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这句话，出自小说《上班族的一日》，作者是有着“台湾地区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作家”之称的陈映真。

陈映真最广为人知的小说是《将军族》和《山路》等等。比起这些名篇，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或许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更为相近。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创作这一系列，其中包括《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以及《万商帝君》四篇小说。值得一提的是，该系列也是他1975年出狱后发表的第一批小说。

“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讲述的是一栋典型的办公大厦华盛顿大楼里的跨国公司的故事，主角们就是出入华盛顿大楼的上班族。这栋大楼位于台北，进入这样的办公大楼工作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光荣象征。就像一位在乡下长大、从工厂调入华盛顿大楼总办公室的主角进楼时所感受到的那样——他怀着欣快的心情看待这座即将带给他职业尊荣的大厦，眼中所见是“分成四栋的十二层建筑，像一座巨大的轮船，笃定、雄厚地停泊在他的对面。走廊的竹子，是黑色的大理石片砌成的。……整栋大楼的大历史显得干净而明亮。……楼下的几个大门，都用不同花式的铁栅锁着”。（《云》）

台湾淡江大学退休教授吕正惠在《理解陈映真思想与艺术之谜的关键》一文中写道，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与他出狱后供职于美国药商公司的生活有关。彼时正逢台湾地区经济进入繁荣期，陈映真接触并观察跨国企业中高级主管的生活，这些主管通常英文流畅、说话经常中英夹杂，开着高级轿车出入高级场所，“享受着台湾地区经济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所能得到的、最丰裕的物质生活。”陈映真书写的重点当然不是高级主管的奢靡生活，作者本人曾在此系列的序言中透露，他是为了书写现代企业行为下的人，观察跨国资本到底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作家穿透跨国资本编织的甜美的、诱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穿透层层欺惘的烟幕”，进而“争取理解人和她的处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陈映真小说全集日前由理想国推出，在此之前，他的小说在大陆虽有结集出版，并无机会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值此际遇，我们不妨一起走进这座巨大轮船一般的华盛顿大楼，与近半世纪前的全球化图景和小人物写作遥遥相望。

晋升魔咒：上班下班如同无形的巨大网罟

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主角黄静雄（小说中以英文名Olive称之）在一家外企公司待了五年，晋升副经理的梦想马上成真之际，位置被人顶替，因此赌气辞职。过去五年间他不断升迁，从会计员、高级会计员到信用组主任再升表报组主任，下一跳便是副经理那间独立的办公室了……直到升迁梦破灭，他才对上班这件事产生了质疑：“上班，几乎没有人知道，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杀多少才人志士啊。”上班在黄静雄看来之所以是个骗局，是因为他往日对工作有着极大的投入，“十年来，他生命最集中的焦点，最具创意的心力，都用在办公室里的各项工作上。”作为骗局的上班也确实为他提供了生活的保障，他本希望借由升职再次缩短还房贷的年限。

晋升的魔咒不仅笼罩着黄静雄一人，在陈映真的小说《万商帝君》中，职员林德旺同样渴望晋升。他崇拜他遇到的manager和他们流利的英文，在公司的一两年里，他对manager这个词产生了迷恋，将当上manager作为人生至高无上的目标。正在逐渐发狂之时，他看到了一则招聘manager的广告，如同咒语一般让他心神镇定了下来：

“这个魔术一般的英文字——manager，这个黄金宝藏一般的观念——经理，这个神奇的发音——马内夹，在林德旺逐渐狂乱的心智中，发生了咒语似的效用。”

他继续在报纸上寻找提到manger招聘的广告，

“这世间还有那么多的manager等待着有能力的人去做咧。……sales manager，他谨慎地读出来，这个位置也是我的。他然后又看到一个小小的英文广告：liaison manger wanted……可惜的是林德旺看不懂liaison这个字，但manger这个字，他是十分有把握的。”

职位升迁塑造了上班族的生活习惯与生命期许，所服务的公司也编织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网络。回到黄静雄的故事中来，即便他真的辞职，也仅仅是被这个网络所抛弃罢了。为了发泄内心郁闷，他打电话与朋友诉说，结果只听到了对方带着炫耀的抱怨，他这时才感到，脱离了公司之网自己并无别处可去，“他忽然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单。他这才想到：这一整个世界，仿佛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身为上班族的人们搭乘公共交通，为的不过是在这个大机器中找到一个位置，而相对于办公室而言的家则显得“荒唐、陌生而又安静”，在这里的生活不过是为了再将一个同样的“上班族”养大，此外还须考虑房贷和生活的成本……黄静雄前一日盛怒下赌咒辞职之后，立刻便感到他其实早已落在“重重的生活的，驱使每一个人去上班、下班的无形的巨大网罟之中，难于动弹”。

乡关何处：从乡下走向华盛顿大楼

除了描绘上班族深陷现代公司的网罟之中、除了公司无处可去，陈映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也写出了跨国资本运作过程中他国与本地的冲突。在小说《云》中，我们可以看出跨国企业中本地人与外国老板的微妙关系。出身乡下、从工厂调入总部的张经理对于美国老板充满感激和敬意，勤奋地学习老板为跨国公司辩护的材料，服膺上司所说的今日跨国公司角色应当从压迫者、掠夺者转变朋友和协助者：“调动资源国家中一切积极的条件，博得资源国家政治、文化、员工的忠诚、谅解、友谊和勤奋的工作。”

张经理如此这般成为了美国公司在台湾地区的“杠杆点”，然而不可否认，他确实会在与美国老板的交际中体会出对方“那些友善、亲切、善意和热情的外表的里侧，有一股隐约，却也确实的淡漠”，感受到美国老板在中国下属前“一种无由言宣的威仪”。

公司中男女之间的爱情战争，有时就成为了跨国资本与台湾本土之间激烈冲突的象征和隐喻。在《夜行货车》里，女主刘小玲是财务部负责人的情妇，同时也是外国上层的“猎物”，她并不能抗拒外国上司的骚扰，又因为做情妇不能长久，转而投向了公司里的另一个年轻人——一个出身贫苦的本省人的怀抱。值得补充的是，跨国公司大小领导的生活中总是少不了情妇，这也是陈映真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所反复指出的；《上班族的一日》的主角也有情妇——正因为有情妇，他才从普通上班族变成了有情妇的小主管。 

刘小玲的两位情人在表达嫉妒时是不同的，仿佛情欲与嫉妒也受到了跨国资本的规训。她的华人上司情人虽因她遭受“调戏”而感到愤怒，但很快就从愤怒中平复了，他的愤怒“径自迅速地柔软下来，仿佛流在沙漠上的水流，无知如何地、无助地消失在傲慢的沙地中”。其原因正在于，他意识到自己身处跨国资本之中，他的花园洋房、他的上升途径全在外籍老板的掌握之中，这一切压过了他的受到羞辱和威胁的雄性自尊心。与被跨国资本规训得服帖的上司情人不同，与她相恋的年轻本省人则显现出嫉妒、与她争吵甚至暴力相加，在得知刘小玲将远赴美国时，他愤然离开，被一列轰隆而过的货车拦下脚步——“夜行货车”成为了整篇小说的核心意象——“在平交道上拦住他的那一列货车。黑色而强大的、长长的货车，轰隆轰隆地打从他跟前开过去。”围绕刘小玲展开的、本省青年—上司—外国人老板之间的多重关系，最终以青年愤然反抗辞职终结，他对着中国上司宣誓再也不要“鬼龟琐琐地过日子”——结合职场与情场的双重处境，这个宣誓更显得意味深长。

《云》中的张经理来自乡下、一个没落的矿区，《上班族的一日》里刘小玲的青年情人来自乡下，《万商帝君》的林德旺也来自一个他认为“愚昧、混乱、肮脏、落后”的故乡。乡下是以华盛顿大楼为代表的跨国资本的对照，从乡下来的小人物的希望，诸如攒钱、出人头地、过上好日子，也与华盛顿大楼高耸入云的愿景“复兴美国理想于全球”形成了对比。

从乡里出来的林德旺认为，一定要开一部裕隆仔回去才算成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种理想，林德旺的姐姐要求不断借钱扩充门面的弟弟返乡，理由是“我们是做田人，做田人有做田人的去路”，况且，“花草若离了土，就要枯黄。”从写于1960年的《故乡》开始，返乡与否的矛盾就存在于陈映真的小说中。《故乡》里大学毕业的“我”不得不返乡，返回那个“那个栽着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台的故乡小站”、那个常年笼罩于煤烟底下的故乡。在小说结局处，“我”反复呼喊着：“我不回家，我没有家呀！”

在这几篇将华盛顿大楼与台湾乡下隐秘联结的小说里，《云》的特别之处在于围绕建设新工会、让女工小文的日记与张经理的故事平行交错，来自乡下的女工的心理变化和张经理与跨国公司美国老板的利益至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工人建立工会的过程中，女工逐渐意识到有一种为他人生活的人，他们“以木讷的政治和并不喧嚷的正义心及勇气，自己吃亏、受辱，却永远勤勉而积极生活着的人”。同样出身乡下的张经理从工厂调入华盛顿大楼总部，在跨国公司的理念中迷失自我，他满怀敬意地学习美国上司的思想，成为了跨国资本在当地立足、扩大影响、调动积极性的“杠杆支点”。同样是支持建立工会，张经理和他为之效力的美国老板与女工的出发点和立场截然不同，之后付出的代价也不可比较：女工被纷纷解雇，而跨国公司老总可以对此不负责任——看似崇高的理想是以利益驱动的，是随时可以被摒弃的。将跨国企业为人类增进福祉的理想拆解，并以乡下工人的实际处境对照，也体现出了陈映真所说的书写“华盛顿大楼”系列的目的——“作家首要的功课，是自觉地透过勤勉的学习与思想，穿透层层欺惘的烟幕，争取理解人和他的处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实；理解企业下人的异化的本质。” 

为后街立传：为他人的生活，为他人的文学 

陈映真在小说《云》中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生活，应当为别人还是为自己生活。主角张经理师大毕业后在矿区教书，曾是坚定的为别人活的人，后来却将这一目标忘记了，也忘记了响应建立新工会的女工们。“曾经为了别人的苦乐、别人的轻重而生活的自己，变成了只顾着自己的、生活的奴隶。”从跨国公司解脱出来的他在读罢女工的日记后，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新的认识：“自以为很辛苦地工作着的这两年来的生活，其实是懒惰的生活。只让这个迅速转动的逐利的世界捶打、撕裂、锉削，而懒于认真寻求自己的生活。 ”  

为他人的生活是贯穿陈映真小说的主题，为他人的文学也是陈映真思考的重点。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陈映真的文学阵地由《现代文学》转向《文学季刊》，体现出了他与现代主义的分歧。据与陈映真同为《文学季刊》“五虎将”（包括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七等生和刘大任）的刘大任介绍，《文学季刊》也翻译介绍外国作品，但百分之七十都是自己的文章。在发表于1967年的《期待一个丰收的季节》一文中，陈映真对台湾现代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

“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抗……台湾的现代派在囫囵吞下现代主义的时候，也吞下了这种反抗的最抽象的意义。我说抽象的意义，是因为在反抗之先，必须有一个被反抗的东西。然而，与整个中国的精神、思想的历史整个儿梳理着的台湾现代派们，实话说，连这种反抗的对象都没有了。”

用刘大任的话说，陈映真与他同时怀疑台湾的现代主义发生是毫无根基的“无病呻吟”，因此在《文学季刊》发表的作品《最后的夏日》中，“现实的影子出现了。” 陈映真最终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并在70年代成为“乡土文学论战”的代表人物。

后来在美国爱荷华与陈映真相遇的王安忆认为，这个争论虽是现实主义与东方现代主义的争论，但核心更是文学和人民关系的问题。王安忆说，“他是一个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作家必须关心的利益。”在王安忆母亲茹志鹃的记录中，陈映真谈及台湾文学，认为台湾文学存在双层的断裂——一方面与五四文化割裂，面向西方并与自身经济社会结构脱钩，学到了西方的皮毛；另一方面在汲取“群众语言”方面，台语与国语距离较大。在与国际作家的会谈里，陈映真也表示对东欧文学越来越走向个人的倾向非常失望。（《母女同游美利坚》）

在“华盛顿大楼”系列中，陈映真书写了在华盛顿大楼里工作的高级主管，也书写了远离家乡、疲乏不堪的女工——就如他所自陈的，他的文学是关于“后街”的生活：

“他为《人间》杂志采访时，他看到的是饱食、腐败、奢侈、冷酷、炫丽、幸福的台湾的后街：环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如果要他重新活过，他无疑仍然要去走这一条激动、荒芜，充满着风雨无比的，因无告的痛苦、血泪，因不可置信的爱和勇气所提炼的真实与启发的后街。”

在东海大学一门叫做“台湾社会变迁”的课程上，社会学系教授赵刚将陈映真的小说作为唯一的阅读材料，他认为，为这些小人物一篇篇的立传比历史还真实：“台湾地区的现当代史所可能具有的历史记忆将更为粗疏稀薄干枯，而历史意识也将注定更同质更空洞，因为我们只能空洞地记着一些大事件的年与一些大人物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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