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积极心理学火爆到了什么程度？在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超过了曼昆的经济学导论，在选修课程中人数排名第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喻丰在最新出版的随笔集《遇见幸福》中称，他在西安交通大学讲授积极心理学课程时，“凡选课必过千人，凡上课必挤满教室”，教室里不仅有选课的学生、旁听的同学，还有心理学同行甚至外地来的爱好者……

积极心理学火爆的另一面，是社会上涌现出了多种多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幸福方法论。受到认可的学院派积极心理学和鸡汤民科的区别在哪里？积极心理学和我们常说的“正能量”是不是一回事？在《遇见幸福》出版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喻丰，就如何看待积极心理学成为一门显学展开了探讨。

他在《遇见幸福》中向读者提供了一些积极心理学的知识和方法，尤其强调一颗“主动的人心”，指人应该主动、理性地思考生活和追求幸福。在采访中，喻丰也对不同的“积极”做出了区分。他认为，“我能够被人利用说明我自己还有价值”这样的积极不是真正的积极，所谓“狼性文化”中的员工也不是真正的积极；真正的“积极”是让人出于内在的兴趣，朝着发挥自己美德和优势的方向去发展。

一种常见的批评是，过度迷恋幸福、仅仅关注个人内在情感可能会遮蔽一些重要问题，例如社会和企业的责任，是一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哲学。对此，喻丰看到，积极心理学是一个微观学科，无法像社会学、政治学那样进行宏观思考，他说这门学科告诉人的就是，“哪怕在非常悲观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积极地来做个体能做的事情。”

01 幸福真的可以商品化吗？

界面文化：《遇见幸福》谈到，积极心理学成为了一门显学，而显学则容易成为庸俗之学。能谈一谈这方面的具体体会吗？

喻丰：体会太多了。自从积极心理学开始热门，一下子就特别火。本来积极的东西就没有消极的东西深刻，而且一旦大众化，也往往难以很深刻。为什么积极心理学很容易大众化？因为教人开心是有吸引力的。市面上就会有很多人开始做积极心理学的事情，如果确实能够帮助到别人，挣钱也是应该的，但是正儿八经经过科学训练来做这件事情的人相对不多，凭着一腔对生活的体验就来干这个事儿的人，数量是我们这些科研人员的百倍千倍。科研人员做了许多实验才能说一句不那么满、推广性不那么强的话，社会人士却可以说很极端的话，创造出的一些自己的方法，让积极心理学变成一个有些鱼龙混杂的行业，这也让不少学者很困扰。

界面文化：因为是显学，积极心理学似乎很容易和消费联系起来，让幸福变成一种产业。你是怎么看待幸福商品化这种现象的？

喻丰：我出书也是幸福商品化了，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公众需要有了解如何科学地幸福的渠道，而科研人员跟公众之间的距离又特别遥远，中间给公众传递信息的是热爱积极心理学的社会人士。商业化的好处是有可能让公众能够接受到一些好的信息；另外，公众花钱就是投入了，对一件事情有沉没成本，就更有可能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但坏处是有可能让信息变得爆炸，人们需要在纷繁的信息里面去寻找可信的信息。

界面文化：既然市面上的积极心理学作品鱼龙混杂，有没有什么积极心理学作品比较适合普通读者看的？

喻丰：都适合普通读者看，积极心理学的内容就是写给普通读者的。马丁·塞利格曼（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作家，被称为“现代正向心理学运动之父”）就说，积极心理学是脖子以下的，也就是更多是去做的，而不是去想的。科研成果也是服务于普通人的。

社会人士引用的一些东西其实有一定的来源。比如正念这个概念特别火，这是积极心理学的一个研究点，正念时人会进入一种意识相对集中的状态，会心跳减速，感到平静。民间就有很多人把它联系上一些离奇的东西，例如喝茶可以正念，喝咖啡也能正念，听讲佛法也能正念。但引入这种概念其实是需要做实验的，是需要经过科学检验的。

界面文化：积极心理学跟所谓“正能量”有没有关系？

喻丰：积极心理学是在传播正能量吗？倒也是。积极心理学是一种心理学内部的思潮，把心理学朝某个方向上导引，肯定不是某种人的内在的能量。在量子力学出现之前，所有的伪科学、民哲都喜欢说能量。从普通人的理解上来说，积极心理学肯定更偏向于正能量，而不是负能量。

界面文化：有人批判“正能量”和积极心理学在社会范围内似乎形成了一种霸权，但你不认可这种观点。

喻丰：社会层面上可能有霸权，纯发表层面我认为没有。一些学者认为做消极的东西更难以发表，我不这么觉得，我在很多杂志做审稿工作，退稿的更多还是积极的内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虽然积极心理学的比例在上升，但从数量上来说，其他内容还是多于积极心理学的。

界面文化：是不是学积极心理学的学者会比较积极，做精神分析的学者比较消极？

喻丰：不能说消极，每个学者都会受自己所学的东西影响。精神分析强调人的潜意识，强调人的早期经验，就会把人朝着潜意识的方式去理解，会尽量把原因扯到小时候、原生家庭的各种事情上，否则很难用理论来联系实际。每个学科都会给做这个学科的学者带来一些烙印，人也不可避免受到自己习得那些理论的影响，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解释世界。

积极心理学解释世界的时候不看过去，我们倾向于觉得过去就过去了。如果你觉得它有很大的影响，它就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人生还有很长，你未来还有潜能可以开发，还有自己的优势可以应用，这些跟过去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02 幸福可以量化吗？快乐积极是个体的责任吗？

界面文化：我看积极心理学的一些内容，好像总是设定了一个特别完美的状态在那里，但一个人总是离那个最理想的完美状态很遥远，总是有什么缺陷，有某种品质需要提升。积极心理学是不是会带来这种新的焦虑和自责，或是某种自我提升的执念？

喻丰：你看我的书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我没有设定一个很完美的形象，我甚至说人性都不是善的。我接触过在中国做积极心理学的老师，他们常常秉持人性善的想法，人性不善怎么积极心理学？但我设定了一个很低的标准，就是相信在坏的情况下，一个人还能选择做一些好的事情。

积极心理学不是要你完美，而是要你找到自己的长处和优势，把它们发挥出来。每个人都达不到自己的上限，人就是要接受自己永远达不到自己能够达到的上限的状态，但是你知道哪个方向能去做就好了，朝着发挥你自己美德和优势的方向去就好了。你有一种内在的志趣，这样去做你高兴，至于能达到什么样的成就，那是之后的事情了。

界面文化：有种意见会指出，我们这个原子化社会，社会隔离已经造成了很多的孤独感。这个时候追求幸福其实可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加剧人的自私自恋，加深孤独感。但是我从你的书中看到，你其实有好几篇文章是在讲人和人关系的。所以这些批评有没有道理？

喻丰：我的好多篇文章都是讲社会支持的，从积极心理学角度上来讲，一个人如果缺了社会支持，没有朋友，会缺乏自尊，这很痛苦。社会拒斥，或者叫社会性死亡给人造成的负面心理结果极大。实际上我讲的是人的主动性、能动性，能动性不完全是自私自利，而是我们能主动地、有一种内在动机驱使地去做某件事情。我要去主动做，不是别人逼迫我来去做。而我主动做的这种事情可能是利己的，也有可能是利他的。那就是一种选择。

界面文化：积极心理学好像总是在量化幸福，比如说一个人赚的钱在什么区间内，幸福感如何变化，幸福是可以量化的吗？这样是不是一个人的快乐也好像变成了KPI？

喻丰：因为要做实证研究，就不可避免要量化它。最初的积极心理学研究就很浅显，就是做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有钱幸不幸福，有多少钱才幸福，这是日常生活中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也是最容易做的事情，这就是最早量化的由来了。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会用正向负向情绪量表，让你给自己的情绪打分，把快乐或悲伤的程度从1到7打个分。对人心的测量就是这样，只能把它当成一个连续体，进行分割，做出量化，不是一个特别精确的值。心理学上认定快乐是个积极情绪，悲伤是一个消极情绪，但有的情绪是混合的，比方说敬畏的情感是想靠近又想远离，这种情绪就是积极和消极混杂。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悲喜交加，是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工积极和消极的情绪。

积极心理学有一个积极比，也就是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混合在一起的比例，大概是8:2，也就是8分的积极情绪和2分的消极情绪。还有一些其他的比例，比方说夫妻关系的研究中，夫妻之间有一件糟糕的事情发生，比如两人吵架，大概吵一次要做5-8件好事才能抵消回来。你产生了一丝消极情绪，得要产生强度大于它5倍的积极情绪才能补回来。

界面文化：刚才谈到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比如积极心理学会认为，人的收入超过了一定数目，对幸福感的影响就没那么大了，这是不是可能让我们忽视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

喻丰：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个结论你也可以把它讲成没钱肯定不幸福，有钱也不见得幸福。这样解释的话，对没钱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钱，但有了一定金钱之后，钱也就没有太多的作用了。所以，人究竟怎么去寻求幸福？还是需要一些方式方法的。积极心理学就是帮助你找到这些方式方法。

界面文化：这是不是有一种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个人的感觉，好像社会就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了。

喻丰：积极心理学很想去影响政府决策，不过不容易。每个人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你当然可以抱怨，但你也可以想把它变好。虽然以你一己之力很难变好，那我教你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让你自己过得幸福快乐一些。哪怕在非常悲观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积极地来做个体能做的事情。

界面文化：也不光是国家，比如企业老板也会让劳动者积极起来，认可诸如“996是福报”那一类说辞，好像企业也不要负什么责任了。

喻丰：我们做过积极企业的项目，让企业有积极向上的文化不是个人的事情，是企业上下之间的配合，也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问题。有一些基于企业的研究发现，积极心理学提倡的积极或者是道德的企业文化，不会让公司的凝聚力和业绩下降，但要看领导愿不愿意冒这种风险。

积极的企业文化不是那种“狼性”的企业文化，我们不觉得“狼性”文化是有内在动机在驱使的，我们想要创设的是一种随和、平静、有爱的文化，让员工充满内在的动机，让他们自己想要去做，而不是后面拿个皮鞭抽你。企业的事情很复杂，但基础的理念就是找到每个人的优势，然后发挥优势——这个人有领导力，就让他/她当领导；这个人的优势是公平，你让他/她去干薪酬；这个人的优势是对美的欣赏，你就让他/她去把关设计。调动员工的这种内在优势，公司不用“996”胜似“996”，因为大家做事情都很有兴致。当然很多时候，企业文化不是由员工自己两两之间交互或者是一群人之间交互就能创设出来的，更多是一种由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似乎做这件事情的前提是要改变企业领导人，把他/她变成一个信奉积极心理学的人。

积极企业并不像积极教育那么容易。教育好做一些，因为虽然成年人有时候是邪恶的，但大家都希望小孩子生活在童话里，成年人的“狼性”大家能忍，但让小孩子“狼性”大家不能忍。传统教育理念是衡水中学那样打骂逼和应试，孩子被摧残得特别惨。用积极心理学的方式找到这些孩子的优势，让它得以发挥，孩子的内在动机就会出现，成绩自然而然也会提高。这样的方式大家非常容易接受，我认为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望多半是童话式的，不想让孩子接受社会黑暗的那一面。

界面文化：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就有讲新自由主义下的个人的自我剥削，你怎么看待这种“积极”？

喻丰：这用心理学的话来说叫自我非人化，即觉得自己是个机器，不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我能够被人利用，说明我自己还有价值”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加这句解释，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说，这叫认知失调——我的内心不能承受这件事情，但是要给我自己一个理由，如果不给我自己一个理由，我会崩溃。

这是社会病态的结果，从积极心理学观点来说，我们不觉得这种情况是人真的出于内在兴趣来做事。这是一个你不感兴趣的事情，非要去做，然后给自己强加的理由，因为依靠内在兴趣来做事是不需要理由解释的。

界面文化：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些，你其实挺悲观的。

喻丰：我也许是挺悲观的。心理学不像社会学、政治学那样进行宏观的思考，它是微观学科，微观学科就是在你不能宏观地做什么的时候，对自己做些积极性的事情，调试看待自己的方式。

03 积极心理学对所有心理学子学科都有“染色”作用？

界面文化：可能读者较早接触积极心理学是哈佛幸福课，这个课当时的热度超过了曼昆的经济学导论，成为了哈佛最受欢迎的课，能不能稍微讲一讲积极心理学在中国是怎么引发重视和关注的？

喻丰：Positive psychology这个词在英文世界里流行起来，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的导师彭凯平教授是清华心理系主任，他2008年回国复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认为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要找一个研究的方向，不和传统研究方向离得很近，那样就没有特色和优势，但也不能太脱离大众，所以就找到了积极心理学，他自己也受到了积极心理学理念的感召。我2010年到清华大学读博，是他第一个博士。现在积极心理学做得最好的就是清华，今年12月6日积极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在清华成立，似乎才标志着中国心理学界开始认可积极性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方向的确立。

界面文化：书中你有谈到，亚伯拉罕·马斯洛（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第三代心理学的开创者）提倡“积极心理学”，他是从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个体心理学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自卑与超越》当中得到的启发。你还谈到，“积极心理学”混杂在存在主义、人文主义甚至个人体验中。作为一门学科，积极心理学的思想来源究竟是什么？

喻丰：马斯洛学术背景很复杂，他是出身于行为主义流派的心理学家，最后变成了人本主义的心理学代表人物。马斯洛博士论文做的是猿猴的支配权和性行为，他自己有了孩子之后，就抛弃了这个方向，觉得人应该像人，人应该有人的尊严，发挥人的潜能。他在《动机与人格》里提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需求层次理论，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叫Toward A Positive Psychology，朝向一种积极心理学，他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会朝向一种积极心理学的方式去发展，但并没有说清楚这是什么东西。

人文主义强调个体，强调个性，和现在西方流行的思潮几乎类似，马斯洛也是这样，特别强调人的主动性，强调人的潜能，强调人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有心理疾病不要怕，你有潜力战胜自己的心理疾病；自卑也不要怕，你有潜力超越自卑。这是从阿德勒那儿来的思想。存在主义心理学，简单来说就是人人都有存在焦虑，比如死亡恐惧，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时会产生一些心理反应，产生某种固定看法或者意识形态，影响人之后的行为。一旦产生了存在焦虑，人就会觉得丧失控制感，就想要补偿，找一些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来做。存在主义心理学的宗旨就是要靠发挥人的潜能来愈合存在焦虑。

马斯洛出身行为主义流派，这个流派是约翰·华生最先倡导的，华生出身于功能主义心理学，功能主义心理学和美国当时最主流的实用主义哲学有关。按照心理学讲实用主义来说，说清楚事情的功能比说清楚事情本身的结构要更加重要一些。也就是说，心理学要有用。马斯洛反对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有用，但是他的用处是神经病心理学，只对神经病人有用，马斯洛觉得要对所有人都有用。他也反对华生——华生也有用，但那是小白鼠心理学，只对动物有用，对人来说没有太多作用。

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是马丁·塞利格曼，他原来也研究行为主义心理学，做临床咨询心理学，跟马斯洛一样研究小动物。他做了一个成名作，把老鼠装在笼子里，外面放吃的，老鼠出去吃东西，一出门就电击，一直到老鼠眼睁睁看着你把电击装置拆掉，外面再放吃的，老鼠很饿，但再怎么诱惑都不出去吃了。这就是习得性无助，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面临老鼠那样的境况。他于是就想，能不能不要习得性无助？能不能习得性乐观？他来清华时我们聊天，他说女儿出生了，就觉得不能把他女儿像动物一样关注，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他认为原来的教育似乎都没有关注孩子本身的优势和天性的发展。传统心理治疗是治疗心理焦虑或者抑郁，而他指出大部分人没病，把人的天性潜能发挥出来是重要的。

界面文化：马丁·塞利格曼提出积极心理学之后，它就在美国流行开来了吗？

喻丰：马丁·塞利格曼1999年当上了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在致辞上做了一段演讲。他说，传统心理学有三大命题，第一个是治疗心理疾病，第二个是寻找天才儿童，第三是发挥人的优势和美德，似乎我们都忘记了后面两个主题。他当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就要扭转心理学研究的方向，把原来传统的主题重新拾起来。他于是开始倡导积极心理学，找了一批研究幸福、道德、审美这些更积极话题的心理学家，在美国心理学会的旗舰杂志上发了一期专刊，就叫“积极心理学”，他把自己的致辞写成引语放在最前面，从这时起，积极心理学才正儿八经开始火了。虽然他之前也做过一段时间积极心理学，但如果没有当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经历，我想可能也难流行。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认为，积极心理学的主题不仅是幸福，而是一种思潮，一种研究偏好，和一种研究者和实践者的个人选择。积极心理学对任何心理学子学科都有“染色”作用，能不能讲讲具体是什么意思？

喻丰：有人会把积极心理学当成心理学的子学科，也就是一个独特的研究方向，我觉得不是。因为不管做什么，都可以从积极的角度上做，也可以从消极的角度上做。现在做心理疾病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进行分类，说这个叫心境障碍，这个叫焦虑障碍，这个叫人格障碍，心境障碍里面又有200多种分类。我们也可以用积极的方式来做，把人的优点进行分类，就是对同样一个事情你怎么看。再比如组织管理心理学，你可以研究员工的职业枯竭、职业倦怠，研究他们为什么干不下去，你也可以研究员工的幸福感。像消费心理学，原来研究人在压力的时候进行购物，现在也有很多人研究消费者的幸福感。所以我觉得对于心理学所有的子学科来说，积极心理学就是一个思潮，让人知道这些概念还有反的一面，也可能是好的一面。