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第70个年头。70年前，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上海解放对新中国意义重大。没有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经验的共产党人如何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

2018年12月，军史专家刘统出版《战上海》一书，以详实的史料还原了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上海解放第一年中发生的故事。我们从书中节选了有关经济的七部分内容，呈现共产党人和上海人民在稳定上海经济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今天发表系列文章最后一篇，还原上海如何打击投机行为、稳定物价，最终实现全国财政统一的过程。

1950年，陈云在新中国经济建设规划上，提出重大决策：全国财政经济必须统一。以前的战争年代，各解放区都是各自为政，自办财政，解决军政经费。中央手里不管钱，各解放区贫富不均，有的财大气粗，有的则捉襟见肘。

解放初期，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需要粮食和资金支援，中央就要动员各解放区同心协力。上海的粮食储备一直是陈云最关注的问题，必须保证上海有足够的存粮，才能稳定上海的物价。鉴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两次物价暴涨的教训，1950年1月起，陈云就未雨绸缪，要求各地向上海输送粮食。

上海调粮的艰苦历程

1950年1月11日陈云决定调四川的粮食到上海，致电饶漱石、曾山：“四川的四亿斤大米二月初即可启运，但四川刚解放，干部少，华东要派人组织运输并在宜昌建仓。上海和华东是缺粮地区，以多屯粮为上策。务请抽调大批干部去川运粮，统一组织全长江航运。在宜昌建仓换船下江，亦需由你们抽人去组织。”

1月12日陈云电告饶漱石：“我担心的仍是接济华东粮棉问题。除由东北、华东运粮济沪外，想从四川再运三四亿斤，昨已电商由华东抽人组织东运，并于宜昌建仓。此外拟购进大量外棉供应华东。总之，要估计到今年由物资供不应求而来的物价上涨。

1月22日，陈云、薄一波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一旬财经要事报告》：“全国物价比去年十二月底上涨百分之三十，上海粮价则上涨百分之八十，但纱布仅涨百分之二十余。上海现存粮九千万斤，游资专向粮食冲击，我公司因存粮少而不敢在市上大抛，因此粮价过分突出。粮贵纱贱，有去年七八月物价大波动之势，不利于上海工厂生产。因此，今年在纱布与粮食上必须同时增厚实力，除购外棉计划不变外，要增购外米四亿斤，连原计划广东购外米二亿斤，共六亿斤。应急办法是，先调沪宁、沪杭两线公粮，同时抓紧华中、东北向上海运粮，力争改变粮贵纱贱的状况。”

1月23日，陈云就上海粮食供应问题致电东北局高岗：本月上海米价猛涨，估计春荒难关过不去。华中、四川调给上海的公粮，或因山地集中不易，或因船运量小，何时与能否调到，实在把握不大。由于米价贵，进口的外米能否很快运来，亦属疑问。询问东北可否再收买一批大米或稻子，能买多少，何时可买到手。

同日，陈云致电上海副市长曾山：据上海粮食公司经理王仁斋来此报告，华东粮食局说今年财政粮只能拨给贸易部八亿斤，其中有把握的只有六亿五千万斤，与全国粮食会议估计的十七亿五千万斤相距甚远。如果确实，则上海今春粮荒将十分严重。请查明确实数量电告。

1月25日，陈云、薄一波致电饶漱石、曾山：“粮食不足是今年上海和北方的大危机，但最大危机还不在今天而在春夏。京、津、沪在秋粮上市前，必须经常保持各囤四亿斤米。为此，我们拟购外米，同时不惜工本运华中、东北、四川之米济沪，并把华东公粮集中使用。”

1月31日陈云致电曾山：“阴历年前由苏浙皖三省只能运一亿斤米到沪，我以为太少。改变沪米危机，必须下决心在年关前后保证上海存米四亿斤左右，且以后除日常售外，要长存四亿斤，直到秋粮上市为止。”（来源见文后注释1）

1950年1月份，陈云都在为向上海调米，保证上海的粮食储备呕心沥血，这又是一场全国性的战役。由于这次提前动手，春节后的第一个“红盘”，投机商本来想兴风作浪，但在政府充足的粮食储备面前，终于未敢轻举妄动。上海的市场终于稳住了，以后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波动。

财政统一的重要性

经过这一番粮食大调动，陈云更加感到全国财政统一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过去各解放区的分散经营，中央也不了解各地政府的“家底”。很多地方搞本位主义，打埋伏，中央调钱调粮也很困难。特别是地方财政收入不上交中央，而军队和各城市接收的旧人员都要中央拨款开支，中央除了印钞票还有什么办法？为此，1950年2月，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开幕式上做了《财经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觉性》的讲话，他严厉地说：

“关键的问题是收支机关脱节，收入主要在省县两级，中央收不到东西，支出主要靠发行货币，继续下去将天下大乱。我们的对策是实行财政统一。财政统一也有困难，但是小困难，不统一是大困难。因为全局不乱，尚可照顾局部，如全局波动，后果严重。”

“现在仍然处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环境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希望我们垮台，去年对上海封锁，现在又进行轰炸。国内也有不满分子和观望分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把钱弄到香港或美国，又向政府要投资要借款。上海资本家说，‘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许多善意的人对我们的经济十分担心。老百姓对我们拥护，但关心物价能否稳定，还会不会饿死人。”

“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必须尽可能地集中财力物力，统一使用，只要这样做，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不应把眼光放得很小，凌乱地去办若干无计划的事。做财政工作的同志要提高自觉性，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国大范围来看。比较富裕的地区要克服困难，多挑担子。”

“各地财政领导同志不应打埋伏，以多报少，否则，财政的账无法算清，造成浪费。我们的标准不但是不贪污，而且是不浪费。所谓对国家物力财力用得恰当，就是把迟用和早用、多用和少用、先用和后用、缓用和急用的问题解决好。”

“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财政工作不可能不犯错误。我们要小心谨慎，力求少犯错，不犯大的错误。”（来源见文后注释2）

统一财政的实行举措

财政如何统一？陈云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是成立全国编制委员会，人员统一调配使用；二是全国仓库物资统一清理、调度，合理使用；三是厉行节约，集中财力；四是全国公粮统一归财政部调度；五是全国税收统一归财政部；六是组织外贸公司经营出口，回笼货币；七是国有企业统一管理纳税和利润收入；八是人民银行为现金调度总机构；九是军费和政府开支由财政部保障。

通过这些措施，陈云把各地的财政收入统一归到中央，使国库增加了大量的收入。中央掌控了海关、税务、盐业、粮食、煤炭、邮电、铁路等要害部门，实行了统一领导。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陈云办了一批专业贸易公司，实行国家专营。如盐业公司、铜矿公司，以及猪鬃、油脂、皮毛、有色金属、渔业、林业等二十几个公司，这些国营贸易公司统一了全国的经营，便于规划和发展，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收入。

经过建国初期的经济斗争，特别是上海打击投机、稳定物价的斗争，使陈云等中共领导人深刻体会到：市场和生活基本资料不能掌控在私人资本手里，一定要掌握在国家手里，不能允许私人资本操控市场和物价，这对国家和政权的稳定、人民的生活安定都至关重要。一个更大的统购统销、计划经济的蓝图在陈云心中酝酿。

毛泽东对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财政工作的成绩是非常满意的。他后来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来源见文后注释3）

1.《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2. 《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3. 《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87页。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战上海》一书，较原文有删节，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辑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