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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一揽子增量政策不是简单的刺激,是政策逻辑的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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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一揽子增量政策不是简单的刺激,是政策逻辑的重大调整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这次的确是想从行为模式、激励体系上有根本性的改变,一定要看到这轮政策调整所体现的决心,及其暗含的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的深刻内涵。

2024年10月5日,海南海口,海口市城区商品房住宅楼群。图片来源:CFP

记者 辛圆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日前表示,当前各部门围绕着房地产止跌回稳、股票市场提振进行了大量的政策投入,这些政策并不是“急救章”,也不是简单的政策刺激,而是政策逻辑的重大调整。

9月下旬以来,稳增长力度明显加大。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主管经济工作的几大部委先后出台一系列涉及房地产、政府投资、资本市场等领域的措施。

刘元春在10月18日开幕的第十五届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说,政策发生转向背后有“三内一外”四方面原因。

内部方面,他提到,一是二、三季度经济增速没有达到预期;二是政府去年底布局的存量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517”楼市政策后,房地产跌幅没有收窄的现象;三是国内上下对中国经济问题形成了一些新共识,认识到房地产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实际上是稳预期、稳企业、稳信心的焦点,同时也是扩内需的一个前提。外部方面,美联储降息为我国政策调整创造了空间。

刘元春表示,在这一揽子增量方案中,不仅有短期扩需求的方案,同时还有大量的改革、结构调整的方案,“实际上它是一个鸡尾酒式的组合模式。”

他指出,第一个重大调整就是稳地产、稳资本市场,这是扩内需的重要前提。

“近日金融监管局会议,(人民银行)潘功胜行长、(证监会)吴清主席都谈到,无论中外,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稳地产、稳股市,对于稳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变量,而稳信心是稳短期需求的一个前提,这个逻辑很清晰。”刘元春说。

第二是标志着财政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向。他指出,财政货币政策转向有两个焦点,一个是围绕着振兴资本市场所提出的两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即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以及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这两大工具开启了央行通过间接渠道进行资产购买的先河和序幕;另一个焦点是央行和财政部就国债买卖建立联合工作组,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未来定位上的一个重大调整。

“这个重大调整也就是与我们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全面完善密切相关联,也就是我们的利率市场化以及国债市场的深度、广度要进行全面扩容,这个对于货币政策的操作和未来的财政政策框架提供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刘元春说。

因此,他认为,这次的确是想从行为模式、激励体系上有根本性的改变,一定要看到这轮政策调整所体现的决心,及其暗含的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的深刻内涵。

“比如,对于股票市场底部的构建,使股民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对上市公司重组和长期资金的鼓励,对整个资本市场结构进行调整。又比如,对地方政府化债方案及职能的重构,改变目前地方发动机熄火的状况等。”刘元春说。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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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一揽子增量政策不是简单的刺激,是政策逻辑的重大调整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这次的确是想从行为模式、激励体系上有根本性的改变,一定要看到这轮政策调整所体现的决心,及其暗含的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的深刻内涵。

2024年10月5日,海南海口,海口市城区商品房住宅楼群。图片来源:CFP

记者 辛圆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日前表示,当前各部门围绕着房地产止跌回稳、股票市场提振进行了大量的政策投入,这些政策并不是“急救章”,也不是简单的政策刺激,而是政策逻辑的重大调整。

9月下旬以来,稳增长力度明显加大。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有效落实存量政策,加力推出增量政策,主管经济工作的几大部委先后出台一系列涉及房地产、政府投资、资本市场等领域的措施。

刘元春在10月18日开幕的第十五届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说,政策发生转向背后有“三内一外”四方面原因。

内部方面,他提到,一是二、三季度经济增速没有达到预期;二是政府去年底布局的存量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517”楼市政策后,房地产跌幅没有收窄的现象;三是国内上下对中国经济问题形成了一些新共识,认识到房地产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实际上是稳预期、稳企业、稳信心的焦点,同时也是扩内需的一个前提。外部方面,美联储降息为我国政策调整创造了空间。

刘元春表示,在这一揽子增量方案中,不仅有短期扩需求的方案,同时还有大量的改革、结构调整的方案,“实际上它是一个鸡尾酒式的组合模式。”

他指出,第一个重大调整就是稳地产、稳资本市场,这是扩内需的重要前提。

“近日金融监管局会议,(人民银行)潘功胜行长、(证监会)吴清主席都谈到,无论中外,目前在宏观调控(方面),稳地产、稳股市,对于稳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变量,而稳信心是稳短期需求的一个前提,这个逻辑很清晰。”刘元春说。

第二是标志着财政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向。他指出,财政货币政策转向有两个焦点,一个是围绕着振兴资本市场所提出的两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即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以及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这两大工具开启了央行通过间接渠道进行资产购买的先河和序幕;另一个焦点是央行和财政部就国债买卖建立联合工作组,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未来定位上的一个重大调整。

“这个重大调整也就是与我们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全面完善密切相关联,也就是我们的利率市场化以及国债市场的深度、广度要进行全面扩容,这个对于货币政策的操作和未来的财政政策框架提供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刘元春说。

因此,他认为,这次的确是想从行为模式、激励体系上有根本性的改变,一定要看到这轮政策调整所体现的决心,及其暗含的结构性和制度性调整的深刻内涵。

“比如,对于股票市场底部的构建,使股民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对上市公司重组和长期资金的鼓励,对整个资本市场结构进行调整。又比如,对地方政府化债方案及职能的重构,改变目前地方发动机熄火的状况等。”刘元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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