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特朗普政府及其经济政策有什么关系？在前不久彭博社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格林（Joshua Green）称，2008年金融危机的最大遗产就是特郎普总统的上台。
格林认为，经济危机早已渗透到了政治领域。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不断上涨的股市并不是经济复苏的标尺，而是不断提醒着公众，那些本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的金融精英们变得更加有钱了。相较1990年的存贷危机有1000名银行从业人员被起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几乎没有任何华尔街大人物因其行为担负了任何法律责任。
于是在银行被政府拯救之后，公众的不满从两党内部分别涌现。民主党一方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共和党一方则是茶党运动。在格林看来，这两个运动将美国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两极化的“有毒的”时代。对美国人来说，金融危机最大的影响就是公众对美国体制失去了信心。并且，对银行的失望最终演变到了对政府的失望。这，就是特朗普上台的大背景。
那么，金融危机的最大遗产是否是特郎普的上台? 美国公众对银行业整顿不力的愤怒和特朗普现行的经济政策又有什么联系？对此，界面新闻采访了悉尼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Dick Bryan），悉尼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迪威（Frank Stilwell）和腾讯竞争政策办公室首席经济学顾问吴绪亮。
布莱恩（Dick Bryan）：我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确实有联系，但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特朗普的基本盘（support base）对他的支持来源于1980年代去工业化的进程——大量工人失业，原本的社区也随之消失。因此现在排外情绪是根植于那个时期的——即对二战后工业繁荣的一种怀旧情绪。
但不可否认，特朗普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联系作用。现在他的基本盘和当时购买次级贷款的人们有着很强的联系。他们在经济上所受到的欺凌，他们从贷款经纪人那里得到的‘虚假新闻’，他们因拖欠贷款违约受到的道德上的谴责和大银行被政府救助形成的鲜明对比，所有这些都会使这些人对现状充满敌意进而激发经济怀旧情绪。
特朗普的技能在于，他一方面可以将那些失业的人们的愤怒清晰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又能牢牢掌握富裕阶层的财富和权力。从这个角度说，特朗普并非（金融危机的）‘遗产’，而是美国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重大重构运动。
在金融危机后，政府针对金融机构的改革可以说微乎其微。最大的变化要数对家庭资产负债表的金融监管——主要目的是发现谁是不良风险。那些家庭资产情况属于不良风险并给特朗普投票的人们是金融危机以后被监管最严的一群人。特朗普如此明显的出尔反尔、前后矛盾和疯狂愚蠢，让我们一直摇头并谴责他，但正是这些表现使他将被剥夺权力的选民和大型资本权力（power base in big capital）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方面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在贸易方面保护主义的政策就显得非常有趣。对那些认为制造业工作会回到他们小镇或城市的人来说，这些政策显然是很有吸引力的。但如果关税过于高——或者回归的工作薪酬条件都很糟糕的话，这些政策就会失去吸引力。
但让我们把话说清楚：在今天，相较全球金融交易来说，全球制造业和农业贸易的规模要小得多。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特朗普有任何限制国家间金融服务或国际资本流动的倾向。这样的政策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反全球化。如果特朗普施行以上政策的话，必然将改变他在大型资本中的支持情况。特朗普可没有意图这么干！所以，我认为他目前的关税政策，虽然是事实，但真的只是在'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下的政治表演罢了。
史迪威（Frank Stilwell）：10年前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加上贫富差距和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这是一个有毒的混合体。不应该指责任何一个单独的政治家：短期利益最大化、剥削劳动力和大自然的经济体系本身就有一系列的系统性问题。
当然，如果当年的经济危机能够带来全面性的金融机构监管和改革就太好了。同时，如果各国政府能对金融机构CEO收入限定上限，注重消除贫困和解决贫富差距也是我们渴望的。更理想的，人们能够逐渐减少对大自然的掠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应该有可持续生存的未来。
悲剧的是，很多人，尤其在美国转向了很具有个人魅力但完全不负责任的领导人——特朗普（来解决问题）。他将问题归咎于之前的“政治精英”，并且许诺要“清理门户”（drain the swamp）。这肯定是一个很有效的宣传口号，但绝对不是有效的政治政策。我认为这会让问题变的更加糟糕。
吴绪亮：其一，从地理大发现以来，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政策虽然经历过波波折折，但始终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然而，全球化最主要的固有弊端就是可能会造成财富全球分布的不均衡，而这恰恰也成为反全球化力量兴起的根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后的特朗普上台及其反全球化的贸易政策。但是，不能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最大遗产是特朗普上台及其反全球化贸易政策，因为反全球化贸易政策的兴起，归根到底是由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全球分布不均衡这个固有弊端所推动的，金融危机顶多只是加剧了这个弊端的形成，绝不是根本因素所在。
其二，美国民众对银行业整顿不力的愤怒确实是促成特朗普上台的原因之一。如果将这个原因放到更宽广的历史背景来看，特朗普的成功是由于他抓住了广大底层民众对长期以来被精英阶层和建制派所主导的美国政治、经济现状的不满，而深深渴望“变革”的心理。银行业整顿不力只是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的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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