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楚天学者 陈波

日前，上海市宣布了《上海市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简称“扩大开放100条”行动方案）。上海正致力于建设“五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扩大开放100条”的推出正是上海响应国家战略号召、适应国际经贸发展需要，为实现“五个中心”建设目标而制定的阶段性举措。 

 “扩大开放100条”聚焦五大领域，即以更大力度的开放合作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构筑更加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体系，打造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协同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建设服务全国的进口枢纽口岸，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这些开放措施在上海的推出，体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第一，开放措施与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举措高度一致。众所周知，上海自贸区是中国探索进一步经济开放、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块“试验田”。自贸区改革主要体现在六大方向：金融、贸易（含服务贸易）、投资（负面清单）、科技（含先进制造）、政府职能（营商环境）、法制。而这正好切合“扩大开放100条”聚焦的五大领域。这种契合具有两层深意：一方面，对于自贸区内先行先试的开放举措，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整体要求下，可以将不需要特殊监管需求的内容直接在全市范围内尝试；另一方面，对于不确定能否守住风险底线，但有强烈改革需求的开放内容，可以单独“拎出”放到自贸区内进行先行先试，由此形成自贸试验区内外的改革联动。

第二，强调金融改革。事实上，中国开放的最大短板就在于金融领域，主要原因在于金融开放受制于防范风险的红线。多年来，金融改革就在“监管水平没跟上—风险无法完全防范—金融开放过度谨慎—监管水平无法提高”这样的循环中打转。在此次金融开放中，无论是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市场准入和股权控制放松，还是沪伦通资本项下的开放，都是上海向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迈出的坚实步伐。

第三，率先实践国家开放承诺。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论坛上再次重申了全面开放、推动全球化的决心。“扩大开放100条”中有不少举措是我国对外开放承诺的具体体现。如不少金融开放措施的意向早在去年11月和今年4月就由时任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和新任央行行长易纲在不同场合宣布过；大幅放宽汽车等交通工具准入的措施也与我国去年11月宣布的开放意向相一致；2018版自贸区负面清单也与之前提出的全国版负面清单类似。除了表述略有不同外，自贸区负面清单比全国版还要短，反映出自贸区在外资准入方面比区外更进一步，更加开放。

第四，强调了开放措施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互动。上海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城一地的开放，而是主动结合国家开放战略，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和“长江经济带”龙头的作用。比如，100条开放措施中有4条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其中3条属于金融开放，1条属于平台开放（技术合作）；第27条明确要将自由贸易账户推广到长江经济带自贸区的措施已引起相关内陆自贸区的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

第五，倡导“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扩大开放100条”第五部分“营商环境”中的10条举措，按之前通常的提法就是“政府职能转变”。虽然两种提法的含义大同小异，但却有着实际意义上的明显区别。前者更可能出现政府各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碎片化的改革，而后者以世界银行“国际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评估体系，更容易从企业角度出发，评估改革成果，从而倒逼政府各部门在改革与开放中注意相互协调，实现综合配套。

2018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在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下，心怀建设五个国际化目标的上海在深化开放中的举措无疑会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扩大开放100条”向世人展示了上海拥抱全球化的决心，而接下来尽快落实这100条才能真正给世人以中国坚持全球化的信心。因此，“时不我待”成为关注上海开放与发展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