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或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是一个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欧洲的概念，但它的思想源头其实可追溯至更早的中世纪。相比于与收入水平挂钩的、“有条件”的社会福利，它提倡国家为公民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不论贫富、年龄、性别、健康与否，全体公民均一致享有同等数额的基本收入。过去，它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构想；随着发达国家纷纷面临后工业转型，劳动者的工作形态也将发生巨大改变，“无条件基本收入”作为在社会保障层面应对自动化时代的方案被再度提及。在硅谷，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领袖多次为UBI背书；在欧洲，“无条件基本收入”已经进入多个党派的纲领，并在瑞士引发了公投、在芬兰上马了实验；在印度，“无条件基本收入”实现了它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落地。在这个系列报道中，从思想奠基人到政策制定者再到实验参与者，我们尝试为你呈现这一浪潮的不同侧面。

1980年代初，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博士的比利时人范·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时常被两个问题困扰得难以入睡：一个是，极高的失业率始终缠绕着西欧社会，单靠经济增长似乎已经无法破局。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丑态尽显，但岌岌可危的柏林墙亦暗示迈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绝非药方。

“有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让人免于失业之穷、异化之苦？”范·帕里斯思忖良久，并在接下来的学术生涯中开始了艰难的探索。慢慢他认定，“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将为这两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他动员起周围同样为这个想法激动不已的人们，成立了“基本收入全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BIEN），这个网络也成为了过去三十年间各国“无条件基本收入”运动的主要推手。

由于UBI捍卫者的身份而蜚声全球的范·帕里斯，也是欧洲知名的左翼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是比利时鲁汶大学首届“胡佛经济与社会伦理学”讲座教授，还曾荣获比利时学术界颇具盛名的法朗基奖（Francqui Prize）。他撰写的《基本收入：建设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激进方案》（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一书，被译成多国语言，近期也将发行中文版。

近日，在荷兰学术重镇莱顿，界面新闻围绕着“无条件的基本收入”的相关问题对范·帕里斯进行了专访。他谈及公平，认为人类今日所享有之物绝大部分是因为前人的劳动成果，而“无条件基本收入”只是将人们继承的前人成果进行了公平再分配、而非“懒人搭便车”。他谈及自由，指出真正的自由不仅是做自己想做之事的法律权利，也需要有充足的资源支持自己做事的想法。他还谈及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社会条件，并表示，在某些条件下，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弯道超车”，甚至比西欧更早实现这个社会理想。

他有着艺术家的发型，哲学家的严谨。回答问题时，他用语精准而审慎，让对手难以找出破绽。他还有着活动人士的感染力，说到激动处会嗓音高扬、手舞足蹈，引来咖啡厅里不少人围观。他自称是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而毕生所奋斗之事，如果用他早年撰写的一本书来概括，就是“给所有人真正的自由”（A Real Freedom For All）。

以下是专访实录。

界面新闻：对“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一个常见批评是，它让一部分不工作的人也得到了相同的回报。这是否有违我们对公平的认知？你如何定义公平？

范·帕里斯：从“公平”角度反对“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人通常有两种论点。一种论点从结果出发，认为人们只应根据劳动获得报酬，才能对社会产生积极的效应。他们坚称，你应该配得上自己的收入，因此要以人们的劳动付出——也就是对社会的积极贡献——为标准进行收入分配。另一种论点从“公平”的定义出发，认为根据人们的劳动对其进行奖励是公平的基本内涵。

第一种论点虽然有其基础，但不难反驳：适度的无条件基本收入会对社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为什么呢？在《基本收入：建设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激进方案》一书中，我们写了六个原因，这里提其中主要的两个。

第一，目前许多对社会贡献很大的工作都是无偿劳动，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将它们变成有偿的工作。这类工作种类繁多，家务劳动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如今在荷兰莱顿大学当老师，她的小孩刚满三个月。照顾孩子可是个片刻也不得闲的工作，她夜里每隔两个小时就要起来一次。因为即便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照顾儿童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孩子是未来的人力资本。在家照顾孩子只是一个例子，还有的人在家无偿照顾老人和残疾人。在社会上，有些人愿意无偿帮助有需要的人出行，有些人愿意无偿照看独自在家的小女孩。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劳动和付出。并且，我们不应该将有些工作变成有偿劳动。

第二，“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际上是一种纠正机制，解决工作本身趣味性、吸引性、舒适性和收入水平之间不合理的正相关性之间的矛盾。如今，收入水平较高的人基本上也从事着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我们怎么纠正这个问题？答案就是给没有议价能力或者议价能力较差的人更多议价能力。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经常戏弄大学里的同事：“如果无条件基本收入足够高，那么在大学里负责清扫厕所的保洁人员可能赚的比在大学里教书的老师还多。”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现象非常合理，因为符合根据社会贡献分配财富的理念。但我们要明白，清扫厕所是一件很没有吸引力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从事一项通常而言非常没有吸引力的工作，你应该得到更好的收入才对。如此一来，做着有趣工作的人——比如老师和科研人员——能在工作中获得乐趣，这是他们的奖励。而清扫厕所的人能获得更多收入作为奖励。

反驳第二种论点，需要以更深层次的视角看待“无条件基本收入”。“无条件基本收入”不仅不违背公平原则，而且正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我在创建BIEN时，曾经接到过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来信。他告诉我，他认同我们的做法，也曾用一些方法系统阐述过他的理由。此后我让他将观点写成短文。我后来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收录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包括我自己写的文章《免费的午餐有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a free lunch）。在西蒙的文章中他这样写道：“有人问我，美国人的收入中多少是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慷慨一点的回答是，大约10%。有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收入之中，只有如此之少的比例与你付出的劳动有关？从事同样的工作，如今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和一个世纪前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有着巨大差别。还是同样的工作，美国人的实际收入与非洲人的实际收入更是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我们以理发师为例。如果你生活在德克萨斯州，你的收入会非常高。为什么？不是因为你工作时间更长，也不因为你工作更刻苦努力。原因很简单：前人实现了各种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建立起各种社会组织模式，即便是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交通规则，也包含在内。所有这一切发展和进步都与你无关，都是前人的心血和成果。你只是像收取一份大礼一般将其揽入怀中，而前人的成果构成了你收入的90%以上。”

总体而言，“无条件基本收入”只是将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的成果进行了公平分配。所以，它不是从辛勤劳动者的成果中拿出一部钱补贴懒惰者，而是我们从前人成果那里获取的收入中拿走一部分，然后以适度的方式分配给所有人。至于人们靠自己努力获取的收入部分，分配依旧是不平等的——生产效率高的人、辛勤劳动的人，不仅能享受前人的成果，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取更多收入。

界面新闻：在谈起“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时候，尽管很多人也都觉得这是个不错的理念，但仍会感到有些“不适”。在你看来，“无条件基本收入”挑战了哪些我们关于社会的基本认识？

范·帕里斯：它挑战了我们对社会保障的基本认识。历史上，西方国家给公民提供过两种形式的社会保障，“无条件基本收入”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

第一种形式最为古老，名叫“社会救助”，最初由民间团体创立。欧洲从16世纪初开始提供社会救助，当时主要是私人慈善组织和宗教团体负责发放福利。16世纪初，德国和佛兰德斯（中世纪欧洲国家，也就是如今的欧洲西北地区——编者注）的很多自治市也开始提供社会救助。社会救助的对象是穷人，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穷人。这种救助通常伴随着一些分配下去的劳动任务。穷人如何变穷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在劳动、或者曾经劳动过，就可以获得帮助。社会救助从德国开始，后来扩展到英国。最终，全世界各国都以西欧国家为范本开始效仿。

第二种形式是社会保险。德国首先在19世纪末期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相比于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险的出现晚了接近四百年的时间。社会保险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制度，但它能保护工人免遭物质风险的袭扰。因此，工人们愿意将存下来的积蓄投入社会保险体系之中。社会保险能在生意受损、年纪变大、失去劳动能力和非自愿失业等情况发生时为参保人提供救济。这是与社会救助完全不同的制度。先有社会救助，再有社会保险。前者算是某种公共慈善事业，后者则是工人们团结一致的体现。

“无条件基本收入”之所以让人感觉“不适”，原因之一就是它既不是社会救助，也不是社会保险。它首先不是社会救助，因为它的帮助对象不只有穷人，而是所有人都可以领取福利。人们可能觉得这样做非常不合理，因为富人和穷人都可以领取等额收入。其次，它也不是社会保险，因为社会保险只保护缴纳保费的人，而“无条件基本收入”向所有人发放福利，其中既包括自愿失业的人，也包括非自愿失业的人。社会保险体现群体团结性，只帮助不幸的人——那些努力找工作但却屡屡碰壁的人才能得到救济。而“无条件基本收入”却没有体现某个群体的团结性，因为它的受益群体并非局限于承受某种特定风险的人，而是也向主动选择不工作的人发放福利。因此，“无条件基本收入”和社会保险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如此一来，你需要创建第三种模型，要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目前来看，像荷兰这样的国家，会给所有公民都提供帮助，确保他们不会陷入贫困。只要你工作的收入达不到标准，国家就会伸出援手，针对特定人群提供补贴。如果将老年人和小孩子考虑在内，这个群体占到了人口的大多数。于是，国家通过某种制度向公民发放收入。

问题在于，为什么不能通过“无条件基本收入”，给每个人直接提供一条共同的起跑线？这样，所有人都不担心基本的生存问题，也更有工作的动力，比如想要获取更多收入、或者纯粹就是喜欢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认为，饥饿的威胁才是经济有效运行的根本？所以，对“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不适感”来源于，它无法与我们数百年前建立起来的两种社会保障体系融合在一起。

很多人，尤其是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捍卫者，无法理解“无条件基本收入”。他们想要把“无条件基本收入”看成是社会救助体系中某种实用主义的改良进步。通过这种“改良”，我们可以摆脱限制，以更高的效率帮助穷人。还有人将“无条件基本收入”看成是某种不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比如，你无法轻松地将“过劳”（burn out）的人和确实懒得不愿意工作的人区分开来。如今，处于工作年龄但因各种身心原因无法上班的人比非自愿失业的人要多得多。但是，这个不适于工作的群体可能并没有任何身体问题。他们可能患有抑郁症，或者只是之前工作太累因此精疲力竭。我们很难知道一个人究竟是因为心理健康原因无法工作，还是因为懒惰而不愿工作，即便医生也无法给出答案。在这个层面上，有的人觉得“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可行，因为建立运行限制规定严格的社会保险制度难度太大。不过，他们还是觉得“无条件基本收入”让自己“不适”。

我们需要跳出桎梏，从全新的角度思考问题，接受第三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无条件基本收入”不是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的改良版，而是一个与其完全不同的新制度。但它并不会完全取代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它可以是一个兜底制度，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补充。

界面新闻：芬兰正在进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广受关注。一个原因是，它同时得到了来自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支持，这被认为很难得。你是否预料到，“无条件基本收入”会同时赢得左右支持的局面？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范·帕里斯：在展开讨论之前，容我先澄清几个问题。你说的对——在芬兰，是右翼政府在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原因不仅仅是这种做法能降低福利制度的行政成本。很久之前，芬兰社会就对无条件基本收入展开过激烈讨论，过去主要是绿党（Green）和左翼联盟党（Left Alliance）在支持，这两个党都比芬兰传统左派社会民主党在光谱上更左一点。

我们要了解芬兰的基本国情。芬兰此前已经建立了一般性的最低收入保障体系。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基本收入保障制度，与荷兰、法国、德国的制度非常类似。有条件的基本收入制度保护穷人，发放福利时会将人们的家庭情况纳入考虑范畴，还对受保护者的工作情况有所要求。

但是在“无条件基本收入”实验中，人们设定了另一种模式——与以前一样，参与实验的2000人每个月都可以从社会保险机构领取一定收入（大约560欧元），但这个福利是没有条件的。所谓的无条件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参与者的工资收入不设限制。其次，社会保险机构也不会再不厌其烦地派官员催促他们努力寻找工作，询问他们是否提交了工作申请。你想接受进一步培训或者在家照顾孩子，政府都不会横加干涉。如此一来政府可以减少行政开支，因为不再需要派官员监督参与者的工作情况。他们想搞清楚一个问题：2000名实验参与者是否会比以前更积极地投入劳动市场？

但事实上，由于实验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局限性，我们可能很难从中得到什么有用的观察，从而认定这种层面的基本收入制度在未来具有或者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目前芬兰的情况就是这样。跟芬兰国情非常相似的荷兰之前也打算要开展基本收入实验，但最终卡在一个非常细微的关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对于这类实验能给人带来的启示，我向来是比较不乐观的。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给人们更多的自由，它只是针对从人口特定群体中选拔出的少数样本开展的实验而已。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任何地方政府都不会在短期政策中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应该存在的根本原因也很简单：它关乎人的自由。

一方面，有很多自由主义者，他们支持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政府干预。但真正自由主义者并不是想捍卫有钱人的利益，而是想捍卫自由。他们认为国家对自由构成威胁。在这些人看来，只要你支持自由——不只是富人的自由，还有穷人的自由——那么无条件基本收入就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理念。你用简单的方法推进制度运行，拒绝官僚主义，让人们享有自由选择人生的权利。对于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支持无条件基本收入是因为这种理念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而不仅仅是有利于他们或他们选民的现实利益。

另一方面，有很多左翼人士，认为左翼不应该将“平等”和“自由”对立起来。人们总觉得自由是右翼人士的口号，但这些左翼人士表示，自由也是左翼理念的一部分，只不过左翼用更平等的方式“分配”自由。我之前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给所有人的真正自由》（A real freedom for all）。

正因如此，左翼和右翼才会联合起来支持无条件基本收入。他们可能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比如发放收入的数量、过渡期长短等。但他们也有意见一致的时候：右翼人士关心自由问题，左翼人士则关心自由的分配。

在欧洲，对无条件基本收入最感兴趣的两个政党不是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党，而是左翼自由党和绿党。比如说荷兰的六六民主党（D66）就是奉行自由主义的左翼政党，他们一直支持无条件基本收入。但是传统的共产党人对这个理念就不感冒，因为他们主要关心工人的待遇。

界面新闻：那么你如何定义这个左右翼都想要争取的“自由”呢？

范·帕里斯：总体来说，自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狭义的角度理解自由的“可能性”，也就是只能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为所欲为。比如说，法律允许你在五星级酒店里住上整整一个月，可你付不起房费。这就又同时引出一个资源问题。真正的自由不仅是可以为所欲为，更是有充足的资源支持自己的想法。我说的资源不仅仅是基本收入，还有教育、健康医疗服务、公共空间和组织灵活性等。所有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自由，给所有人的自由，那么你已经预先地偏好于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了。

界面新闻：你曾经提到过实施基本收入制度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以中国为例，目前在中国尚未真正建立起你所提到的、西方的传统救助制度。又加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大锅饭时代”，一整代人都曾有过关于“同等收入”的糟糕记忆，这可能也会造成误解。你如何看待“无条件基本收入”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实现的可能性？

范·帕里斯：你提到的这个中国的语境里，非常有必要区分平等的“基本收入”和“同等收入”两种概念。无条件基本收入是一种不设条件、适用于所有人的平等。当然，它其中也蕴藏着鼓励工作的元素。我们仍旧需要构建吸引拥有特定技能人才的劳动力市场，确保充分发挥才智的人和在正确位置安心工作的人能获得更高收入。

一直有人在问我，哪个国家会最先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我最初觉得，荷兰这样已经建立起有条件的最低收入保障体系的国家最有可能。他们已经拥有非常慷慨的社保体系，保护不适于工作之人的基本生活。也许在某一天，他们会想要向开启税收改革一样简化社保体系，向构建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迈出一小步。1985年，我去阿姆斯特丹做讲座。当时荷兰的一个官方委员会已经正式提出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经过漫长的争论后，荷兰人还是否决了这种想法。他们觉得必须奉行“不工作，无收入”的基本原则。这导致荷兰无法推行无条件基本收入，而且荷兰的社会民主党也坚决反对。

1986年我们成立“欧洲基本收入网络”（Basic Income European Network）时，第一次有全世界各国的人都参与进来，比如巴西、南非等。来自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都相信，“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在欠发达国家的前景其实更好。

一位极富盛名的南非经济学家这样告诉我：你真是像卡尔·马克思一样自大，竟然认为只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能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这就好像马克思觉得只有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在19世纪实现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才能践行社会主义一样。但是最终，俄国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道理，他认为南非能在德国和比利时之前建立起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

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印度正在就无条件基本收入进行激烈讨论。印度人表示，与其将钱花在导致腐败的商品补贴和低效的分配制度上，不如废除现行制度，直接给每个人发放适量基本收入。这会对穷人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印度是世界上穷人最多的国家，而且数量还在不断上涨，他们正在认真考虑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这很重要。

现在，肯尼亚也要开展短期的实验了。非洲的同事表示，即便是非常少的基本收入也能对贫穷国家的大量贫困人口造成巨大影响。发放基本收入并不难，管理起来也不难，因为我们身处电子时代。只要穷人有银行卡，我们就能以高效安全的方式发钱。

这其实有点让我意外。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我以为有着发达福利制度的国家才能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制度。这是一条帮助福利国家更好地实现运作的途径，能帮助人们脱离收入陷阱。所以说无条件基本收入还是有前景的。当然，对于荷兰这样的发达国家和纳米比亚、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无条件基本收入来减少人口贫困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

（界面新闻驻欧记者王磬发自荷兰莱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