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股市近期的起伏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股市大起落，新股民称心情像坐过山车”“男子炒股8年：60万元剩300多元”等新闻也登上了热搜。虽然不乏投资获利者，也有很多把自己的辛苦钱投入股市、基金，财产却惨遭蒸发的散户。价值不稳定的金融产品要求付出真金白银的投资，带来的却是不固定的回报。然而，除了最顶级的富人，其他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彻底满足于当下所积累起来的资产，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投资。更何况，理财的门槛很低。我们仿佛被赋予了作为挣钱者、储户、所有者和投资者的权利与权力。我们可以自认为正在通过自主投资、审慎储蓄、承担个人责任和制定长期规划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然而，真的如此吗？

今天，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让位给金融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全球金融资本在公共和私人资金安排以及经济增长条件制定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风险评估与定价向投资者指明了通往潜在利润或损失的道路。通过这种定价，金融开始管理、调节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的身影深藏于制度的运行方式之中，深藏于用来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之中，也深藏于各个经济体和大中企业为求生存所必须考量的选择之中。用学术的话说，金融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就是所谓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在发达经济体中，金融化契合了新自由主义下的其他经济趋势，其中主要的就是国家越来越缺乏意愿来分担风险，稳定收入，以及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提供产品与服务。

《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作者豪道斯·魏斯指出，“一边是止步不前、靠不住的工作收入，一边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萎缩，两条线交汇在一起，在劳动者和公民中产生了一种迫切的需求：运用能拿到手的一切资源，来对抗与日俱增的危机和不安全感。”然而，金融化不仅使得劳动力忙于争夺财产或是依赖于财产的收入，而无暇顾及和反抗共同受到的剥削，甚至还加强着我们自身受到的剥削。

《当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节选）

文 | [以]豪道斯·魏斯 译 | 蔡一能

作为必须以工作为生的人群，我们的工资收入和其他保障越少、越不可靠，我们就越是渴望拥有财产。但除非有幸继承一笔财产，我们对财产的追逐免不了付出艰辛和牺牲。我们必须比原先更努力、更有效率地工作，可能也要比其他人更努力、更有效率，才能给未来置办财产的计划挣到足够的钱。提前规划部分收入的用途，包括用于储蓄、用于获得文凭、用于房产或养老金计划，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所有收入都花在当下想要的东西上。即便我们的确可以通过贷款、分期付款的方式即刻添置一份产业，这些债务也早晚需要偿还。最终，我们还是得更努力地工作，存下更多钱。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对财产的追求，那就是“投资”。我们在必需之外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目的就是为了今后能有一笔工作之外的潜在收入。我们将种种财产的投资视为一种工具，希望借此保护自己渡过可能发生的收入短缺的难关，以及让自己和子女未来不必再付出同样的辛劳。

“中产阶级”这一范畴在十九世纪晚期欧洲最发达经济体中日益流行，与家庭财产形式以及财产获取方式的激增密不可分。这一时期同时伴随着社会与政治动荡，后者危及了资本主义正在上升的力量和支配性。为了安抚不满的工人、缓和资本积累过程，工业增长产生的部分剩余开始向普罗大众开放。这些剩余化身为各类资源，使相当数量的工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享受到社会流动与物质保障。这种流动性与保障，或是对流动性与保障的承诺，将工人的精力从抗议转移到了投资上。心怀不满的工人可以慢慢积累那些他们害怕失去的东西，包括存款、房屋和文凭。他们还可以获得诸多物质与文化装备，来彰显自身的优势与成就。

积累带来的好处在于创造出了一群温顺、上进的劳动力，他们忙于争夺财产或是依赖于财产的收入，而无暇顾及和反抗他们共同受到的剥削。一些理论家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将中产阶级形容为一个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左右为难的角色。之所以说左右为难，是因为我们被迫以自身为敌：作为劳动者，无论我们的职业多么受尊敬、收入多高，我们都被剥削来创造剩余；与此同时，无论我们的职业多么卑微、收入多低，当我们拥有或者有希望拼得一笔存款、一座房子、一辆车、一份保险单或者一份文凭时，我们又将得益于和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持相同立场，后者可以保全乃至增加我们所有之物的价值。相应的，只要我们的幸福依然取决于对自己努力获得的资源的持续占有，以及通过这些资源储藏下来的价值，反抗资本积累就会使我们蒙受损失。

欢迎来到全球金融的世界。借助信用卡、分期付款、房屋按揭贷款、学生贷款和其他长期放款工具，加上对存款、保险和养老金的财务管理，金融机构争相迎合被培养起来的大众需求。于是，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在家庭经济学中日趋重要。这也向每一个被金融之网俘获的人提出了一项必须完成的目标，那就是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有能力发现投资机会、使用金融工具，同时承担风险、为自己投资（或者没有投资）的后果负责。在这份责任里，经常包括主动削减支出以平衡家庭预算，确保个体手上的资本能够可持续地流入和流出。

为了平抑持续不断的资本流通，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充当了家庭与全球金融之间的媒介。这种媒介功能的具体形式，是提供和管理按揭贷款、养老金、其他长期存款产品、保险单以及消费信贷。金融机构将这些理财工具统筹的支付与偿还款项打包起来，批量定价，再卖给其他市场参与者。这样，家庭财产所代表的价值又回流到市场上，成为更多投资的信用基础。由于被卷入了金融市场的潮起潮落，这些财产自身的价值也在起起伏伏。想想所有那些按揭买来的房子经过三十年的还款之后才能最终确定价值，而具体的还款数额反过来又随利率、币值而变动；想想你退休后能领到的养老金取决于用你养老金账户里的积蓄进行的投资，这些积蓄在数十年间被不断投向具有潜在波动性的股票和债券；再想想你的文凭，它的价格是以经年累月的偿还学生贷款计算的，而它的价值只有在风云变幻的就业市场上才能得到确认。价值不稳定的财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中都越发普及，这一趋势解除了“财产会提供过多安全感”或者“财产从经济中抽走了过多剩余”的危险。这种价值不稳定的财产要求付出真金白银的投资，带来的却是不固定的回报。除了最顶级的富人，其他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彻底满足于当下所积累起来的资产。相反，很多人听到关于所有权的许诺后落入了圈套，最后发现，要想享受所有权带来的好处，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投资。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金融可以帮助我们购买仅凭工资收入买不起的东西。这听起来很棒，直到我们意识到家庭债务总是和低收入成对出现。我们越是习惯于通过信用卡、抵押合同和分期付款买东西（当商品过于昂贵时，这必然会发生），雇主需要发给我们的钱也就越少。这是金融化对我们强化剥削的一个方面。此外，金融化还将我们置于不利的投资地位：作为投资者，我们所依靠的是像房屋、养老金这样相对刚性、单一的资产，而我们所处的投资气候则是偏向速度和灵活性。还有一个方面是，金融化加剧了产业、企业和服务分支之间的竞争，为了适应这种竞争，他们中有许多会采取财政削减和裁员措施，从雇佣的劳动者身上榨取更多价值。金融化强化剥削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它让剥削变得如此抽象，以至于我们甚至不能怪雇主付的钱太少：一个无人格的市场向劳动者和资本家同时施加了压力，为众多不具名的股东提供价值的必要性又正当化了这种压力。

但我们还得面对压在头上的最后一座大山：在金融化的背景下，我们的投资对象之一正是对自身的剥削。银行和其他金融市场参与者对我们的每一笔支付或债务偿还款项进行了捆绑和重新打包，将其作为投资产品卖给公司实体和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很乐于在当下购买将来才会兑现的收入流，他们希望这笔收入流未来产生的总价值大于当下的售价。这种金融产品的价格是根据逾期无法偿还或无法足额偿还的风险确定的：风险越高，金融产品的价格就越低。为了对抗这一风险，各种财务投资者会将不相关的金融产品汇总为一个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多样化投资组合本身也会被定价，影响其价格的因素包括各种可能延缓或终结该投资组合整体收入来源的事件，如政治动荡、社会起义、债务人普遍无力偿还贷款。于是，集合投资产品向政府、企业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他们最好看住自己的国民、雇员和债务人，以免遭遇撤资及损失。

不管对此知不知情，我们一直在以退休金和其他长期存款产品的形式购买这类投资产品。管理这些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之所以要买这些投资产品，是为了保证退休金能够按预期兑付，或者是为了使我们的储蓄计划及其他资产的价值最大化，当然，还为了他们自己的利润。我们依靠这些理财工具来攒下买房钱、学费和养老钱，而这些工具同时也被用来不计一切社会代价地维持剩余的积累。当我们认真、审慎地为家人的幸福投资时，我们也在投资一个支配我们的系统，它管理着我们的工作和各种资源，并由此削弱了我们作为劳动者和公民的力量。一些金融化的批评者将这一过程的产物称为金融化的食人属性，它将对每个人的剥削推广到了所有人身上。

正如我们手中金钱的价值无法脱离于资本的流通，我们也无法评估自己在积累过程中扮演的确切角色。面对工作条件的恶化、不安全感的激增，我们很难将这一进程追溯到自己与资本的某几次不幸的相遇，尤其是当我们的资产也被卷入其中时。相反，我们在日常经验中印象深刻的却是理财的低门槛。想想塞满我们信箱的信用卡申请表，想想到处发来的贷款邀请，想想我们的存款投向的具有抗通胀潜力的理财产品，想想引诱我们即刻到手、分期支付的贵重商品。我们仿佛被赋予了作为挣钱者、储户、所有者和投资者的权利与权力。我们当中有投资能力的人，会运用融资工具获得防御性的或是服务于个人抱负的资产，比如房屋、退休金和大学文凭。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着作为借款人、储户和家庭成员所要求的长期规划的重任。完成了所有这些，我们就可以忽略自己作为劳动者和公民的处境，而采取这些资产所代表的态度。我们可以自认为正在通过自主投资、审慎储蓄、承担个人责任和制定长期规划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可以称自己为中产阶级。

在众多投资机会中游走使我们在这场追逐游戏中越陷越深。当回报看起来近在眼前，又无法轻易染指时，我们会全力以赴地接近它，即便初次尝试失败，也不灰心丧气，而是越挫越勇。信用贷款改变了我们与财产、投资之间的关系：它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放在我们的指尖，同时迫使我们更努力地工作、花更多钱来抓住和拥有它们。当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并未显示出我们期望中的价值时，我们同样被激励着继续工作、继续消费。我们在不断付出，而我们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资本在我们身后不断积累。面对这一情形，我们依旧咬紧牙关，执着前行，因为中产阶级的自我认知鼓励我们这么做。

做一个中产阶级就意味着做一个好的士兵，而不要把目光放在更大的版图上。最有可能这么做的是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握有获得一些财产的工具，这些财产在他们身处的社会能够实实在在地改变他们的生活。一种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驱使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劳动或资源，其数量超过了当下能够获得的回报，但他们关心的是未来。由于这种心态是如此有助于积累，那些工作和地位全仰赖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痛惜于他们所说的中产阶级的萎缩，想方设法地为那些由于投资的无常和徒劳无功而日渐萎靡的长期投资者重新注入能量。他们还赞颂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为千千万万的人们而欢欣鼓舞。这些人被他们描绘成金融资本主义心甘情愿的投资者，而非金融资本主义向统治地位攀升之路上的不幸牺牲品。

自发的社会流动这幅图景建立在“投资”观念的基础之上：我们当下牺牲的财产终将带来可靠的回报。正因如此，当我们把一些收入暂时放进存款账户或分期购买耐用品，而不是立刻在消费品上花光时，我们是把自己当成审慎而负责任的劳动者、公民和家庭成员，而不是鲁莽的投机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捕捉到了投资的精神，他写道，中产阶级与一系列感觉相关联：感觉各种基本的社会制度是为我们的利益而存在，感觉我们只要遵守游戏规则就能预测结果，感觉只要游戏规则不变，我们甚至有能力谋划孩子的未来。但他的另一条论述没能命中靶心，那就是认为债务的重担会让我们的这些感觉摇摆不定。债本身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虽然毫无疑问地承受着债的重压，却在继续举债，来阻止自己跌入深渊，或是更为毅然地向上攀爬。对许多劳动者来说，借钱是他们通向更好未来的唯一机会。即便明显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们也会将自己视为中产阶级，这种倾向证明了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有着不惧困境或难题的执着；加深这种执着的，往往正是那些出于预防目的或是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而欠下的债务。我们之所以注定要挣扎以求生存，不是由于金融工具（比如借贷），而是由于操纵这些工具的资本主义本身。我们继续遭到剥削，在竞争中无计挣脱，任由那些不受我们掌控、却决定了我们投资对象的价值的力量所宰割。

随着金融化在世界范围内重塑社会，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造成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和投资收益波动的种种风险形成了一道道裂缝，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不管我们拥有何种保障、持有何种先入之见，这场游戏本身都是被操纵的。与之宣扬的花言巧语相反，构成我们经济系统的不是我们自利却又互惠的选择与努力，而是促进资本积累的强制要求，要求我们总是给予多于回报。看看今天的我们必须为自己未来的安全与幸福付出什么，再看看这些付出很可能得到的结果，我们会回过头发现自己一直被耍了。从资本主义初生之日起，我们的努力和投资就在被组织、利用于剩余的积累。唯一的区别是，如今，赏给我们的那点残羹冷炙变得更稀少、更难以持续。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 《我们从未中产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