历，也逐渐发现了更多值得关注和书写的东西。

界面文化：我们普遍认为儿童福利院是一个“爱的容器”，被遗弃的孩子在此受到保育员无私的“母爱”和社会各界无微不至的关爱。但正如戈夫曼、福柯等学者指出的，包括孤儿院在内的封闭式机构，也常被看作某种全控/规训机制，通过隔绝和改造“不正常”的人而达成社会目标。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最初是哪些时刻让你觉察到这种“爱”的悖谬感？

钱霖亮：就是我在每一章重点描述的场景。首先是保育员，在公共表述以及她们自我的表述中，都会谈到福利院保育员妈妈的“无私”奉献，但我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很显然不可能这么无私。保育员的照护工作非常复杂：她们会有自己偏爱的小孩，一方面有情感的投入；另一方面，这种情感投入对于每个孩子又不是完全均等的。此外，她们也会抱怨福利机构的工资太低、福利不好——这跟官方“无私奉献”的表述有很大的背离。

另外，保育员的情感工作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早些年有海外媒体批判中国福利机构存在体罚儿童的现象，这又是一个悖论。在中国的家庭里，体罚亲生子女是很常见的事情。而福利机构一方面要求保育员要把福利院儿童当成亲生子女来照顾，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不能体罚小孩。这时，保育员就会发展出她们的育儿策略，依据特定的情境有选择地进行体罚，并强调这么做是为了让孩子明辨是非对错。如果体罚算是严厉的情感表达，那么在另外一些场景中我们又会看出保育员们热切的情感表达。

比如，我调研的福利院有涉外送养权，有些小孩会被国外的家庭领养，有的保育员是“走一个哭一个”，你能明显感觉到她们情绪上的耗损。她们自己也会说，照顾小孩的心血投入最后没有回报。在书里，我把保育员抚养福利院儿童的工作看成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的一种类型，但实际上，我写这一章的时候还不知道情感劳动这个概念（注：2012年本章写成之时，国内学界还很少有学者使用“情感劳动”的概念展开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己在田野中的观察和经验。我的感受是，这些人的工作中有很多情感元素，而照护工作是存在“爱的悖论”的。

引申开来，福利机构还涉及社会爱心人士乃至国家的关爱。福利机构的建立往往被看作国家关爱的体现，这诚然给了孤残儿童抚养、教育、医疗和未来就业的保障，但另一方面，又将他们的童年局限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保育员都觉得，小孩偶尔出去一趟就像是放风了，“放风”这个词很有意味。

02 区隔、改造、开发：让孤残儿童重新获得有用性

界面文化：提到孤儿、残障这类困境人群，最常引发联想的大概就是冠以“爱心”、“帮扶”、“关心关爱”之名的各类慈善活动。在其中，弱势者固然得到了支持，却也由此成了某种可怜的、不正常的人。福柯将畸形、性反常和罪犯归为社会公敌，称他们为“现代权力机制得以完美的伟大功臣”。你如何看待献爱心活动的社会功能？

钱霖亮：福柯的批判的确是非常尖锐的，某种意义上，我的书也依循他所走的道路。我认为，当我们向福利院儿童献爱心、把他们界定为可怜人的时候，就给这个群体贴上了标签。贴标签当然有积极作用，他们有标签才能获得物质支持。但这种获得是有代价的，例如身份上的污名化——他们被从非机构养育的普通人中区分出来，形成了“可怜的不正常的人”与“正常人”两套体制。划分边界后的第二步是对“不正常的人”进行正常化改造，无论是医疗上还是社会身份上的正常化，最终是要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中。在此意义上，献爱心活动同时发挥着社会区隔和社会改造的功能。

但这种改造实际上很难成功，有些孩子的残疾状况无法逆转，也很难有机会被国内外家庭领养。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慈善人士就会思考如何利用这类“没用的人”，再次发掘他们的有用性。例如，家长和老师会把福利院儿童用作教育孩子的工具，一种常见的教导是：“你看这些小朋友那么惨，被父母遗弃，而你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关心爱护，所以你要好好利用家庭条件，努力学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由此，福利院儿童成了更广的宣教工具和阶级再生产的工具，同时也可能作为供人观赏奇观的旅游消费对象。所以献爱心活动以及福利院本身的社会功能是非常多元化的，而“爱”的话语在其中协调各个部分的运作。

界面文化：所谓“爱”的话语在其中协调各个部分的运作，可以展开说说吗？

钱霖亮：我认为“爱”的话语是包装塑造爱心人士行为的重要说辞，但这些人并非一开始就带着教育和消费的目的，往往是在跟福利院相遇、跟福利院儿童打交道之后形成了这套修辞。

关爱也不纯是一套当代话语，历来就有，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中国早前就有慈幼局、育婴堂等机构救济弃婴孤儿，明清之后又有传教士兴办的孤儿院，但不论是哪段历史、哪种机构，国家和社会大众对弃婴孤儿的表述一直是“可怜的人群”，于是要通过国家、民间慈善和宗教力量去救助他们。这一“爱”的话语在我们的文化系统中不断传承，今天的慈善人士进入福利院后便自然而然继承了这套耳濡目染的修辞。与此同时，他们的行动也通过不断地实践固化着传统的关爱话语。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举了加沙地区人道主义援助的事例：看似中立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巴以冲突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制造出了“难民”和“公民”等身份群体，难民身份加剧了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感受。那么在儿童福利机构中，这种兼有爱护与贬低的慈善实践如何塑造了受助者的自我认同？

钱霖亮：在我笔下这部分书写是不多的，主要由于福利院儿童中大多是婴儿和残疾儿童，很多孩子不会讲话，大一些的小孩也没法像成人一样形成和阐发清晰的观念。所以对于婴幼儿和残疾儿童的自我认定，很多时候我是借助支离破碎的线索，再结合当地情境进行人文主义式的探索，可能只有只言片语可以呈现。

唯一有孩子明确为自身群体发声的例子是在“献爱心”那章。一家义工组织来献爱心，组织负责人希望保育员在每个小孩的床头贴张纸条写上孩子的名字，便于志愿者认识他们。那天正好有个福利院里长大的少年回到院里（他平时在另一个地方的中职院校读书），听到那位负责人的要求，当场就跳起来了，说福利院又不是动物园，为什么要在每个小孩面前贴名牌。他很显然感觉到福利机构变成了被外来人参观凝视的地方。这是我田野中遇到的唯一一个福利院儿童直接阐述自身批判观点的例子。

更多时候，我们只能通过观察分析去推敲福利院儿童的行为逻辑。书的第六章就叫《探索儿童自己的声音？》，在其中我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福利院里的孩子哪怕年龄小或者有智力残疾，仍然会形成自身的意识，并且经历社会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们拥有“家”的意识。我们常说他们是被父母遗弃、没有家的孩子，但福利院的运作实际上让他们重新在院里拥有了“家”，还认同这个“家”。

我做调研的时候，每天都要给婴儿房的学步儿童喂饭，一般一个婴儿房有两个保育员主管的孩子共同住着。好几次我去喂饭，每个孩子都喂一口，就有一个十多岁的唐氏综合征儿童叫我不要喂某个小孩，因为他“不是他们家的”。这种意识是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每个儿童入院后都会分配到一个主管保育员，小孩会说话后就叫这个保育员“妈妈”，对其他保育员则叫“阿姨”。时间久了，孩子们也都清楚同属一个保育员管理的小孩、也就是他们的“兄弟姐妹”是哪些，逐渐就有了更明确的“家”的意识。

这个“家”还包含空间的维度。例如有慈善人士送衣服、鞋子、尿不湿进来，保育员们分配完后会让自己管的大龄儿童把物资拿到自家的地方去，这些孩子都知道所谓“自家的地方”在哪儿。

界面文化：这一点很新颖。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塑造一个人最具身的自我认同的，反而是周围的微观系统，是他/她的基本生活圈，而非普遍理解中的宏大叙事。并不是说当孤儿住进了福利院，就注定是“无家可归”的。

公益领域日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叫“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但这似乎仅限于具有所谓理性能力的成年人。对于受年龄和智力发育水平双重影响的孤残儿童来说，可以怎样在有关他们的事务中尽可能建立更加良性的权力关系？有关孤儿、残障、边缘人，我们还可以有哪些新的解读可能？

钱霖亮：那就要看社会的反思精神是否足够强，以及个体的反思性是否足够强了。至少我做完调研之后，会发现很多口号和规范还在空中飘着。

我们的社会有一套自身的政治正确的理论体系，而且某种意义上越来越反感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确。例如，我们以前还可以公开讨论农民的贫苦，现在讲中国还有穷人，都有可能被视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你说要尊重弱势群体，“哪来那么多弱势群体？你是不是在抹黑？”在此情况下，关于残障、性少数、有色人种等少数群体的话语，特别是权利话语，很容易被视为国外的“虚伪的、假大空的东西”——这就很难建立起公认的智识上的价值体系。

人类学界也有自己的政治正确。虽然早先跟殖民主义有些不清不楚的勾当，但是学者们在职业社会化的过程中越来越站队底层立场，从最开始的“替弱者发声”到“助力弱者发声”。只不过我这个研究还无法做到第二个层次。与此同时，我也不会完全否认强者行为潜在的积极意义，例如慈善人士的献爱心活动多少还是给福利院儿童带来了益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满足慈善人士的回报心理和保护被献爱心的儿童的利益之间平衡，从实践层面本身就很难处理。

所以，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现实意义，我期望其中一项是读者阅读之后会有一些反思，意识到有必要在精神上尊重和善待慈善对象，不以消费、猎奇的眼光看待他们。每个个体在未来的行为层面能有一点改观，就很不错了。

03 爱到深处本身就会带来权力运作

界面文化：慈善活动的兴起常被学界看作市民社会壮大的表现。根据托克维尔的观点，慈善行为作为一种公共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议程并培育市民群体的凝聚力。然而在你的研究中，献爱心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生产不平等权力的机制，揭示了市民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由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慈善活动对当下公民参与的作用？

钱霖亮：慈善活动，如果不上升到政治意义，持续去做就好啦（笑）。关键托克维尔是上溯到政治角度讨论它，最后要通过慈善的方式形成制衡国家的力量。这套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语境可以再讨论，但在西方社会也未必具有持续的解释力。例如许多欧美国家的慈善人士到非洲和太平洋岛国去做志愿服务，形成了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的慈善旅游，当地人成为了西方志愿者凝视和可怜的对象。这当然体现了西方市民社会的凝聚力和公共精神，却也在全球范围内生产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中国福利院的献爱心活动涉及的背景更复杂。例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并不喜欢爱心人士来消费福利院儿童乃至消费工作人员自身，但也不会强烈反对他们的到来，因为通过慈善捐助的金钱与物资是机构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尤其在国家倡导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背景下，财政资金虽然能给福利机构运作兜底，但机构内的人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品质，慈善捐助就变得很重要了。

界面文化：回到暧昧不明的关爱与人道主义话语本身，它固然美化了权力关系的不平等，但也的确起到了调动个体参与、调节资源配置、粘合利益团体等作用。正如你在书中的追问，“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人道主义的复杂性，是否因为它有了政治性，我们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抹去其人道性？”你对此如何回应？

钱霖亮：我的观点是比较明确的：照顾关爱和权力控制是一体两面。绪论中一节的标题就叫“兼备照顾的全控—规训机构”。

爱到深处本身就会带来权力运作。例如我们之前谈到的体罚，在中国语境中，父母体罚孩子的时候往往强调自己爱孩子才要管教他们。换句话说，体罚本身就是爱的表现方式。同样，献爱心活动也大多源自于朴素的同情。这本书的英文书名直译过来是“矛盾的爱”，也是要凸显爱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爱的运作，乃至全球人道主义能够铺展开来，很多时候也是权力推动的结果。例如中国有慈善项目要安排到非洲，与非洲地方的接触就需要权力的推动。今天的很多人道主义批判研究，就是在谈落地过程中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之间的博弈。换句话说，要把人道主义的理念扩展出去，权力因素是想避也避不开的。在这些意义上，权力也不一定就是洪水猛兽。我们需要的是让权力发挥它积极的面向，尽可能减少负面效应。

作为学者，我的学术定位就是批判性地分析社会现象。批判不是挑刺儿，而是要同时关照一件事物的两面性甚或多面性——不以政治性去废弃关于慈善的人道一面的讨论，也不因为它的人道就不去关注其政治的一面。

我想，现阶段每个具有反思力的个体本身就生活在田野中，在日常生活中省思，就是要把那些被忽视、被遮蔽的东西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