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上海解放第70个年头。70年前，作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上海解放对新中国意义重大。没有城市管理和经济运行经验的共产党人如何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智慧，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勇于创新，善于创新，战胜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解放上海，安定上海的？

2018年12月，军史专家刘统出版《战上海》一书，以详实史料还原了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上海解放第一年中发生的故事。我们从书中节选了有关经济的七部分内容，呈现共产党人和上海人民在稳定上海经济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今天发表的是系列文章第三篇，解读上海解放初期共产党逐步驱赶西方经济势力，转西方资本地产和房产为国有资产的过程。

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自开埠以来吸引了西方各大国资本前来办企业、开银行、开发房地产。这些冒险家攫取了中国巨额的利润，在上海盖起了高楼大厦。十里洋场的风光局面在解放后发生巨大变化，共产党逐步驱赶西方的经济势力，把大量西方资本的地产和房产转化为国有资产，这个过程延续了将近十年。

收回沙逊大厦

外滩南京路口的沙逊大厦，是旧上海的地标建筑。沙逊家族自19世纪从印度孟买起家，靠经营鸦片和棉花发迹。20世纪初，沙逊家族第四代传人维克多·沙逊来上海发展，当时上海房地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他抓住商机，决定投资房地产业。（来源见文后注释1）

维克多·沙逊的经商特点是将土地租给别人翻造新屋，一定年限后无偿收回土地，在土地上造的房屋也一起收回。发明这种方式的是沙逊洋行房地产部主任、犹太商人哈同。1916年，他把位于南京路和浙江路口的一块地皮出租给郭乐、郭泉兄弟建造永安公司大楼，租期30年，年租金3万银两。合同期满后，造价约15万银两的大楼即归沙逊洋行所有。他用这种方法赚得的房产有南京路劝工大楼、淮海路国泰大戏院、西藏路东方饭店及一些新式里弄等。

维克多·沙逊看好哈同的经营模式，在1925年起开始兴建高楼大厦。首先兴建的是沙逊大厦，当时在南京路外滩有沙逊洋行所有的两座小楼，这个地段面临南京路和黄浦江，三面沿马路，被认为是上海最好的一块土地。于是沙逊决定在这里建一座豪华大厦。大厦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沿南京东路和外滩的外墙使用花岗石。从1926年4月破土兴建，至1929年9月5日全部落成。

沙逊大厦建筑面积36317平方米。大厦高10层，局部13层，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

随后沙逊又陆续建造了河滨大厦、都市饭店、汉弥尔登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解放前上海28幢10层以上高层建筑中沙逊占了6座。建造沙逊大厦的目的是为了收取高额租金。大厦落成后，包租给华懋饭店独立经营，按年收取60多万银两巨额租金。这座大厦建筑成本包括土地作价200多万两，共计760多万两，只要13年时间就全部收回。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维克多·沙逊看到租界特权失去，民国经济形势恶化，感觉大势已去，便将在上海的公司全部迁往香港，同时大量出售产业，进行第二次撤退。

征收房产税

上海解放后，帝国主义特权被剥夺。如何将大量西方资本的房地产收归国有，是一件体现新中国主权的大事。当年西方各国在上海开埠的时候，跟清朝政府签约是要块“居留地”和“租借地”。即土地所有权是中国的，洋人是借你的土地来居住和经商。

鸦片战争后，1845年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一份篡改要义的《上海土地章程》，把居留地、局部租用地变为“永久租借地”，无视中国的所有权、行政权、司法权，以及清朝“道契”的土地使用权。1854年又单方面制定《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以工部局取代清朝政府，正式行使一切权力。把上海租界变成“国中之国”。

民国时代，上海租界大量开放房地产，也形成了一套法规和市场规则。地块按其不同地点形成90多级价格，外滩、公共租界的黄金地块已经达到了昂贵的天价。租界工部局按地价收取地产税，也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

抗战期间，租界沦为被日本人包围的“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由汪精卫政权名义上收回。但是大量的英、美、法等国公民的房地产等遗留问题，汪伪政权是无能为力的。

抗战结束国民政府宣布收回租界，对租界的外国建筑开征地价税，但畏于西方帝国主义的权势，制定税额既低，又经常减免，还是很吃亏的一件事。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在制订上海新税制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一问题：外国人在上海的房地产那么多，高楼林立，别墅成群，为什么不能对他们征收地产税呢？不但要征，而且要大大提高税率。顾准从原来国民党地政局搬来当年租界的档案、道契，把当年租界如何征税、国民党如何征税的情况摸清吃透，会同新上海的税务、财政、地政三局联合行动，对原租界黄金地段上的外国建筑按新的标准征收地价税。

这个行动也得到上海外事部门的配合。西方国家不承认新中国，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上海的外国老板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只能服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法令。

于是，在顾准主持下，上海市税务局对大批外国著名建筑开征地价税。这些建筑，昔日多是高档酒店饭店和会所，解放后西方游客不来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奢侈行业陷入难以经营的窘境。外国老板都无法按新规定交纳黄金地段的地价税和滞纳金。

与此同时，顾准按照西方会计界“应收应付”纳税惯例制定的《税务概要》，税务局查实了这些外商的所得税欠交款，依法将各种催交税款的通知连连发出。一些外国产权人最后决定将房地产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沙逊的地产如华懋饭店、华懋公寓等都是如此。

顾准这样描述自己的做法：“1949年上海接收后，我们利用1945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搞起来的地价税，加重税率，对私有土地按估定地价比例征税，国有土地当然是不征税的。征收从价地价税，谁都提不出反对理由。可是严格征收的结果，凡是地价昂贵土地上的房产收入，都抵不上应付的地价税。仅仅一年多，即到1950—1951年冬春，许多外国资本家都宁愿把房地产抵交欠税，自己则悄悄溜走了。”

他举例说：“上海有名的沙逊，把南京路外滩的沙逊房子（现在的和平饭店）和旧法租界的华懋饭店（现在的锦江饭店）抵交欠税后离开了上海，许多外商银行、地产公司、重要洋行，上海才解放时还赖在上海不走，经过1950年春的罚款和一年多的地价税，也纷纷关门溜走了。”他最后总结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来源见文后注释2）

1950年，沙逊集团因积欠巨额债务，把新沙逊公司、新沙逊银行、华懋地产公司、远东营业公司、上海地产投资公司以及华懋饭店（沙逊大厦）、都城饭店、华懋公寓（锦江饭店北楼）等9家企业在华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中华企业公司，结束了在华业务。

1952年，上海市政府接管沙逊大厦，1956年作为和平饭店开放。

注释：

1、《解放日报》1949年10月7日。

2、《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172页。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战上海》一书，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系编者所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