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的破产，敲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钟声，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冲击。

当世界银行业遭受重创，中国银行业却“风景这边独好”。得益于国际化程度较低和4万亿刺激计划，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后似乎独善其身，实现逆流而上，近年来在全球的实力显著提升，但同样也存在着信贷投放过量的后遗症和严峻的监管难题。

十年间，中国银行业经历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得与失？

擦身而过

每次金融危机爆发时，银行体系因其内在脆弱性，都是最薄弱的环节，并往往伴随着大量银行的倒闭。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不久，远在英国的北岩银行就遭遇挤兑倒闭。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更是敲响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钟声，将欧美经济打入谷底。雷曼兄弟倒闭后的一个月里，全球金融机构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证券市场几乎全线崩溃。

然而，中国银行业却似乎在这次危机中独善其身，受到的直接冲击比较少。

时任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对此的评价是，与危机“擦身而过”，主要是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大受教育以及此后加强银行业改革所致。

危机发生时的2008年，中资银行参与国际市场的广度与深度还很有限。中国五大国有银行除农行外均已完成股改上市工作，而农行也紧跟在2010年完成上市。那时，中资银行海外机构总资产占全部资产总额的比重还不到4%，远低于欧美大型银行40%左右的水平。而且业务范围有限，客户基础薄弱，还没有充分融入当地市场成为主流银行。与此同时，中资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债券交易规模也比较小。

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银行业也一度被要求公开自己的海外衍生品情况。但由于在中国国内，资产证券化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债务的证券化只有零星出现，而信用违约掉期（CDS）则基本没有开展，国内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小。

美国金融家索罗斯就曾表示，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情况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好得多。雷曼兄弟倒闭之时，中国七家上市银行持有雷曼债券资产的风险敞口不到7.22亿美元；中国银行业涉及次贷的金额总共不超过100亿美元，不及美国次贷总规模的1%。

“这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没有下到海里去，当然不会被海水淹死。”时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如此评价。

4万亿启幕

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时，中国遭到的最大冲击是外需市场的瞬间冰冻。

“当时央行执行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行的信贷规模是收紧，到我们一线的直接感觉就是本来就贷款难、担保难的中小企业融资很困难，特别是一些外贸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一位国有大行的基层信贷人员向界面新闻回忆称。

事实证明，中国不可能完全避免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长期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金融危机后美国消费增速减缓后，导致中国很多企业经营利润下滑甚至经营困难，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而自1990年代末剥离大量不良资产后，中国银行业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下行经济周期，因而贷款质量面临巨大挑战。

2008年11月，面对急剧恶化的国际金融形势，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推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

初步匡算，实施这十大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这就是后来外界所称的“4万亿刺激计划”。

同时，为了配合4万亿刺激计划，宏观调控政策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在雷曼破产后的三个月时间内，央行将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7.5%连续下调为15.5%，中小型商业银行则进一步下调为13.5%，分别下调2个和4个百分点，从而在短期内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致使货币信用巨额增加。

此外，央行还下调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7倍，首付比例降低至20%。

从此，中国银行业进入资产负债表大扩张时代。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1.51倍快速上升为2016年末的2.08倍，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 “一骑绝尘”。

影子银行后遗症

在大规模扩张性计划的刺激下，2009年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探底后被迅速拉升，天量信贷增长驱散了通缩阴影。

“形势一下就变了，变成银行求着企业贷款了，特别是能消化大单子的客户。”前述大行信贷员工对界面新闻表示。这其中最受宠的便是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融资平台。

因为项目求快求多，当时有审贷员表示，签字都手软了，根本没时间仔细看什么项目了，可以用“蒙头狂奔”来形容。直到2013年左右，银行才开始反过来收缩贷款。

这也给银行的风险控制带来一定压力，特别是部分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扩张所造成的后遗症在若干年后才得以显现。

“信贷的投放扩张促进了房地产业，导致依存度过高。”一位地方银监局的监管人士如此评价和回忆。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石大龙表示，以房地产行业为例，４万亿计划之前，房企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４万亿计划之后，银行信贷采取总量控制方式管理，银监会限制银行贷款投向房地产行业。此后通过“非标”融资变相取得银行贷款，成为主要融资方式，通道主要包括信托、券商、基金等信托计划、基金产品和资管产品等。这些“非标”融资产品成为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来源。

同样的后遗症还出现在地方债务融资上。回看4万亿计划的融资结构，只有1万亿来自中央政府预算，其他3万亿由地方政府负担。地方政府大量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银行获得贷款，而2013年之后，随着已有银行贷款到期以及银行贷款恢复常态，地方政府不得不大量地利用其他非银行融资渠道（例如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城投债等）进行债务展期或是支持已开工的中长期投资，后者又被外界称为4万亿计划导致的“宿醉效应”。

可以说，中国影子银行的骤增与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监管趋严

过度杠杆、监管缺位、衍生品泛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体系及监管理念的反思。

过度的金融创新使得实体经济发展与虚拟经济发展脱钩，金融危机为监管敲响了警钟。如何处理创新和监管的关系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有些创新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而有些创新则为了监管套利，助力资金脱离实体经济，造成较大的风险隐患。

在国际监管方面，201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告了最新的银行业监管协议——《巴塞尔Ⅲ》，体现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的监管新思维，按照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资本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并行、长期影响与短期效应统筹兼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国际银行业监管的新标杆。

此外，监管者还意识到，金融业具有高度互联性以及虚拟化，这使得金融系统在抵御冲击时愈发脆弱，进而传导到整个经济，迅速带来全球性金融风险。

于是，2011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商业银行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估方法，从全球活跃程度、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五个维度，采用12个指标评估银行的全球系统重要性，并要求相关银行披露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估指标。巴塞尔委员会每年组织各国监管当局开展定量测算，并根据测算结果更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2013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修订后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方法和更高损失吸收能力》，进一步明确了披露要求。同年，巴塞尔委员会圈定了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FI），其中16家来自欧洲，8家来自美国，5家来自亚洲，名单将每年更新。2017年最新版中，中国国有四大行均入选。

十年间，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与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熊启跃撰文称，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深入参与国际监管改革方面，中国积极推进落实各项国际规则，并在多个领域采用较国际规则更为审慎的监管标准，包括实施更高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要求、更严格的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定义（HQLA）、更高的拨备监管要求以及风险加权资产内评法计算产出下限要求（Output Floor）等。

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方面，中国在夯实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与此同时，监管协调机制得到明显加强。从2013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到2017年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了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

与此同时，金融风险已成为中国当前最突出、最显著的重大风险。2013年以来，伴随着经济增速趋缓和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速，银行体系呈现出资金脱实向虚、资产质量下滑、金融乱象频发等突出问题，金融风险快速累积。

其中，银行资金通过非银金融机构流入影子银行。银行之间、银行和非银金融在影子银行领域紧密联系，这其中的多次嵌套、隐性担保、久期错配和信用风险将导致风险容易在金融体系内部扩散，极易导致单一产品或机构的流动性或信用风险迅速演变成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在此背景下，千呼万唤中的资管新规终于落地。2018年4月末，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即“资管新规”。

得病容易去病难。资管新规对新老业务采取过渡划断方式，给予市场一定的缓冲期，但在配套细则还未确定前，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实际业务操作具体要求的认识并不明确，对资管新规具体规定的理解存在分歧。为了避免对政策理解的误区和落实资管新规中可能出现的偏差，金融机构要么采取过急过紧的一刀切方式，要么采取消极等待的观望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近期金融市场的紧张情绪。

9月28日，银保监会正式下发《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资管新框架下的银行理财业务细则由此确立。相比7月的征求意见稿，理财新规的最终版边界有所“放松”。

后续还会有理财子公司细则等规定相继推出。如何在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引导银行深入服务实体经济的诸多领域，做到稳步推进，循序渐进，都将不断考验监管当局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