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期主持人 | 董子琪

整理 | 实习记者 覃瑜曦

已经是霜降时节，不知各位的秋天是如何度过的？最近注意到一个词，叫做“捡秋”。捡秋原本指每年秋收后农民去地里搜罗剩下的芝麻谷粒，避免浪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项年轻人中流行的秋季户外活动。

捡秋，就是人们走出门将秋天的树叶、果实拾掇起来。近来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年轻人都流行去捡秋，有人会在出发前就准备好竹篮、编织袋、镊子、手套等工具。我的一位移居到云南大理的插画师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她的捡秋作品，树叶、松果、手绘融合在一起，的确富有秋天的意境。

有许多适合捡秋的场所，像是各地的植物园和公园，譬如上海辰山植物园、杭州植物园、北京的圆明园和八大处，南京的明孝陵和中山植物园等等。家门口的公园和小区的绿地也可以捡秋。前两周的上海沐浴在桂花香气中，我有时走在路上也会捡秋。海棠树褪去了繁茂的绿叶，剔透的海棠果高高地串在枝干上，地上也散落着不少。

捡秋这个词令我想起梭罗所写的秋天对于人类的意义，秋天是阔大的，不仅只是收获而已：“我们的食欲通常限制了我们对秋天的成熟及其现象、色彩、香醇和完美的观察，限制了我们吃掉的果实，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没享用、几乎没使用的无限收获。”对于那些松果、树叶的捡拾，大概能够超越某种实用目的的限制。

01 继citywalk之后，“捡秋”成为新热潮

徐鲁青：我和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去植物园捡秋，当时人已经非常多了，想象里的植物园是人少植物多，人被空旷草地和树木包围，进去之后发现是被人包围了。我有捡到一些梧桐树叶、鸢尾，还有落下来的桂花等等，都是比较常见的东西。我觉得比较理想的状态是能够捡到松果、栗子这类的小果子，但它们在捡秋热潮里蛮抢手的。

董子琪：有的园区提示，不要把松果全部都取走，不然松鼠没有口粮了，跟太多人参加这个活动也有关系。

尹清露：之前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校园里成片成片的银杏叶到秋天就变成特别漂亮的金色，学校的校徽就是一黄一蓝两片银杏缠绕，非常美。当时学校的银杏叶遍地都是，即使是对于我这种对捡秋不那么感兴趣的人，也好几次从地上捡起银杏叶夹到讲义里。

潘文捷：我没有去“捡秋”，但上周末去雁栖湖秋游徒步了，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问题。雁栖湖徒步有一个路线图，标注了沿途适合拍照的景点，我在徒步的时候就一顿跑，到每个景点拍拍照再赶紧走到下一个点，中间拼命赶路，几乎不观察两边的风景，只想着赶紧到下一个点拍照。后来我反思了我的这个行为，之前有人说中国人出去旅游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我即使是徒步似乎也有这种倾向，好像那一个个的点是重要的，中间的线对我来说不重要。

《线的文化史》这本书就提到：旅行者的运动中，方向和速度其实都在回应着旅行者对沿途环境的感知，火车这类运输工具的特点就在于，它解除了在远足当中将运动和感知结合在一起的亲密的纽带。如果我们用高速的运输工具抵达目的地，只是为了看看目的地的风景，那就不是为了旅行和体验本身，而只是略过了世界的表面，甚至完全忽视它。所以，如果像我一样低头赶路的话，其实就等于抹去了我经过的那些地方；但如果我是漫步，一边走一边看周围的风景，这些地方反而会滋养我。后来看到秋游群里有人发沿途漂亮的风景，甚至比那一个个固定好的景点还要可爱，但被我完全忽略了。

董子琪：飞机是抹平感知最彻底的交通方式，地铁也是一样，因为你只在乎自己出来的站点；自行车比公交车好一些，因为皮肤能裸露在外；步行肯定是丈量土地最好的手段，但也要看你的眼光在哪里。

我还看到很多报道定义了“捡秋”这个行为是i人专属的精神疗愈，这跟我们上一期聊天室聊到的治愈有点关系。

潘文捷：这是p人喜欢做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诉求，只是想找一点趣味。不过我想说一个现象，不论是我们提到的捡秋，或是之前很火的春天去拍海棠花，都会遇到人太多以至于根本捡不到或拍不到花的状况，那怎么办呢？有些人为拍海棠花开的唯美照片会一边摇树一边拍照，捡秋的人可能会拿个棒子到处敲一敲，这件事情好像本末倒置了——为了捡秋才去捡秋，为了拍照才去看海棠花，是否有违初衷呢。

如果还有p人想做一些不那么严肃的事，《路上观察学入门》和《上街！寻找超艺术托马森》都为我们打开了思路。比如《路上观察学入门》就提到，我们可以观察各种没有用的门窗、用途不明的道路突起物、高中生制服的变化和路边家具的用法等等，以此观测城市的变化；《上街！寻找超艺术托马森》也是如此，托马森原来是一个棒球队的选手，因为成绩不理想所以总坐在替补席，所以托马森的意思就是城市的新旧建筑之间长出的微小废墟，它附属于这个建筑而得到保存，但没有实用价值，然后他们去拍楼梯、门口、窗口、墙壁等没有用但是蛮有意思的东西。这些事虽然并不是走进大自然，但是跟捡秋的初衷有异曲同工之妙。

董子琪：这个好有意思。我在豆瓣上关注过中国街头艺术小组，很多人会跑到不同城市的大街小巷去拍窗口的模特、街头的标语，还有一些很搞笑或者是意义不明的街头艺术，也是异曲同工吧。

尹清露：我想到日本有一个很特殊很有意思的东西，叫做“小孩飞出”标志。它是路边的警示路牌，上面有一个小孩形象，路牌上就写着“小孩飞出”，意思是这个路口很有可能会有小孩突然跑出来。日本现在有人专门制作了“小孩飞出”的谷歌地图，它的原型是一位日本设计师为防止交通事故所做的立牌，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和衍生，但因为近年来日本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很多地方的“小孩飞出”标志变得破破烂烂的，也很少有新的路牌出现了。

徐鲁青：这让我想起了王占黑在豆瓣发起的“全球寻找海宝大赛”。

董子琪：提到海宝，我想起2011年去上海植物园，当时植物园门口就有一个用绿植组成的海宝，正好是枯叶残败的冬天，原本应该活泼可爱的绿色海宝变成了一个仿佛被“烧焦”的海宝，当时还有一个笑脸，非常诡异。

尹清露：现在海宝又流行起来了，很多网友会去找海宝的路牌标志，大家现在可能会觉得它的表情动作“贱贱的”。海宝有一个飞踢的动作，有人会去打卡做同样的动作。

董子琪：刚才讲到日本的寻找街头文化，我想到上次采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陈蔚镇时，我们聊到了上海城市演替。他们团队在定海桥考察时发现了一些当地的故事，比如爱国路地铁站那里有一棵老构树，他们认为这颗老树像是构建城市平权的实践地，只要这棵树存在，定海桥的孩子们不用去迪士尼也能够享受到一样的快乐，但徐峥在《逆行人生》中将定海桥作为一个彻底影像化的背景板，电影中他变成骑手后，从大平层搬出来，搬到了这里。 

02 “捡秋热”的背后是人们对大自然的回归

徐鲁青：这几年出了很多关于蘑菇的书，像《蘑菇图鉴》《末日松茸》等等，还有很多人想去云南采蘑菇。我记得小时候去家附近的林子或者是学校春秋游的时候，经常能在林子里或路上看到蘑菇、木耳之类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少见了。

尹清露：鲁青提到《末日松茸》，这本书同样给我一种植物相互缠绕的感觉，大意是：我们如何在不确定性之上构建一个更好的生活。我们喜欢在户外跟植物打交道，正是在不断地承认自然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室内的生活都太规整了。

最近也很流行制作花草标本。小时候自然科学课会教学如何制作花草的标本，不知道现在小朋友们还有没有这种活动了，当时我们教的方法比较简陋，可能是先用纸把叶子的水分吸干再夹进书里，现在好像已经有很完整的流程了，比如可以买压花器等仪器，不过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丢失了以前简朴的乐趣。

徐鲁青：清露勾起了我好多小时候的回忆，我们那边香樟树特别多，秋天的时候我总是捡路上的落叶，我外婆会让我夹在书里做书签，它过一会儿就会变脆、变硬，慢慢地就会变成两半，可能一两个星期这个树叶就找不到了，我又再去捡。有时候树叶会落到我的书包里，每次洗书包都可能会发现一些叶子碎片。

我小时候还喜欢去树上抓蝉，它们夏天会贴在树上，我总是把它们抓下来放在我爸的烟盒子里面养着，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残忍，但小时候很喜欢玩这个。幼儿园的时候，老师会带我们去拓印树枝，直接拿A4纸贴在树上，我们用铅笔涂色后就会出现树的纹理。

董子琪：到野外采某种东西好像是人类历史上很悠久的活动了，比如《山海经》中就记载过忘忧的萱草，《诗经》中也写到了“采采芣苢”，芣苢也就是被认为可以治疗不孕症的车前子。人类一直都在做类似的事情。

尹清露：我之前在香港地区，看到有很大的商店卖被称作“神圣植物”的东西，这与女巫学的传统有关，他们认为植物有着不同的功效，例如白鼠尾草可以净化空间能量、龙血鼠尾草可以保护不好的东西入侵，还有一个很流行的叫做“秘鲁圣木”，据说这个木头在烧的时候会散发出牛奶的香气，我自己烧完觉得没有这么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资本主义的方式，直接在商店买来一小捆植物，很精美但又有一种原生态的感觉，一捆要卖很高的价钱，我觉得这点有些违背“捡秋”需要的捡拾过程，乐趣变成了一种商品。

总的来说，无论是捡秋或是日常去亲近植物，都会有一种治愈的感觉。同时有个很有趣现象——女巫圈，例如小红书上有很多人自称草药女巫，能够利用植物草药进行魔法治疗，女巫圈还有宇宙女巫、海洋女巫等等，都和自然元素相关，仿佛自然元素中真的有神灵存在，或它蕴含着某种无法解释和言说的能量。

徐鲁青：鼠尾草是一种很“女巫”的草，经常会在童话故事里面看到这种草。这么一说，感觉世界各地的传说都会把草药植物和驱魔一些灵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像鼠尾草就是西方女巫系的草药，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艾草。

03 重新认知周遭：天空、植被、土壤、河流以及时间

徐鲁青：之前参加过观鸟活动，在拿起望远镜之前先要判断出哪个地方有鸟在活动，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类除了静态视力之外还有动态视力这一说。所谓动态视力就是指你可以感受得到周边有哪些东西在运动，并且能够很敏锐地捕捉到正在运动的东西的能力。我觉得这种视力是随着我们年龄增长在逐渐退化的，我上次跟朋友去参加上海观鸟大赛，全市的观鸟爱好者聚集于此，在3个小时内比谁能够观察到更多的鸟，最后的胜出者是一个刚小学毕业的女孩。

尹清露：我还蛮喜欢看星星的，之前春节的时候去过泸沽湖看星星，也去过青岛海边和山东的山里看星星，一些观星软件会标注出比如猎户座是哪些星星连在一起。我也会研究星盘，会了解到水星、金星这类内行星的运行速度很快，像土星、木星运行速度就比较缓慢、很沉重。我觉得观星很有意思，比如我们以前只会觉得星星都是一样的，但其实不是，你用肉眼就能看到，火星是火红的橙色，木星又是有些偏白的黄，同时木星的寓意也很好，象征着扩张、幸运的丰富能量，并且因为它很大且容易观测，晚上很容易就看到木星，有一种幸运之神照耀着自己的感觉。

董子琪：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在小说中很擅长用神秘主义的东西来对应人物，《糜骨之壤》里就有这样的对照。她说“个人就是星空的囚徒”、“个人命运是被星星的位置定义的”等，木星形象的人、土星形象的人、火星形象的人可能都是不同意义上的坏蛋，木星是不知节制、火星是脾气暴躁等等。桑塔格在《土星照命》里用星相学解读本雅明，因为本雅明是一个土星照命的巨蟹座，她分析了星相如何影响了本雅明的写作风格，巨蟹是羞涩、低调，土星代表着孜孜不倦的工作狂、艺术家的形象。温弗里德·塞巴尔德的《土星之环》也用了土星意象。我觉得星星对于西方作家、艺术家影响还是很深的，不过中国也有“荧惑”，指的是象征灾难的火星。

潘文捷：在我看来，自然事物里好像只有星星是没有变的。不过，即使人类在不断地改造自然，我们死了之后自然界仍旧不断地存续着，所以我觉得，不论是看星星或是看树木，在我们看到它们不断生长的时候感受一下人类的渺小也挺好的。

董子琪：采访过辰山植物园的一位植物学家刘夙，他引用了“深时间”这个概念：“如果把地球到现在的45.4亿年时间压缩为一天的话，那么中国3700年的历史就是这一天最后的0.06秒。”

另一方面，深时间也被赋予了诗意，古老的生命体现了深时间，这种时间维度通常会超过人类的理解能力。人类的烦恼在这个巨大的时间维度对比下会显得非常微不足道，但是有很多树木是见证过这些时间的，这些树木有几千年以上的生命。

我想到了一些景点，比如寺庙门口可能有两棵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银杏树，它们的寓意是富贵发财，这些寓意仍旧与功名利禄等世俗相关的想法挂钩，即我们还是不能够理解这种时间的维度，依旧把它放进了世俗人伦的维度来考察。

徐鲁青：我想到之前读过的一篇小文章，同样关于时间。文章里提到，当我们聊气候问题时会觉得这件事情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时间度量的尺度不一样。对于人类来说，可能70年之后，这个世界炸了也与个体没有特别大关系；对于某些动植物而言，它们的时间尺度比人类更长、更远，然而气候的尺度是以万年为单位的。因此，部分气候学家提出，如果我们可以设置其他相关生物的时钟，例如鲸鱼的周期、潮水的涨落或是星球的周期，我们对气候问题可能就会更敏感一些。如果我们始终处在人类的时间维度里，就很难与其他物种的生命变化连接上。

尹清露：当我们能够意识到自然界存在于深时间之中，并且它内在有一种无可被撼动的力量时，那我们无论是看天上的星星还是周围的植物，或许都会觉得自己身上的烦恼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不可化解的，我觉得这是一种疗愈。

刚刚子琪还提到，人是星星的奴仆，好像人的一辈子都被星盘定义了，这是一种很消极、悲观的看法，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人定胜天，但反过来看，这也是另外一种安心感。《森林如何思考》一书中有一个情节，提到现代人可能会有一种“心灵的内爆”，感觉非常焦虑不安，作者跟一群人乘坐大巴车旅游时就非常担心山上的石头会滑落下来砸到车，但这种担忧和焦虑在他下车看到草丛里一只鸟的时候就突然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是因为他把自己从孤独个体的位置转移出来，重新定位在了整个世界里面，他在意识到自己“in this world”的那一刻就不焦虑了。这种重新转移就像镜头的聚焦，还挺有意思的。

潘文捷：我很认同，当你把我这个渺小的、脆弱的、转瞬即逝的生命跟土星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和永恒绑在了一起。同时刚才子琪也说到，荧惑在古代是灾星的象征，而正是因为有“荧惑守心”，才牵制住了没有任何制约的皇权，这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种慰藉。天灾和各种异象都能被解释为皇帝作不作为，这就是一种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